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甲午战争中被俘的清军士兵。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清廷海陆两条战线全面惨败告终——此役，日军在朝鲜、山东与辽东战场的损失
只有
2647人
，包括
战死者736人，负伤不治者228人，病死者1658人，“变死”（自杀、事故、灾祸及其他原因）者25人
。清军
伤亡
缺乏可靠的数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
阵亡者至少超过了两万人
。此外，若不算刘公岛失陷后投降的4000余人，与台南陷落后投降的5000余名
黑旗军
（这些人当时便被放还），按日方的统计资料，
被俘的清军士兵共计1789人
。
①
对清廷宣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便制定下发了一份《战俘管理之件》，就战俘营的设置、战俘粮食和被服寝具的发放、病患战俘的治疗、战俘的移动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基本符合当时国际法中有关战俘待遇的条款。日军还在战场上散发《赤十字社俘虏宣传单》，内中说：
“战是国与国之战，非个人间的相互仇恨。敌伤兵、病兵、降兵的救护和仁爱心，此乃必遵文明之公法。即便对敌将之尸，也须以官礼相待。”
②
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欧美世界的认同——对清廷宣战前14天，英国刚刚同意与日本签订新的通商与航海条约。根据新条约，英国将在五年后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其他国家也随之跟进，准备与日本签订新的平等条约。不难推想，如果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得不够“文明”，便会给列强坚持领事裁判权提供口实。日本政府当日将甲午战争包装成“一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核心用意便在此处。
佐世保镇守府司令柴山矢八给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一封信函，也颇能说明这一点。
柴山
在信中
提到，被关押在
镇守府
监狱的清军战俘“同囚徒没有丝毫区别”，他担忧这种情况如果被外界知晓，会影响到日本“文明国家”的形象建构：
“（清军战俘）同囚徒没有丝毫区别。如为内外人窥知内情，可能会产生种种中伤和妄评。虽然在待遇上不是与囚徒同视，但毕竟与大臣阁下之意见相悖，
至有不少遗憾之事
。此次日清战争系帝国之侠义和威信展现给诸国之好机会。更何况我国平素尊重国际公法慎重有加，在文明之动作上并无耻辱之事。
然今日对归顺者如囚徒一般待遇，实为国家之前途担忧
。”
②
“至有不少遗憾之事”云云，自是委婉的说法，显示清军战俘在囚禁中发生过某些不好的事情。柴山还说，
当地没有合适的“家屋”，希望海军方面另择地方来
安置俘虏。
佐世保镇守府监狱关押的，是北洋“操江舰”被俘的清军官兵八十余人。据一同被俘的丹麦人弥伦斯回忆：
“上岸之时极备受辱，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
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予所坐之监宽九（英）尺，长十一（英）尺，用铁栅关锁。约坐二点钟之久，又换一监，操江管驾并各副亦拘入同住。晚餐系鸡子两个，茶一杯。早餐面包一片，红糖少许，茶一杯。午餐系饭、糖、茶。”
④
不将战俘自码头直接关入监狱，反押着他们在佐世保的各条街道游行，且召集民众围观，是弥伦斯感觉受辱的主要原因。但因为他是丹麦人，所以很快便被从集体监狱转移至单人监狱，且可享受“每日之餐较前略好，门不加锁，得以散步”的特殊待遇。如此这般关押了十天后，弥伦斯被释放，条件是他承诺在中日战事未结束之前，不前往高丽，也不前往上海以北的中国各地。
♦
北洋海军“操江舰”被俘清军官兵八十余人列队被押入佐世保镇守府监狱
相比之下，清军战俘的待遇就要差很多了。候选从九品官员栾述善是在平壤战役中被俘的。据他在狱中的记述，被俘后一度“饮食俱无”，两天后才“发给饭团一握……渴极频呼，仅给臭泉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后被押往日本，途中也是颇受摧残：
“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
便溺均在一舱
。秽气熏蒸，时形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
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
，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
