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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 : 缺憾和可能的突破

政治学人 · 公众号 · 政治 · 2017-01-17 09:3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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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文章认为，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的核心和基础学科，一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但恰恰在这个为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学界的发展仍然很缓慢。在梳理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简要变迁历程之后，文章指出了中国目前比较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文献掌握和学科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比较(Compare)与对比(Contrast)是人类观察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最本能的方法之一，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需要使得自己的结论有说服力，都离不开比较，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例如当我们需要作这样一个判断:“北欧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制度”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福利制度。此外，什么是福利制度，以及什么是“最好”，使用哪些标准来衡量福利制度的好与坏，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做比较研究。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科学。然而，在整个政治科学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恐怕是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对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探讨。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讨论并没有注意到一些更加具体但却是更加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先讨论具体的深层次现实问题，然后讨论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一、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历史变迁

比较政治学兴起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国，因此，在正式分析中国目前的问题之前，对美国比较政治学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是有必要的。在美国，绝大多数的政治学系开设的课程基本包括四类: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以及比较政治学。由于美国政治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因此专门开设相关的课程，但是这并不表示美国政治不被包括在比较政治学里，就像在中国大学的政治学系都会开设一些专门的中国政治课程，而且所有的区域研究都被划分在比较政治学之中。因此，除了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之外，比较政治学已经是政治科学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政治学中的重量级理论大多从比较政治学中而来。

通过回顾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些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总括性著作发现，美国本土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从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都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下面我们对这一过程做简要的回顾。

(一)1903年～20世纪70年代

1903年，美国政治学学会正式成立。在同一年，哈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纲要》出版，很多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前后，现代比较政治学其实已经诞生了。因此，可以将比较政治学的第一个阶段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现代政治科学基本是同时诞生的。随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50至60年代，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与现代政治科学其实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行为主义阶段，比较政治学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但是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包括阿尔蒙德的《共产主义的诉求》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宣言》等，有着强烈的战后意识形态色彩。按照维阿达的说法，在五十年代西北大学召开的一次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会议上，众多学者表示了对这一研究取向的不满，这些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哈里·艾克斯坦，麻省理工的卡尔·多伊奇，芝加哥的肯尼思·W.汤普森，密西根的罗伯特·沃德，以及西北大学的罗伊·麦克里迪斯。这批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以形式—法律为主要视角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强烈质疑，并且开始呼吁比较政治学应该更多地关注利益群体行为、决策以及现实政治中更多的非正式因素。也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的第一次真正革命事实上是强烈反对将意识形态强加到科学上的，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学进入了被学者称为“后行为主义”的阶段，但是这一概念的使用过于简略，并不能告诉人们比较政治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的详细情况。阿尔蒙德1978年第二版的《比较政治学:系统、过程与政策》在回顾到当时政治学的发展时，提到学者们其实致力于四个方面的努力:①更为综合地概括多样化的人类政治经验;②在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时，采取更注重实践的路径，更少采用正式制度的路径;③在理论与描述的努力方面，要求更为严谨和精确;④要求概括和组织出更为细致的理论框架，以达到知识积累的目的。由于对于研究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学者们在占有和分析一手研究资料上下足了功夫，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纽曼称为材料实证主义阶段。同时，这一阶段的美国政治学，由于受越南战争的影响，政府对于研究的投入开始减少，比较政治学也进入了一段时期的低谷。

(三)20世纪80年代～21世纪

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比较政治学，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下重新发现国家。这种趋势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比较政治学总括性著作中非常明显，包括卡姆拉瓦的《理解比较政治学:一个分析框架》，该著作重新审视了国家回归学派的理论，并使用国家—社会的框架来分国别进行案例分析。维阿达在《比较政治学的新取向》一书中更为详细地总结了九十年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对“发展主义路径”的批判与扬弃。而新的研究取向中主要包括:依附理论、法团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理论、官僚权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国家—社会关系。

