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中国有嘻哈”，他们还是闷在角落里自己狂欢的小孩子，但是现在，嘻哈已经不是那个可以用来鄙视主流音乐的东西了，那么你让阴三儿、大懒堂、宋岳庭的原教旨粉丝怎么办呢？和所有街头音乐一样，嘻哈想火又不愿意那么火，old school和new school永远要博弈，地上地下永远要diss，还有喊麦的来插一杠子，好吧，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你点开音乐平台的任何一首嘻哈都没那么简单了！
作者| 黄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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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那个中国Hiphop元老吗？"
"你不是那个唱《在北京》的吗？"
"你不是那个三届Iron Mic冠军吗？"
王波瞪着眼，撇着嘴：“我特别反感别人给我这么定义，我他妈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你他妈可以管我叫音乐人，这是对我的Respect，而不是，操，你知道我唱了《在北京》你就知道我是谁，别，操你妈的，给我滚蛋，真的。”
王波个头不高，双眉厚重，皮肤暗而糙，话也糙。他特烦别人总用标签给他下定义，可是，要了解中国Hiphop，被称为“中国说唱第一人”的他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我向王波私信约访，第二天便收到回复。“好的，支持Hiphop的发展。”
1987年，电影《霹雳舞》在国内掀起了霹雳舞潮流。那时王波正念小学，他跟爸妈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这对王波来说意义格外重大，他心里被种下了街头文化的种子，他被那种独特的，自在、张扬又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九十年代初，北京开始流行俱乐部，也就是迪厅，提供给外国游客的千人大场子，晚八点开门。八点钟，一二百个跳舞的孩子全到了，迪厅需要热场，全给放进去。一喷烟，所有孩子“哗”地冲进舞池。跳上半个小时，开始正式营业，音乐一换，大家就都出来了，聚在门外直聊到一点，迪厅换回他们喜欢的音乐，再进去跳半个小时，散场，直奔游戏厅刷夜。王波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9岁开始跳街舞，念完初一就不上学了。
到了十四五岁，王波一度非常叛逆，成了社会混子，“干了很多坏事”，越陷越深的时候，音乐把他拉了回来。
那时Hiphop音乐刚通过打口磁带进入中国。王波和朋友常常带着随身听，一早赶到卸磁带的地方，在一卡车一卡车的磁带山里，捡垃圾似的扒。扒出来，一盘盘放随身听里试听，留下想要的。就这样，他们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口味。Hiphop唤醒了王波记忆里，那部电影带来的纯粹、真实和快乐。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
王波说：“我大部分的素质修养和知识，都是从音乐里获得的。”
一开始淘碟，后来是淘唱片。一张Hiphop唱片有四五首歌，翻过面来是歌的伴奏。王波和哥们儿自己办Hiphop Party放歌，也想试着说唱。听过的全是英文，怎么说呢？只好骂了，飙脏话发泄。骂了一年也没骂明白，就尝试写词。先是翻译英文歌，整首歌全直译了，学着英文的发音念，摸到门路，可以freestyle（自由式即兴说唱）了。
没多久朋友拿来一盘磁带，“你听这歌，一台湾孩子给蔡依琳什么的都骂了。”那是MC Hotdog。这是王波听的第一盘中文说唱，王波这样胡同里出来的孩子，不乐意学台湾腔，按着原来的路子继续练习写，写出了《黄皮肤的路》。
“隐藏”组合有四个人：王波、老郑、加拿大华裔马克和有爱尔兰血统的贺忠。四个人在party认识了，都能说，就天天聚在贺忠家说，放点音乐就开始录。2003年，贺忠把所有录音都整理出来，一看还挺多，便提议出张CD。四个人刻了几张盘往各个唱片公司愣跑，频频被赶走。最后他们找到北京文化唱片公司，该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长期关注北京地下音乐。“挺牛逼”，老板听了他们的歌。双方签下了三年的合同，出一张专辑，拍MTV，一次买断，四万五千元。
