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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年

社會學會社  · 公众号  ·  · 2024-03-22 20:01

正文



专题导言


亨廷顿提到:“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获取国家政权是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只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的最后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使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对于刚刚夺取全国政权,首次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需要在革命与现代化、古老的国情与激昂的使命、乌托邦式的革命承诺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谨慎地构筑起政治秩序,来重塑这个古老却又年轻的国家,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传统来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研究往往被归为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而随着社会科学视角的加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从关注历史时期转而关注具体的研究议题。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基于“议题”而非“时段”的视角,来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更为多样且波澜壮阔的一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本专题将首先以“国家与社会革命”为开端,从“国家形态”的视角回顾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形成。随后将深入围绕1949年后的中国展开的不同视角的研究,专题一“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权、组织与体制”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考与范式。专题二“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进程。专题三“官僚监督与国家能力构建”则将视角聚焦在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从而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代理人”监管的问题。专题四“群众动员、政治运动与革命教化政体”关注“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重要组织手段,是如何延续到其建国初期的国家治理中来。专题五“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改造与变迁”主要关注1949年后变化最大的乡村,以观察新生的政权如何面对中国最古老的农村问题。专题六“财经秩序、生产与经济秩序的重建”则主要关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秩序。专题七“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聚焦于社会巨变下的“个体心灵”与“集体生活”,关注历史转折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专题八“医疗、教育与公共事业的开展”则是关注共和国早期,如何重塑新时代的教育,以及实现革命的理想与抱负的过程。


显然,受策划人本人智识所限,下列文献不仅不能涵盖所在议题的全部研究,而这些议题同样也不能涵盖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正如裴宜理鼓励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早期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回望而以前行”,通过对过去的关注,通过将社会科学视野带入过去,从而直面我们脚下土地的古老、变迁与希望。


鸣谢


专题策划人:

陈立夫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滨(Douglas A. Stiffler),美国杰尼阿塔学院副教授。2002年获圣迭戈加州大学当代中国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与中苏关系。代表学术成果有: 《“扁担三,三扁担”: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1950-1957)》、《苏联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中苏关系“蜜月期”(1949-1960)》。



1950年10月3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零两天后,为庆祝“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正式成立,四千人齐聚北京聆听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与其他政要的讲话。刘少奇对参加该集会的政要、学校官员、苏联专家、教师与学生们说,他们不仅参加了这所“新式”大学的创建,更为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同志们,中国人民大学今天开学了。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人大是根据政务院发布的一道命令于1949年12月创立的,担负着“将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任务。在中共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人大将在建设苏联式国家与经济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新的“红色”大学在新中国的建立,不禁让人回想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建立的“红色大学”。“红色”大学的目的是要解决革命政权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大学体系是发展现代化所必须的,但这些大学又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把持。新的共产党领导人想要改造这些大学,让它们对工农群众“打开大门”,但他们也知道这些改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同时又不对这些现存大学造成损害。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立刻建立一所苏联模式的红色大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宜之计。


但在新中国创建一所红色大学远比原先设想的要难得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干部的社会来源十分多样、而且其教育水平很低。中共领导人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如果以党龄与对党的忠诚程度作为这所新的红色大学的主要入学标准,那么绝大多数干部学生只有一年或两年的小学教育水平。这些学生虽然在政治上合格,但在教育上却不合格,无法完成大学学业。这样就会威胁到中共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如果中共领导人将教育资历作为入学标准,那么这所新大学里将尽是国民党时期进入中学与大学学习、1942年以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干部。如此虽然能满足中共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但是却有让该政权最为忠诚的干部(1942年以前入党者)感到被疏远的危险。



中国人民大学在1950至1952年的铁狮子胡同校址。[图源:Wikipedia]


对人大的研究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青年知识分子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一个致力于在苏联援助下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政权里,青年知识分子最具条件利用苏联的新知识将自己转变成为又红又专的精英。而另一方面,老干部们在中国现代史的这一新阶段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们面对的局势是,他们正在被一个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的社会抛在后面。


一、新大学的创办


1950年10月中共创建新的红色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到1950年中苏之间就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对新中国政权提供的援助范围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该谈判过程始于1949年2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对中共领导人所在地西柏坡的访问,并在1949年7月到8月刘少奇为解决建立中苏新关系的具体问题秘密出访莫斯科时得到继续。所有这些谈判最终促成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访,此次访问的谈判成果便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以及双方关系的正式化。