(四)2006年至今

在2006年之后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介绍性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的一些新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的发展中，比较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科一样，受全球政治现实的影响非常强烈，如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兴起阶段，就受到战后国际政治的影响。而进入21世纪之后，较近时期出版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开始关注的新现象是全球化的影响。例如，马克·克塞尔曼认为全球化从四个方面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①在国际秩序的范围内产生了国家间的互动因素;②国家在经济管理中的角色日渐重要;③更多的民主政体以及更为深入的民主化的压力;④多种多样的群体认同对政治的冲击，包括阶级、性别、族群和宗教。

二是在研究领域上，有一些新的课题涌现出来。在2009年出版的SAGE《比较政治学手册》中，除了承认一些传统的研究议题，包括:政府形成、制度设计、政治文化、革命、腐败等，还归纳了一些新的正在凸显的新议题，包括:选举权威主义、选举腐败、比较联邦主义、恐怖主义、比较区域整合与地区主义、转型正义等。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张力依然存在。案例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主要质性方法依然有着不错的市场，尤其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强有力的建构理论能力而没有完全失宠。但是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迎合了政治科学量化的大趋势，以面板数据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大量涌现。如果剔除时间变量，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研究单位的比较政治学，在对特殊区域加以审视的时候，只能采取小样本研究(每个区域也就几十个国家)，于是新的以模糊集方法进行的统计分析或者形式模型分析也已经开始被广泛关注，这代表了一种将小样本研究量化努力的取向。

二、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

中国目前缺少真正意义上高质量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现有研究成果中以评论性、介绍性以及“口号式”的文章为主，扎实规范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国内比较政治学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

1)“口号型”文章:强调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号召学界同仁共同推动该学科发展的文章;

2)简单的评论或综述:此类文章通常浅显地介绍比较政治学的某个大家或流派，缺少批判性的研究发展，也没有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3)概念辨析性的文章:对比较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主要致力于介绍而不是创新。

不可否认，这些文章对于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是有一定价值的，起到了引介的作用。但在比较政治学被引进30年后的今天，主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依然以这些类型为主的现象，就表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仍停留在学科起步的阶段。惟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比较研究，并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中国比较政治学才算是迈出了真正的第一步。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缺乏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结果有四个主要的原因。前两个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学者自身的责任，包括具体研究问题的缺失与研究方法上的陈旧和止步不前。另外两个则是制度问题，包括研究基金发放的取向和期刊论文发表的取向。

(一)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造成中国比较政治学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一结果全部归咎于“意识形态禁区”。我们认为，造成中国比较政治学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根本问题是大部分学者不愿从事切实的比较研究。比如不愿对我们国家最切实关心的几个话题进行比较研究，包括“中国为何现代化道路如此曲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是否独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开放如何进行?”、“中国的社会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下会向何处去?”。另外，我们还要警惕以“逆向意识形态化”来为自己不愿意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找借口。比如有文章呼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好像要和西方比较政治学分庭抗礼。但事实上，作者并没有突破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框架，因为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好像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只研究民主化。不可否认，民主化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但是，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远远大于这个范畴，实际上包括现代化、族群关系、经济发展、民生、政府绩效、公民信任、不平等、社会稳定、劳工运动等等。此外，我们可以不关心西方模式的民主化本身，但是我们必须关心西方模式民主化的后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西方模式民主化的陷阱。比较政治学能研究的话题事实上远远超过了民主化，况且，西方学者对这一过多注重民主化的倾向也有严厉的批评。大部分学者不愿从事切实的比较研究可能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原因:“中国例外论”。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和科研管理者认为:对当代中国而言，研究近乎绝对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才是最必要和最紧迫的，而比较政治研究不过是“学究的裹脚”。但实际上，我们只有将中国经验纳入和其他国家的比较的视野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现象，避免将中国“特殊化”或者将西方“普遍化”。更重要的是，没有详实的比较，我们就不能避免其他国家或族群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弯路、死胡同乃至陷阱。我们如果死死抱住“中国特性”不放，反而会犯许多别人早就犯过的错误，不能吸收别人的有益经验。在此意义上讲，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仅不是“学究的裹脚布”，而是真正理解中国的必需品。