老板说，你们必须面向大众做首歌老百姓的歌，北京点儿，特色点儿。四个人一边头疼一边商量，过半个小时写了《在北京》。
“然后就他妈火了！就他妈火了！这就是中国市场，特别讨厌这种东西，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接着他们就度过了蒙圈的三年，跑电视台、演出和颁奖礼。今天还跟家吃炸酱面呢，第二天人民大会堂演出去了。这边那英、王菲，那边周杰伦、金城武。整个世界都是花的。“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又撇嘴。
多年之后还有人见王波就说：“你不是唱《在北京》的吗？”
“对。操！就是我，我就是那人”，他咬牙切齿。
2001年，老郑在网上看到了Iron Mic说唱比赛的消息，怂恿王波参加。王波对说唱比赛毫无概念，两眼一抹黑坐火车去了上海，一看，十来个选手，哪儿的都有。他先听了听别人说的，心里有底了，一参加，拿了冠军。
王波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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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来自美国底特律的黑人Showtyme来到中国，他走进一家打着Hiphop旗号的夜店，却看了一场Michael Jackson模范秀。两年后，他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Iron Mic Battle比赛，那是中国第一个Battle（一对一带有攻击性的对战）比赛。
王波在社会里混着，一直以来心底是自卑的。现在，说唱给了他一个第一名，他突然获得了使命，知道自己目标在哪儿了——你必须永远是那个第一。他决定对自己下狠手，不断提升自己的说唱水平。初期的训练从押韵开始，每天对着墙说，一边说一边抠墙皮，一面墙抠出一个大洞。接下来的训练是照着字典，依着26个字母顺序把汉字发音一个一个捋，创造自己的发音。这个过程让他惊叹，“中文太他妈狠了”。英文是平面的，中文却是立体的，每个字、每个词、词与词的不同搭配，转化出不同的意思。这时他才觉得上了道。
接连又赢下两届冠军，王波就不想参加Battle比赛了。他觉得中文说唱不能只体现在押韵和节奏，内容才是根本。他开始认真研究中文，研究怎么用不带脏字儿的文字去体现最脏、最黑、最扎人的东西。
王波battle来劲的时候，恨不得眼珠子都要蹬掉了，他管那叫“斗性”。平时遇上棋逢对手的哥们儿，说到最后差一点就要动手。
到2004年，中国大陆说唱已经有了基础。北有“隐藏”、“龙门阵”，南有“竹游人”、“黑棒”，在南昌上大学的“大狗”最喜欢王波。大狗玩滑板，看滑板视频，觉得配乐也很带劲，开始玩说唱。他加入了武汉的Hiphop团队“No Fear”，团队常常去一个朋友开的脏KTV，在包间用麦克风练习Freestyle。
Iron Mic已经成为说唱圈绝对权威的比赛，想在圈里打出名号，就得来这儿闯一闯。2006年，大狗第一次跟着团队参加Iron Mic，由于过于紧张，无法在控制腿抖的同时想词，第一场就败得一塌糊涂。第二年，Iron Mic决赛第一次安排在武汉，天时地利人和，大狗拿下冠军。下一年就没那么轻松了，决赛地在北京，打进决赛的大狗激发了北京说唱圈大团结，他很有点孤军奋战的意思，反而激发斗志，最终卫冕。赛后在门口接受采访时，北京MC们在旁边站成一排，插着手看他。2009年，他再一次夺冠。
三个冠军一点用都没有。大狗毕业两年了，在滑板店打工，每个月挣800块钱，买完滑板板面，每个月剩400生活费。偶尔接一些没什么水准的路边商演，在夜店驻场。那家朋友开的Hiphop酒吧生意冷清，来热场子的夜店串子看到大狗唱说唱，非要跟他Battle，可是撞在枪口上了，一个个都被他喷得毫无脸面。不再来了。酒吧三个月就倒闭了。同龄的同学朋友结婚的结婚，当领导的当领导，没人理解大狗还在混什么，老实说，他自己也不太懂了。
“小青龙”是2015、2016两届Iron Mic冠军。在他的家乡云南昭通，可能只有他一个玩说唱的人。小青龙在2014年初辞去公路局的工作，一个人来到昆明。整整两年，他跟家里断了联系。在昆明，他当过夜店歌手，做过导购，很不容易地立下足。
