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北大120周年校庆，看到朋友圈不少人翻出刘军宁老师那篇《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见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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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是
1998年3月17日，北大百年校庆时，
军宁老师
在北大所作的演讲整理，后收入当年出版的《北大传统与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书柜里翻出二十年前这本购于长沙的书，尘封满面，无数人事浮现眼前。
那时军宁老师还在社科院政治学所，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还要等到4年后的西湖之滨；
王怡还在成都大学教书，他后来在关天茶舍名动一时的大作还在炮制当中，他撒豆成兵聚沙成塔的转向还要再等7年；
余杰还在北大读研，一边写着抽屉文学，一边准备着毕业后去现代文学馆上班。
弱冠之年的我，也还在张公岭教书。
还要再过一年，岳麓山下学子们的游行人流才会沿着五一路涌过正在热卖《中国可以说不》的袁家岭新华书店。
那时在小镇上班的医生孙志勇，跟着游行队伍从河西一直走到长沙火车站，踩着三轮车给学生送水。
而后来移居厦门的民营企业家刘君鞅，那时还是一名入职不久的长沙防暴警，正在烈日中挥汗如雨维持秩序。
要在差不多14年以后，我们才会先后在新浪微博和
腾讯微博
上结识。
那是激流奔涌左右一锅烩的年头。记得课间，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拿着《火与冰》激动地跟我说，川哥，你一定也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我另一个情同手足的学生，每个周末返校都要
从星沙城
帮我买回当期的南方周末。
二十年后，军宁早已被逐出学界，王怡已是秋雨长老，余杰踏上流亡之途也已近8年。
我和这位北大才子的第一次谋面，是2014年的初夏。
坐在台大教室里，听着他面向陆生的吃力讲座，不由想起我那个热爱《火与冰》的学生，现在也已是言必称在党为党的要害部门领导，和其他张公岭的同学们一样，带着世故和警惕看待着周遭的人和事。
二十年间，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正在说不。网络打开了一扇门，又关上了无数窗。
而我们，也已经奔五了。记得少年骑竹马，不觉已是白头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