(二)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

首先，我们不能将话题或“话题领域/研究领域”和具体的研究问题混淆起来。目前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大的话题或话题领域上。事实上，因为这些话题包含了很多具体的可能研究方向和路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他们。必须通过研究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逐渐积累知识，并不断综合，才有可能对上述大的话题或话题领域有一定的实证支持的见解。进一步说，因为缺少在可操作问题下的研究及不断知识积累，至今，我们对这些重大话题的既有讨论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的总结归纳以及“纯粹主观”的论断上。绝大部分比较政治学的讨论和历史研究几乎没有区别，而史料的掌握和对故事的叙述又远不如史学研究来得详尽和充实。结果，在这些重大话题上，基于深入研究的见解极其稀少。中国学者必须问出和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切实相关的问题，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而只有有了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我们才有资格，也才有可能谈论所谓的理论和实证的突破，从而才有可能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中国学派”、“中国经验”等等话题。

(三)研究方法上的落后

有了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我们还必须有能够解决问题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而我们比较政治学(包括整个政治学界)的研究方法训练都远远不够。熟练掌握质性研究方法和(或)定量分析方法的学者不多，因此很难驾驭层次复杂、变量繁多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仍然缺乏方法论的支撑，如此一来，自然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实证研究。

目前，确实已经存在一些基于质性方法的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在研究的质量上仍然亟待提高。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定量方法的介绍和强调使得我们许多人认为定性研究是非常容易的，并且好像“比较案例研究”就一定是定性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事实上，“比较案例研究”完全可以运用定量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比较案例研究”并非易事。但是因为这样的误解的存在，我们许多的案例研究是“信手拈来”，随意性极强，非常容易落在选择性偏差的陷阱里。即便是有一定意义上的比较，也没有做到“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而没有“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的比较研究至少是不严谨的和不科学的。“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要求我们对两个或更多的案例问一系列同样的研究问题，做类似的“过程追终”，最后给出比较有价值的结论。

尽管我们看到许多比较“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文章，但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它们并没有去试图揭示“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为何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效果。绝大部分研究水平甚至都达不到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中对拉美和东亚的比较。对文献(特别是期刊文献)的把握也非常不足，最后的结论也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诸如东亚模式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拉美成功，等等。在国外，几乎在比较政治学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国家建设、政治文化、民主化等等)，定量方法都有广泛的应用，而且也产生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我们一时恐怕无法望其项背。但即便与其他领域的国内同行(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定量方法在政治学的应用也是极其落后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生在定量方法上的训练明显优于政治学的学生，这不能不让(比较)政治学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最后，经过最近二十年左右的辩论和发展，绝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各有优势，各有缺陷。因此，一个趋势是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劣势。但是，因为我们对定量与定性的方法都掌握不够，所以我们几乎见不到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的研究。

(四)两个制度性问题

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进步不仅需要宏大的学术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通常而言，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科研周期相对较长，需要投入相对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资源，常常需要团队合作。因此，除了以上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的方面之外，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制度激励也是非常重要的。