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间遍身尽是腌脏衣服
。”
⑤
栾述善是1894年旧历九月份被俘的，稍后便被押往了日本。清军方面无意查证栾的生死，李鸿章在该年的旧历十一月，直接将他定性成了一百余名“打仗阵亡”的官员之一，请求朝廷给予抚恤
⑥
。
栾后来的命运缺乏资料记载。他有
可能直接死在了日本
（他的狱中记述被保存在1897年川崎三郎出版的《日清战史》中，国内无版本流传）
，也可能回到了清朝（回国时这类文字材料会被收缴）。但即便回来了，他也只能承认自己已是一个“死人”——作为一个被俘者，他不可能再恢复
候选从九品
的官场身份，也不会有人愿意为了他这样的小人物去上奏朝廷请求更改抚恤名单。与其去折腾这些事，不如默认自己已经为朝廷牺牲在了战场之上。这样，至少
栾
的家庭尚能保住“各照原衔升阶从优议恤”
⑦
的待遇。
总体而言，在平壤等战役中被俘的清军官兵，后来大多被运输至日本国内的战俘营关押，共计有1000余名；在海城、旅顺等战役中被俘的清军官兵，则被集中收容在海城附近临时开设的战俘营，共计有600余名。这些人在战俘营中的待遇，应该与栾述善的遭遇大体相似。扼要来说便是：
有饮食和衣物供给，但质量一般比较差；会遭遇人格上的侮辱（如供人参观），但无须被迫从事苦役
。在此基础上，日军还会为患病战俘提供一些医疗救助，允许战俘传递书信（内容须经过审查），给死者提供墓地安葬。
这些做法，让对国际红十字会公约毫无了解的清军士兵“感到震惊”
⑧
，有些获得医疗救助的士兵甚至感动得落下泪来。也让日本政府如愿以偿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认可——法国的战地记者曾如此报道：“我们随军详细观察了日军的作战行动，……日本兵对勇猛抵抗的清国俘虏表现出仁厚的优待，对病人、负伤者给予人道的治疗和安置。日本民族的仁爱心在这场战争中被展现给了世界。”
⑨
据日方资料统计，这
1789名清军俘虏当中，有
1539人
于《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送回清朝，剩下的251名战俘中，有1人
宣誓“归化”日本
，余者情况不详。
档案显示，清廷当日不清楚日军手里有多少清军战俘，也无暇顾及这些战俘的命运
——虽然《马关条约》中有“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的条款，但清廷迟迟没有动作
。最早提出送还战俘的，是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时为1895年旧历
五月二十四日（距离两国换约已过去了差不多40天）
，林董奉日本政府之命前去拜见李鸿章与王文韶，对二人提到，日军手里现有1600余名清军俘虏，应按约交还，但须由清廷承担相应费用：
“
照约两国俘虏应各送还，广岛、海城有华兵俘虏一千六百人，当即分送，惟照通例，应由华筹给送费。”
⑩
李鸿章将此事报告给了总理衙门，并提供了自己的处置意见：这笔费用“为数无多”，数量不大；可以等林董的正式公文送来后再分别办理。
♦
甲午年前后的李鸿章，引自小川一真《日清战争写真图》
二十天后，日本驻天津领事
荒川已次奉林董之命，
再次致函李鸿章推动此事，并希望清廷方面也能提供日军俘虏的资料并将之交还。
李鸿章的回复是：关押在日本广岛等处的清军俘虏，可派船送往大沽口，清廷将派文武官员前往“
妥为点收
”；关押在金州的清军俘虏，原本计划在旅顺口交接，但该处“
尚未归还中国，暂难派员往收
”，所以还要另外商议接收的地方。至于日军俘虏的情况，“
尚未据各该文武查报”，也就是李鸿章手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只能派人去前线军营现查，“
俟有确数，再当奉闻
”，等有了确切消息再通知日方（后来的统计结果是11名）。
⑪
稍后，日本政府任命了一位陆军中佐为“遣送中国俘虏委员长”，负责具体的俘虏运送交接事宜。1895年8月18日，被关押在日本的清军俘虏，被送抵大沽口。清廷派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等前往接收。日方将遣返俘虏的名单、死亡诊断书和病历交给了罗荣光，罗荣光则出具了领收证。9月1日，被关押在海城等地的清军俘虏，也完成了交接。9月9日，林董照会总理衙门，告知所有清军俘虏均已送还。
⑫
这些归国的清军
俘虏
没有受到迫害
——《马关条约》第九款里有规定，“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
也没有得到朝廷的抚慰
——
据1895年8月23日李鸿章给海城方面的指示，“此间所收俘虏，皆饬粮台分别远近给资遣散，
尊处应一律照办
”
⑬
。
这些俘虏们，在领到一笔微薄的回家路费后，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史料中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
①徐平主编：《甲午战争·中日军队通览（1894-1895）》，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