蝉联冠军后，他常常受邀为大大小小的Battle比赛当评委。看比赛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烦。“太模式化了，都是押韵。只把韵脚记得滚瓜烂熟，句子与句子中间的根本没有铺垫，都是破碎的，没有逻辑的，全靠韵脚撑。这不是battle，是投机取巧。”
这已经不是他曾经痴迷的Freestyle Battle了。
带了这一变化的是西安的贝贝。贝贝是2012年Iron Mic出现的现象级人物，在参加Iron Mic之前，他在网络直播平台YY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练习，积累了大量词汇。他出现在赛场上，把双押运用得淋漓尽致，用大狗的话说，“直接带来了Battle比赛技术上的升级”。小青龙说：“贝贝影响了这个圈子，后来的MC全都模仿贝贝。但只模仿他的表面，没有看到他里面的东西。贝贝是一直保持着思维惯性的。”
贝贝代表了后来出现的另一路从网络起步的MC。互联网技术给Freestyle Battle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Battle比赛再也不是说唱歌手获得认可、为人所知的唯一途径。
无论如何，Iron Mic的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大狗这些年来一直在帮Showtyme操持Iron Mic赛事。一方面对这比赛有感情，另一方面办比赛比演出挣钱。他一直希望能把Iron Mic公司化，做成厂牌，各个分赛区都可以加入成为分公司，把赛事中出来的那么多优秀人才都签到旗下。但Showtyme的想法很顽固，很多想法都没能实现，他不大会与人合作，很多曾相助的朋友最后都被伤了心。大狗眼看着Iron Mic走下坡路，但舍不得撒手不管。
大狗
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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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夏，我正在慢吞吞地做涂鸦选题的采访。一个下午，我联系上KTS涂鸦团队的WRECK，约在798见面。
午后太阳很大，喷漆罐和烟头散在白晃晃的水泥地面。五六个年轻人在一面墙上涂鸦，线稿已经打好。小蓝牙功放器放着说唱音乐在户外听起来呲呲喳喳，“咚，咚，咚”的鼓点却依然清晰。他们不时退后几步打量，又走上前，步子跟着节奏，松散地一晃一荡。喷漆味儿弥漫四周，闻着有点像香蕉。
不一会儿，他们停下休息，一哥们儿拎来一袋汉堡和可乐，他们围坐在砖块上，指尖沾着彩色喷漆的手抓起汉堡，大口啃。伴奏没有停。其中穿白色T恤的男孩特贫，打个岔就站起来一顿说：“慢的Beats也可以，我什么Beats都可以。因为我名字叫做迷迪，我名字是个谜题，迷迪没有谜底，所以用这些颜色画这些他妈的涂鸦，这些涂鸦就像我摔过的伤疤，你说它好看，它就好看，你说它难看，它还在那儿站……”音乐断了，一个女孩儿捂上嘴打起了Beatbox（用嘴唇、牙齿、舌头、口腔和喉咙等声音来模仿鼓声、电子以及特殊音效），迷迪一气说下去，指着每个人调侃几句，越说越飞。“哎”，“噢”，一圈人跟着节奏点头，嘻嘻哈哈地起哄。
走的时候，迷迪向我伸出右手。握手？我一愣，正要握，他用另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与我一击手掌，二击手背，握拳一碰。“会了吧？Hiphop是这么打招呼的”，他乐呵着说。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Freestyle了。那天下午，我第一次看到活的，非常新鲜。我和身边的朋友要么听摇滚，要么搞乐队，整体气质又懒又废。这群人看起来自在多了，无拘无束的。在此之前我对Hiphop所知寥寥，只零零星星听过一点。那段时间的采访里，由于做涂鸦那群哥们儿几乎都是Hiphop爱好者，我开始从他们提起的名字听起，除了美国鼎鼎大名的2Pac、B.I.G、Wu-Tang什么的，中文说唱是隐藏、阴三儿、“龙胆紫”等等，非常北京的路子。