1.修正研究基金发放的取向，鼓励真正的学术合作

研究各项研究基金的发放是引导学者研究取向的重要制度之一.就国内目前的状况而言，研究基金对于鼓励学者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来说意味着两层含义。一方面，从《美国政治学评论》、《欧洲政治研究杂志》，《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世界政治》等比较政治学顶级刊物来看，两人或三人以上的合作研究已经成为趋势。特别是对于比较政治学来说，由于涉及多个国家、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的比较，单个学者在学术素养、精力和科研资源等方面难免力有不逮，寻求跨国界、跨学科的合作势在必行。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学术界更习惯单兵作战。如果要真正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就必须提倡团队研究与合作研究。国内目前的学术体制基本不鼓励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之间的合作，因为只承认第一作者。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研究因为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比较，难度比起纯粹研究中国国内问题要更加困难。这也就意味着对比较政治的研究经费支持必须周期相对长一些(比如5年为一期)，资金量也要比纯粹的研究中国国内问题的经费更多一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社科基金撒胡椒面式地划拨经费，周期也很短。这基本上意味着大规模的比较研究难以为继。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推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基金的发放作一些制度上的调整。

2.修正期刊论文发表的取向，乃至整个评价体系

前面已经提到，国内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多为口号式文章和介绍性文章，但是真正扎实规范的实证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又非常少。这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易写易发，后者则难写也难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档次的学术杂志必须鼓励真正的实证比较政治研究文章。稍有档次的学术杂志应该从此不再刊发“口号型”，“标签型/判定型”(即没有真正的实证，只有拍脑袋的判定或者只是搞出一个新标签)文章。同样的，稍有档次的学术杂志也应该从此不再刊发肤浅的评价和介绍性文章。相应地，就评价体系来说，我们的评价不能仍是停留在看文章数量上，甚至发表在什么样的杂志上，而是要看文章的具体内容和水平上。中国学者必须问出和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切实相关的问题，并且从事真正的比较研究，从而才能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有所突破。

三、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可能的突破

具备做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决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光有雄心壮志还不够，还要有基本的“屠龙术”和良好的学术环境。

(一)提出具体且可操作的研究问题

如何形成研究问题?简而言之，有三种最基本的路径。

一是事实观察。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发现有趣的和重要的政治事实，进而寻找其背后的缘由。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实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绩效却大相径庭?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两个相邻的穷国，资源禀赋和宗教文化颇为相近，为何前者是拉美最暴力的国家，而后者却是拉美的民主模范生呢?

二是寻找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不吻合。通过在理论文献与经验世界的反复穿梭，发现理论与事实相悖的情况。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只要把价格搞清楚，就会有良好运行的市场，而事实并不见得如此。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三是理论对话。通过文献阅读，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寻找现有理论的软肋，在理论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或将原本对立的或不相关的理论范式整合起来，譬如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取向与文化研究取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

(二)有了问题就需要做真正的研究

第一步是研究设计，即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形成权宜性的研究方案。之所以是权宜性的，是因为真正的研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骑手(研究者)驯服烈马(待解释的理论问题)的过程，最终会达到哪里，骑手事先并不知道，路线和终点实际上是骑手与烈马磨合的结果。经典研究往往是非预期的意外后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更重要、更具理论挑战性的问题。因此，研究方案必须保持灵活性，避免削足适履。在研究设计阶段，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如统计研究、比较案例研究、博弈论等)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步是数据收集。没有数据资料，再好的理论家也难为无米之炊。在现阶段，中国学者要通过跨国抽样调查，甚至通过对其他国家的一定时间的实地调研(半年以上)来采集数据恐怕都还很困难，而且由于收集原始数据的成本很高，没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方法论训练就盲目进行，结果可能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利用现成的数据库资源和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对比较政治学研究而言，有许多开放的、可靠的数据库可供选择。这包括密歇根大学校际及政治和社会研究大学联合会、耶鲁大学社会科学数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自由之家、透明国际、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晴雨表、欧洲晴雨表、拉美晴雨表、非洲晴雨表等发布的著名数据库。在收集到相关数据之后，可以通过SPSS、R、Stata等定量分析软件，NVivo等质性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目前，我国比较政治学界对于原始数据和分析软件的运用几乎一片空白。

第三步是切实的研究解读阶段。在这一个阶段，我们必须通过在理论问题与经验世界的反复穿梭来不断审视我们面对的事实和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阅读更多的文献，最后需要推翻我们既有的一些假说，甚至颠覆既有的重要理论。这一个阶段是整个研究的最为核心的阶段，它可能是最为漫长和痛苦的，但也是最令人激动的。

