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邱兴隆：学术批判才是真学问

批判的学问

作者：邱兴隆，刑法学家，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责编：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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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长河淹逝了无数来去匆匆的刑法哲人，人类理性衍生过纷纭迭起的刑罚学说。没有哪一位刑法巨匠不曾自信寻到了刑罚的真谛，也没有哪一种刑罚学说未曾被虔诚地奉为对刑罚的真正解说。然而，刑罚哲理的发展轨 迹却无情地显示， 再伟大的刑法巨匠最终都未逃脱被否定的厄运，再辉煌的刑罚学说到头来都幸免不了成为被扬弃 的对象。将先哲康德的如下哲言用以描绘刑罚学说不断更迭的规律与原因，看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人类理性非 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 ，以便察看地基的情况如何” 。

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中，我先以康德所言的拆塔者的姿态拆解了无数刑法哲人精心构建的一座座刑罚理论宝塔，后以爱好建设者的形象在被我清理出的理论废墟上耸立起了一座新的刑罚学说大厦。刑罚哲理的发展轨 迹得以在我笔下延伸。

促成本书问世的原始动因是人类理性所共有的永无满足的求真欲, 而本书的催产剂则是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证明的学术批判精神。

二

学术需要批判。没有批判便没有否定，没有否定也就没有发展。只有通过批判，学者才能从迷信与盲从中得到解救，塑造自己的学格，也只有通过批判，才能拆除旧有理 论，为新的理论大厦的建构廓清地基、铺平道路，使人类的求真欲从在废墟上崛起的辉煌中得到相对的满足。

学术批判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事业。虽然任何理论都不是恒定的真理，即使被公认为完美的理论，最终总经不住人类理性的冲击而土崩瓦解，但是，任何旧有的理论只有在被发现是一种不完美的理论时才可能也才有必要被 拆除。而对不完美的发现，既不是成见的产物，也不是天启的结果。只有在深入、透彻的了解与完整、真实的把握 对象性理论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现它的谬误；只有基于这种自然而然的发现所为的批判，才是合乎理性的批判。任何基于作为成见的结果的所谓发现而为的批判，都意味着对对象性理论的恶意曲解。在这里， 批 判不再是理性的一种证明，而蜕变成了蛮横的道具。任何基于作为片面、浅薄的了解或理解的产物的所谓发现而为的批判，都是对其自身的片面、浅薄的一种证明, 最终都可能构成对真理的误读。因此，学术批判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一种事业，不盘诘并确信自己的批判资格便充任批判者的角色，属于轻浮者的事业。

为了取得批判者的资格，在将任何一位刑法哲人送上理性的祭坛前，我不得不首先作为他虔诚的学生拜倒在他的脚下，从他的书中深入、透彻地了解他的思想，通过书而与他以及他的崇拜者或批判者尽情对话，以便完整、真实地把握他的理论，惟恐曲解或者误读了任何关于刑罚的真理。我相信，我对任何刑法哲人及其理论的批判都是严肃的，因此，我确信，我在本书中所作的任何批判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我不敢保证我没有在无意中曲解或误读任何关于刑罚的真理，但是，我毕竟为避免哪怕是无意的曲解或误读而付出过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

三

学术批判也是一种建设性的事业。只想或者只会拆楼而无意或者无能建楼的人绝不会是一位好建筑师，只想或 者只会对对象性理论进行批判而无意或无能构筑新的理论的人也决不会是一位好学者。学术批判是一种破坏性的工作，旧有理论一旦遭到致命的批判，便必然崩塌为一块废墟。然而，理论的真空成不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在既存理论全盘崩溃而新的理论却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人类的精神将无以寄托。因此，在对对象性理论进行批判前，我们必须既拥有建筑师的素质，又具有泥水匠的品性。没有建筑大师般丰富的想象、严谨的构想、精确的算计，不可能产生宏伟的设计，而没有泥水匠般的实干精神、施工能力与堆砌技巧，任何宏伟的设计，都只不过是一张美丽的蓝图，不可能变成金碧辉煌的大厦。

仅就我现在的这部书而言，批判的破坏性似乎大于其建设性。它用了大量篇幅解构古今中外的所有刑罚学说，却只用了廖廖数笔构建新的理论。然而，我的整个学术轨迹却是建设大于破坏，只不过我是先立后破，不同于“不破不立”的传统研究范式而已。我的《刑罚理性导论》是一项不带任何破坏性的工程， 它平地而起，没有直接奠基于任何旧有学说的废墟之上。它以特有的设计与建筑方法，撑起了“刑罚理性统一论”大厦。而我现在的这部书只不过证明了“理性统一论”是刑罚学说发展的必然。我的这一 学术轨迹，形象一点说，便是先为刑罚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园，然后才拆除其旧有家园，并通过新旧家园的对比而证明新者比旧者更适合于刑罚栖息。在构建“理性统一论” 的过程中，我付出了建筑师般的设计努力与泥水匠般的操作艰辛。我不敢断言，我的“理性统一论”是人类刑罚学说 史上最壮观的一座大厦，但是，也不想讳言，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与所有艰辛，为的都是让它能在刑罚学史册上留下一页辉煌。

四

学术批判还是一种承先启后的事业。批判不仅仅是一种否证方式， 不单纯是对对立的学说的不合理性的一种 简单揭露与抨击， 而且还应该是一种确证手段，担当起对对立的学说的合理性的充分肯定与接纳的责任。自此以 观之， 学术批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说的所有不合理因素被无情的抛弃，而其任何合理成分则在新说中得以继承。基于此，批判者既要有客 观、公正的心态，又必须具有极强的分析与归纳能力。只有在客观而公正的心态支配下，通过对旧说的分析与解 剖，才能使其优劣利弊暴露于批判者的视野，进而通过归纳而将旧说的不合理因素予以剔除，并将其合理成分予以承续。

正是基于对批判的承先启后职能的认识，我为作为我的对象性理论的所有刑罚学说设定了一个公允而统一的分析框架，在法的价值的天平上小心称出它们的得失，运用逻辑分析对诸种旧说做了各别的解剖，继而又通过逻辑归纳总结出它们的利弊，在剔除诸旧说的不合理因素、汲收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组合成了集诸说优点之大成的“理性统一论” 。假如说在《刑罚理性导论》中 ,“ 理性统一论”是我单纯基于概念的推演而孤独思考的结果，它因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建筑，那么 ，在现在这部书中，他则是我通过逻辑的分析与归纳和众多刑法巨匠对话的产物，因而是一个开放式的建筑。既然运用不同方法所为的研究产生的是同一理论，我没有理由不自信，我的”理性统一论”会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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