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终惟终，在人”：从《尚书·吕刑》来看中国传统刑罚制度与观念 | 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尚书·吕刑》是周穆王时，天子司寇吕侯记录下当时刑罚制度的情况。篇内首先回顾历史经验，对国君提出警戒。以苗民的“弗用灵”说明建立法度的重要性、以蚩尤滥刑招致灭亡来说明执行法度的重要性，提及了刑罚制度由天到人的转变；其次梳理了刑律的条目及审理案件的方法，并警戒贪官污吏慎于用刑。

《尚书·吕刑》中“明德慎罚”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意义重大。它所设定的司法制度也历来被封建帝王和士大夫视为必读必遵的“大法大经”，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后世社会的司法制度构建。了解《吕刑》中刑罚观念的缘起与内容，也有助于我们跨越时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魅力。

吕刑开篇由周穆王口讲述了“绝地天通”的故事。

从前蚩尤作乱，百姓们沦落为寇贼，社会动荡不安，苗民传承了蚩尤的暴政，制定了残酷的刑罚，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人们施用酷刑，百姓生活混乱，难以忍受，“方告无辜于上”，一起向上天禀告统治者的罪行。皇帝同情苗民百姓，决定“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断绝了苗民的统治，于是就有了下文的“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自此之后，人间君主得以“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后世认为重、黎分别指的是羲、和二人。重主管天以属神，黎主管地以属民。“绝地天通”意味着权力由天下放到人间，民神间直接的沟通渠道被断绝，对后世有着众多影响，如巫师群体作为媒介而出现、阐释学由此产生等。对于百姓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受冤屈上告的对象从“天”到了地上的“人”，由此，《吕刑》引出了 人间的行政事务该如何处置的问题 ，有了后文对法律制度的规定。

这点是在尚书文本中反复提及的原心定罪论，即 以动机来衡量罪行的结果 。

《尚书·康诰》篇中解释的更为具体：

“人有小罪,非眚（sheng,三声）,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

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人虽然只是犯了小错，但由于是故意为之且常常发生，罪行虽小但“不可不杀”；同理，如果有人偶然无意犯下了大罪，因其出于不幸，是“不可杀”的。这里的“非终惟终”，就可以看作为对康诰中“大罪非终”、“小罪惟终”观点的映照。

“有邦有土，告尔祥刑：

在今而安百姓，

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这里已经点明了善于用刑所需的三个标准： 择人，敬刑，审度 。下文着重于从敬刑和审度两个维度论述。

刑罚由重及轻分为三个等级：五刑、五罚、五过。在审判当中，要遵循“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 ”的原则。

审判中争执的双方都需要到场，司法官需要听取供词来作决断。决断的依据是供词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其中，官员应先将查验核对后的供词与程度最重的五刑进行对比，如果不到标准接下来依据五罚进行处理，还达不到的话便最轻的五过进行审理。在判决中如果有疑问，可以按照次等的罪行来处理，但是要仔细核对细节，没有事实依据不可定罪，也不能一味从轻。

《吕刑》也指出了审理“五过”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审理案件的人或凭借自身的威势来随意处置、或趁机报恩报怨、或者畏于强权不敢公正处置、或接收贿赂、或贪赃枉法。面对这些问题，一经发现，“其罪惟均”，审判者应当和犯人一样受到惩罚。

如果对五刑的处置结果存疑，可以通过缴纳黄铜来获得赦免。从墨（刻字）、劓（割鼻）、剕）（削足）、宫到大辟，缴纳的费用依次递增。

《书集传》中对此处“赎刑”的规定有一个探讨：

“五刑之宽，惟处以流。鞭扑之宽,方许其赎。今穆王赎法,虽大辟亦与其赎免矣。汉张敞以讨羌,兵食不继,建为人谷赎罪之法,初亦未尝及夫杀人及盗母店代不庭之罪。而萧望之等犹以为,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恐开利路以伤治化,曾谓唐虞之世而有是赎法哉? 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 夫子录之,盖亦示戒。”

——《书集传》

以金钱赎买罪行的措施历史上常有，但连“大辟”之刑也允许赎买则十分罕见，蔡沉于此做出的解释是周穆王时期“财匮民劳”，故“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或是理解此时赎刑制度内容的一个角度。

《吕刑》还强调了 刑罚的灵活度 以及对官员的要求，“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量刑方面，惩罚轻重可视情况而定，灵活变通；刑罚也要结合时代背景，““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官员审判案件也要重视从事实出发，反复考察供辞；判决要取信于人；犯两种罪按照一种罪来罚；听取讼词要公允不偏不倚；罚金为了惩罚不可私吞，心怀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