只有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后，我们才能够为某一个社会事实提供一个理论解释。而真正的理论解释应该构成一种学术增量，即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一项条件。一是发现新的解释变量。譬如，以往比较南北美洲发展的研究，通常更为关注殖民者的宗教、文化、制度等变量。而一项来自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注意到人口存活率这一新变量。因为南美洲不适宜欧洲殖民者生存，相对于本地人口是极少数，导致其采取掠夺性的殖民制度，而欧洲殖民者在北美能够繁衍生息并超过土著居民，所以衍生出另一套更适合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二是发现新的关系。譬如以往的研究认为，社会越是不平等，越是有可能推动民主化进程，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则提出:如果国内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那么精英可能会对民主化持抵制态度，因为民主化之后，底层民众可能会要求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危及精英集团的利益;而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平等，那么底层民众又往往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追求民主，因为民主化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收益;通常当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时，最容易发生政治转型，因为底层民众有一定的动力去追求民主，精英阶层的压力较小，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政治改革。而霍尔得出的结论认为，不平等损害民主的巩固，它与是否民主化可能没有太多联系。三是发现新的机制。譬如以往研究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多沿袭韦伯传统，从宗教教义出发。但这些研究对于教义究竟是如何影响个人的经济行为的，从而影响一个群体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缺乏具体的微观解释机制的。罗伯特·巴洛、刘吉·圭索和他们的合作者独辟蹊径，将宗教的影响拆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比如信念(“是否相信地狱的存在”)、组织(参与教堂礼拜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行为和行为偏好(一个月参加多少次礼拜，宗教对个人是否要求再分配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宗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可观察的微观基础。

(三)修基本功

要想做到以上提出的要求，有两项基本功必须要扎实:一是对文献的关注，尤其是英文文献;二是要尽快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此外，还要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1.文献的关注学术积累是创新的基础。在今后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我们需要把阅读文献的功夫进一步做扎实。尽管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翻译过来的英文政治学著作，中文论文里使用的也都是西方文献中的概念术语。即便是那些宣称要发展“中国学派”的人士，也一直很关注西方的文献。但是，我们依然要说，在比较政治学里，我们的文献工作其实做得依然不够好。在国内发表的大量比较政治学的论文中，根本没有文献回顾部分。即便有一些做了文献回顾，所回顾的文献要么完全忽视西方的研究，要么所引用的英文文献有很强的随机性，并没有完全掌握其所涉猎的研究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和范式。还有一些虽然是专门的文献综述文章，但是他们所涉及的文献依然以翻译成中文的居多，大量同一个主题、相关度非常高且无法被忽视的文献都没有被引用。首先，虽然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但缺乏系统化的引介。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大致介绍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路径和阶段，可以发现，各阶段在研究议题的选择、理论建构的策略，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大相径庭。而我们的引介工作并没有基于比较政治学的学术脉络，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不少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都没有涉及，这使得我们对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总体认知停留在了管中窥豹的层次，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了解。其次，引介的滞后性十分明显。一些比较政治学的教材仍在主推阿尔蒙德、亨廷顿、李普塞特、摩尔等第二代比较政治学家、以及少数第三代佼佼者(如罗伯特·帕特南、查尔斯·蒂利、阿伦·李普哈特、西达·斯考契波、亚当·普沃斯基)的学术观点，而第三代的大部分学者(如吉利尔莫·奥唐奈、劳伦斯·怀特黑德、拉里·戴蒙德、罗伯特·H.贝斯)和整个第四代比较政治学家(如M.I.利希巴赫、大卫·科利尔、詹姆斯·马奥尼，约翰·格宁，保罗·皮尔逊等)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主义革命和科学革命在比较政治学的代际更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前者主要受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更多，后者则受到经济学和方法论创新的有力推动。而且，第四代比较政治学中的方法论的基础也更为坚实，特别是计量方法大为精进，案例和样本的选择以及比较的过程更为严谨。而在我们的引介过程中，方法论基本没有被强调过。许多重要的比较案例研究的专著都基本没有被介绍过来，对定量方法的强调也非常不够。再者，从国内相关著述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学界有重专著、轻论文的倾向。经典著作当然依旧值得关注，但对于研究而言，《世界政治》、《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等一流的比较政治学专业学术期刊上的最新论文应该更为关键。因为这些成果往往是最前沿、也代表着学术发展的趋势。