秋天，我到后海的脏辫店学手艺，常在店里呆着。师父这两年专注休闲养生，店里的活儿都交给小师哥了，师父介绍，“你师哥是个Beat Maker”，也就是做Hiphop伴奏的制作人。小师哥，aka“请你尊重猫咪”，年纪轻轻，很清瘦，总是戴一顶鸭舌帽，半长头发勾在耳后，在店里放的大多是Hiphop。没客人时，猫咪就坐在电脑前做Beats。安静的店里一遍遍响起他的tag（相当于制作人标签），一声经过合成处理的“猫咪on the train”。Beat Maker把作品放在网上，Rapper使用需要付费购买。打tag类似于给自己的作品加水印，防盗。
Hiphop的节奏非常清晰入耳。练习钩针时，师父说：“找节奏，跟着音乐”。有一段时间，我总听着Hiphop Beats写稿，妄图找到流畅的写作“Flow”。当然并没有用。
听得多起来，我又陆续看了些关于Hiphop相关的书和电影。我很喜欢Hiphop文化里那种身处低处的无所顾忌、直接和力量感，想写点什么。有一天，我去WRECK工作的纹身店找他聊Hiphop。WRECK说起这个话题有些丧气，他说，北京这几年Hiphop氛围不大行了。以前，他每月最后一个周六都要去Section 6现场，Section 6是办了好多年的北京地下Hiphop Party，这两年都没什么声息了。
没过几天，Section 6又办了一场。我也去了。我看见了王波，他给演出做了开场，“这是北京最纯正的Underground Hiphop Party！”Rapper握麦时，麦克风尾朝上，话筒头贴在嘴边，显得狠。台下密密匝匝的人群欢呼起来，人们纷纷抬起手晃动手腕。
王波和sectio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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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20岁的王波和几个爱听Hiphop的哥们儿一起，挨家挨户地找那种整晚没人的冷清酒吧，进去买点酒，跟老板谈。他们想有个地方放喜欢的歌。
有音乐至少能热热场，一些店家便提供了免费放音乐的机会。王波和弟兄们租来设备，再印制海报，写上时间、地点、放什么歌和几句吆喝话。他们跑到大学，一间间往宿舍门缝里塞海报。起初，捧场的小十人都是自己兄弟，渐渐地，人多了点，一人收十块钱门票钱，一晚上能铮一两百，将将抵消成本。人数涨到五六十时，他们就把场地和时间固定下来——每周末，三里屯的橘子俱乐部。
橘子俱乐部是个两层酒吧，水泥地水泥墙，又热又躁。后来，陆续有世界级的DJ来这儿演出，贵的时候门票卖到80元，一晚上能挣四万多。韩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不同语言MC扎在台上一块儿说。消息口口相传，越来越多人知道北京有个特正的Hiphop Party。有一回，王波吓了一跳——Wu Tang Clan一个成员来了。另一次，来中国打比赛的NBA球员出现在场地。王波跟他逗乐：“你这么高，你鸡X有多大啊？”“你看我手多大，咱俩比比”，他也乐，伸出一只大手，一把攥住王波脑袋。
那是快20年前的事了。那时王波刚开始组织Hiphop party。
2004年，隐藏与滑板厂牌“社会滑板”创办了地下Hiphop Party Section 6，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在愚公移山固定举办。王波是主导Section 6的核心人物，他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一群爱Hiphop的人想让更多人认识它，爱上它。每到那个周六，Live House门口总围着穿宽大衣服的年轻人，拎着啤酒，或蹲或站，有人Battle，有人打Beatbox，有人跳舞，一帮人晃着手势起哄。
2009年，大狗第三次拿到Iron Mic冠军后，来到北京发展。“那个时候北京像一个朝圣地，基本上你要玩中文说唱你就得先来北京混。”那几年北京文化环境比现在宽松许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热闹的氛围没能持续下去，环境开始收紧，许多人离开了北京。大狗在北京供职的Hiphop文化推广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倒闭，他便回了武汉。2015年，北京说唱代表组合阴三儿的17首歌从各大网站消失。Section 6几乎没有收益，却耗费了王波大量时间精力，八周年后，举办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只剩一两场活动。
