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静，
香港独立导演。她
花了七年时间，在香港、澳门和日本札幌的少年感化院里教导媒体工作坊，并制作了一部叫《坏孩子》的纪录片，大部分的拍摄、录音都由这些被认为“太危险”“太坏”的年轻人自己完成。
就是在这种有一点点虚伪、有一点点精神分裂的成人世界里头，年轻人很容易就呈现他们庞大的孤单跟失落——你可以在我这个片子里头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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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什么腔调都有，现在我开始的是港仔腔。谢谢一席邀请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安排这个活动。
几年前，我完成了一部叫《坏孩子》的纪录片。《坏孩子》是一部关于日本札幌、香港和澳门三个地方活在感化院里头的年轻人的一个纪录片。
《坏孩子》片段
所谓感化院，内地好像叫少管所，是指一些还没有成年的青少年，被法庭判为有罪，所以就把他们送到一些类似学校又类似监狱的地方，进行再教育。
我在香港放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朋友就立刻说，“什么类似嘛，学校不就是监狱吗？没差。”可是对于一些十几岁的好动又敏感的年轻人来说，被困八个钟头跟被困八个月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本来没有要拍这部片子。十三年前我刚拍完一部剧情长片，有点累。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一辈子不要再拍片了——我通常每几年就跟自己讲一讲这句话，最近我又在讲。在这部片子之前，我其实已经拍了十几年实验片、纪录片，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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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澳门的一个老同学，也是跟我一起在美国学电影的，就问我说，“游静，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在澳门的一个男童院（男性年轻人住的感化院）里头教小孩子拍片，你要不要来帮我，教女童拍。”我听到就觉得好好玩，所以就把家里头所有的器材全部收到包包里头，一个人搭船去了澳门。
1990年代，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还没出生。那时我在美国纽约学习媒体理论跟艺术创作，同也时在一个艾滋病的志愿组织工作过。那个时候我教感染者拍片，协助建立他们的电视频道。那时我们常常讨论弱势人群怎么能够自我呈现，他们的自我呈现跟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呈现之间的落差。我们也常常谈到，光是让他们掌握了媒体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赋权，重点是他们讲什么，怎么讲，我们用什么样的框架来了解这种话。
回到香港在大学里头教书以后，在这种所谓很精英的年轻人面前，我慢慢地习惯了自己一个人讲，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进到感化院，跟这些所谓的边缘小孩的互动，却让我记起在纽约学习到的一样东西：其实有一些弱势人群，在社会上所谓比较边缘的人口，他们因为长期地被社会不断地规训，这种规训压在他们头顶，常常会把他们作为某一种刻板形象呈现。这种经验其实会让他们越想反弹，越有挑战规训、挑战刻板形象的潜在能量。
怎么样能够让这种能量发挥出来，让他们的话能够被听到；同时也能够表达到他们跟规训之间那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从而让听到的人思考一下规训的合理性？这个可能才是所谓的赋权——不单是对于这些所谓弱势人群的赋权，也是对于观众的赋权。
我去日本之前，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跟那个感化院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还给年轻人完全掌控自己、表达身体的自由：他们喜欢露脸可以露脸，不喜欢就不用露，他们怎样的表达都可以，只要以不伤害别人身体为大前提。但这在日本是很困难的，在日本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不那么容易被表达出来，社会的规训很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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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已经被困在这里了，这个处境我必须要面对。而且其实这个污名会伴随他们一辈子，怎么刷也刷不去。
现在的年轻人，很小就被鼓励做出好多所谓的选择，比方说上网要po什么东西给人家看，我用什么名字，我要粉谁不粉谁，或者我要上网买什么——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消费的选择。可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最最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的选择，他们到了青春期，却完全没有发言权：要不要跟家人住在一起，能不能打工，能不能不上学，能不能拍拖、结婚甚至移民——这些他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现在铺天盖地消费着少男少女的身体形象，可是却不让这些年轻人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很喜欢消费他们，喜欢评价他们，喜欢监视他们；可另一方面他们又好像完全不能掌控自己应有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有一点点虚伪、有一点点精神分裂的成人世界里头，年轻人很容易就呈现他们庞大的孤单跟失落——你可以在我这个片子里头看到。
在东亚洲长大，很多所谓的个性表达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很多个性表达行为，在这些感化院里头也被看成是地下活动。我希望作为一个外来的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可以腾出一点点空间让这些年轻人表达欲望，思考欲望，而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罚、被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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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了，在日本很多个性表达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可那不等于说他们不做。很多日本的年轻人有自残的行为，可是他们不能公开讲；很多少女援交，也不能公开讲。
就像我在香港男童院，有一次我们讨论到为什么要拍片、拍什么、什么好玩，有一个男生就特别大声地跟我说：“嘿，我昨天晚上拍了自己Masturbation。”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刺激性，想看看我的反应。可是我反而没有觉得特别尴尬，也没有立刻要把他训一顿。我就微微笑着跟他说：“诶，你什么时候英文变那么好。”
我希望透过这种机会，可以让我们跟这些年轻人思考一下：怎么用比较平常的，没有太特殊，没有觉得很丢人、很羞愧的态度去面对身体的需要。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专栏，现在回想，要不是很小就可以有写东西的机会，我可能就熬不过青春期了。创作对我来讲是对生活的回应。我其实几十年下来基本上一直都在创作，有钱的时候拍拍片，没钱的时候就回家写写东西，真正连写东西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就做做饭，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创作，就是对生活的回应。
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不鼓励在课上说话，我们那个时候连举手问个问题都会被看成是异类。好像你是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重要，而是你就是问题。在这种社会长大，到你真正能够有一点点空间表达自我的时候，你其实突然讲出来的不是自己最想讲的话，讲出来的都是不爽、不满、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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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男童院碰到的一个男生，他被院里头看成是有暴力倾向的，好像整天想揍人的样子。可是到我教会他怎么用录像机，他能够自己掌握拍自己了，他讲了跟家人、跟女朋友去山上看日出这件事情，这是他一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他自己拿着遥控器，一直按，一直按，自己NG了十九次。我就把这个有十九次NG的功课，原封不动、一刀没有剪的放进了我的片子——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片子。
我希望透过这个小片段可以让观众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自我要求，这种完美主义和执着，跟我们主流媒体里头想像的坏的年轻人形象之间的庞大落差。我也希望可以让观众思考一下，这个年轻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为了自我保护深深埋藏的一面。
我是透过剪辑去回应这些年轻人给我的功课跟感情，也希望透过剪辑可以帮助观众消化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创作。
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容易被关起来？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犯错？究竟是怎样的社会逻辑把他们送来这里的呢？当我们整天要求身边的年轻人，“你可不可以乖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强化什么样的社会逻辑？我们这种制度——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这种制度——是教这些年轻人学习对错，还是只是在强迫他们表演“认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