最后，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方面有重欧美而轻其他之嫌，对拉美、非洲、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关注度明显偏低，而事实上对于第三世界的比较研究一直是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热点和亮点。这些方面的杂志有《东欧政治与社会》，《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拉丁美洲研究评论》，《当代非洲研究》，《亚洲观察》，《当代亚洲研究》。在中文文献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对这些杂志中的文章的引用。由于以上几点原因，国内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基本上还是在延续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研究命题，对新问题新方法的跟进速度比较慢。因此，在这一领域内没有提出新颖有说服力的概念让西方学术界加以重视和频繁引用，甚至国内的同行也很少见到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一方面，在提出了问题之后，由于对西方文献了解不够，许多作者甚至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一个新问题，也不知道自己提出的答案是否是一个新解释。其次，即便能够认定是一个新问题和新解释，也无法有效地利用研究工具来证明和落实自己的想法。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对西方文献的掌握程度并不好，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我们目前太西方中心主义，但笔者认为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胡适早年提出的观点依然适用: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停留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学者的作品上，而且最知名的比较政治学顶级杂志上的相对新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被引用到。需要说明的是，文献阅读不是研究中的一个步骤，而是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在不同的研究阶段，我们都需要阅读文献，熟悉相关研究，聚焦理论问题，发现理论突破口。

2.研究方法的补课

好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对于高水平的研究缺一不可。鉴于我们目前的方法论水平，我们必须尽快补上研究方法的训练。就笔者所知，大多数高校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方法与方法论上的培训都远远达不到国际的标准。这其中恐怕最大的缺口是定量的研究方法，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生都要求掌握统计等基本的定量研究方法，且从本科阶段开始就有系统的培训课程，但是政治学却没有。即便是(通常相对更强调定性的)比较案例研究，也需要严格的方法论培训和实践，绝非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随意，对政治学专业学生的训练必须包括至少两到三门的方法论课程。最后，必须不断跟踪方法论的进展。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均有专门的杂志，例如《政治分析》，《社会学研究方法》，《叙事分析》。因此，我们对方法论的理解也不能只是停留在陈旧的基本教材上。比如，最近开始被推陈出新的反事实分析、质性比较分析等方法，都需要我们熟悉掌握。

3.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

掌握足够的文献是了解整个研究领域的现状以及发现新的研究题目的基础，高质量的文献回顾同时也可以做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而我们这里对方法的强调也不是所谓方法论主义的，仅仅是在工具的层面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真正要产生高质量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将前人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以达到知识积累的目标，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在分析框架上的创新。在笔者看来，新的分析框架的产生可以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路径:第一条路径可以通过纯逻辑演绎推理的方式，发现前人的理论在抽象层面上的漏洞，那么这就意味着可以对之前的理论进行修补(漏洞较小)或者重新发现理论(漏洞是致命的)，此时就需要一套新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包括抽象层面的理论描述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变量和案例组成的体系;第二条路径正好是相反的，即原有的理论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并没有明显的漏洞，但是研究者观察的政治社会现实或者掌握的实证材料显示出来的情况与理论的预期明显不符，这就意味着前人的理论在解释力上出现了问题，需要做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这个重新理论化的过程就是发展新分析框架的过程。

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01期

（本期编辑张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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