从Section 6走出好几批说唱歌手，王波一拨一拨记得清楚：隐藏之后，“Young Kin”，阴三儿，“Lil Ray”……到2011年前后出来是第四代了。黄硕是第四代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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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硕27岁，总是反戴一顶棒球帽，面露狠劲，露出一对招风耳瞩目。黄硕在歌里自称“核弹叔叔”，做的是硬核说唱。在一个视频采访里，他这么解释“硬核”：“非常强烈，非常有侵略性，非常坚硬的东西”，他指了指脑子，“是从这儿”，又指了指胸口，“还有从这儿出来的。”
我在黄硕家小区门口见到他，黄硕和妈妈、姥姥住在这儿。他还是那副打扮，篮球背心和宽大短裤，露出花臂和花腿，但不露狠，大男孩的样子。
我们在小区楼下的健身设施边坐下，小孩子在边上跑来跑去。
黄硕小时候是个特老实的孩子，总被欺负，有一天终于忍不了了，潜能爆发，还手打回去，发现好多原来欺负他的孩子根本打不过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上初中时打篮球，看NBA集锦，配乐全是Hiphop。中国孩子没听过这种鼓点和律动，起了兴趣，自己找了许多来听。班上有个同学听得早，借给他一张Eminem，一张Linkin Park，还有隐藏的第一张专辑《为人民服务》。接着黄硕听到了阴三儿。他喜欢这种表达形式，节奏感强，表达上特别自由。
高二黄硕被退学了，有两三个月在家呆着没事儿干，就自己试着下载了几个伴奏，跟着瞎说，骂骂老师，说自己哥们儿多好之类的。他下载了录音软件Cool Edit自己试着录了几首小样，上传到当时常用的音乐网站分贝网。有几个也玩Hiphop的哥们儿跟他交流起来，便认识了。
有了些作品后，一哥们儿把他的歌发到Section 6的邮箱，不久便收到了演出邀请。黄硕听人说，Section 6的人都特“劲儿”，第一次演，他在后台坐着，看到王波来了，他觉着也不熟，估计他也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就没理他。不一会儿王波自己走过来了，问他，那歌是你唱的吗？黄硕说是。王波就说；“牛逼！瓷，那歌特好，一会儿好好演。”黄硕一听特高兴，原来大家都这么友善。Section 6让他有归属感，一些朋友总一块演出便混熟了。
去年一月，他们一起办一场演出，想做成固定的演出，大家就能有个自己玩的地方了。其中一哥们儿刘锐，就想到了丹镇北京，Dungeon Beijing，“Dungeon是地牢的意思，这词好，特稀”。后来几个哥们儿就决定用这个名字成立一个厂牌。
做音乐穷，黄硕干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工作，在唱片店卖CD，开网店卖衣服，卖模型，卖管制刀具，在烤肉餐吧当过经理，还和哥们儿一起开过一个爬宠店。有时穷得买烟的钱都没了，家里就给买点儿。一直到这阵子，刚能靠音乐养活自己。
他接到过几份合同，都没签。他还是希望和哥们儿一块儿把丹镇北京做起来。
前阵子，黄硕刚刚发了自己的第一支MV《向死而生》，又暗又狠。这是他即将推出的新专辑的名字。“这其实就是针对我自己说的，就是奔着死去的。其实所有人都在奔着死去，只不过好多人就是贪生怕死的状态，其实最后都是会死的。但是，你在奔着死去的过程中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活的，对吧”，他停了一下，哈哈笑起来，“我在给你洗脑”。
MV就是一帮哥们儿帮着拍的。黄硕把歌给拍MV的哥们儿听一下，俩人对出一个统一的感觉。接着选了三四个场景。然后准备道具，他们花7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大汽油桶，运费又花了七十。他把原来养爬行动物的木箱子用斧头劈了，用来烧火。其中一个场景在哥们儿家天台，上天台只有天花板上一个窗眼儿，先上去一个人，底下的人把桶托上去，最后一个一个钻出去。他把木柴扔进桶里，一把火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