这些谈判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刘少奇在1949年夏向斯大林提议在苏联建立一个由苏联人任职的大学来教育中国的干部。刘少奇建议苏联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与前中国劳动大学相似”的学校,以此训练一千名左右“工业、贸易、银行、法律、师范”与其他行业的中共干部。但斯大林不想将大学建立在莫斯科,这可能因为他不希望因为在苏联的首都训练上千名中共干部而激怒西方。相反,他提出将这个学校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Alma Ata)。但是将大学地点定到如此偏远的省份对中共方面却没有吸引力。为了方便起见,很明显中国人决定将这所大学建在北京,并由苏联派教师去北京,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在刘少奇的莫斯科夏季之行后,苏联派出了两位苏联教育顾问费森科(P. I. Fesenko)与菲利波夫(V. E. Filippov)来帮助中国人制定建立该新大学的计划。费森科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莫斯科的一位教育官员,但是由于健康状况很差,他在到达北京几个月后就返回苏联。会讲一些汉语的西伯利亚人菲利波夫或许是一位情报特工。从1949年到1950年,大部分发回莫斯科的关于新大学创建过程的报告都是由菲利波夫撰写并签署的。


这两位苏联顾问是专门负责创办人民大学的筹备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宣传的领导人陆定一领导)的成员。1949年秋该筹备委员会访问了天津与北京已有的几所大学,着眼于接管其中的一所大学作为新的红色大学的基地。但由于陆定一告诫不应当引起资产阶级的对抗,因此接管北京师范大学计划被放弃,决定以华北大学这所现有的干部培训学校为基础来建立新大学。而华北大学又恰恰是该筹备委员会中大多数中共中央级别的教育专家们毕业的学校。


在为新大学寻找校址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事情都令他们感到困惑。顾问们报告说,中国大学里接受过外国教育的教员都是在欧美接受的教育,大学里的图书馆中很少有或几乎没有俄文书籍,学生主体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地主与知识分子的子女,来自农民和贫困劳动阶层的学生极少。顾问们还注意到,许多大学财政经费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美国或梵蒂冈。顾问们的确报告说,创建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以其学生抗议活动的传统而闻名遐迩”,但是却对学生们近来的积极活动——这些活动在中国内战期间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只字未提。对于中共在北京大学的党组织,苏联专家只是提到“在数量上极小”。在苏联顾问看来,北大与清华这样的大学是文化异己区。


苏联顾问们在报告中的结论部分详述了他们对美国影响的看法:


  1. 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由美国人资助的教育机构,比如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教员与学生都深受美国影响。美国的影响不仅清楚地表现在这些大学的组织架构上,还表现在学生所使用的课程教材、学生和教授们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们的美式衣着打扮上。


  2. 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授与教师们都采取了观望态度,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重组以及他们是否能继续在大学与教育机构中任职感到忧心忡忡。一部分教职人员对新社会秩序持有敌对倾向,并对在大学与教育机构中引入必修的社会经济学课程与俄语课感到十分不快。


  3. 高等教育机构里充斥着中国的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子女。高等教育机构对于工农子女来说基本上是遥不可及的,因为城乡群众一般都是文盲,情况好一些的也是半文盲。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苏联顾问们建议应当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中加入工农班,以便劳动阶级的子女可以接受三到四年的课程教育。这一建议让人想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设置的工人学院(rabfaks)。


就在中共进入北京后不久,中共最高级别的干部教育专家们就四处为华北大学这个领头的干部训练(与政治思想改造)学校寻找校址。该校的新校长、年届七十岁的1911年大革命老战士吴玉章,利用他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厚交情为华北大学谋得了一块上乘地产——靠近紫禁城的段祺瑞旧宅邸。新的红色大学的筹委会领导们决定将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因此华北大学的行政与教学职员以及一些学生仍然留在“新”大学里(实际上是旧的干部训练学校)。


虽然吴玉章是新大学的校长,但是人大的日常领导工作是由第一副校长兼学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负责,胡是北方“白区”地下工作一位强硬的领导者。老牌中共文学家成仿吾是第二副校长。该学校领导层由两个派系主导:由中共游击队领导人所构成的、胡锡奎领导下的“地下党”派;以及站在吴玉章与成仿吾一边的、在中共干部训练机构工作过多年的人组成的“干部学校派”。


在1959年为外国来访者准备的一份简介中,人大的领导人是这样描述该校的教员的:百分之十是“老干部”,百分之八十是在“半学半教”时期由苏联专家培训的青年教师,剩下的百分之十是“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1949到1952年这一阶段,人大各系的领导要么是胡锡奎在地下党斗争时期的同事,要么是吴玉章与成仿吾在华北各干部训练学校的同事。华北各干部训练学校一些有前途的学生现在也被任命为各系的培训教师。但这些人都没有苏联管理学方面的经验:许多人公开承认对如何运转自己的学术专业完全一窍不通,只能等待苏联专家的到来。



图为1950年《人民画报》载中国人民大学开学仪式,刘少奇在开学演讲上讲话。[图源:Wikipedia]


人大最初只有八个系:经济计划、工厂管理、财政信用、合作、贸易、法律、外交与俄文。1950年到1954年间这些系变动很少。1952年8月增加了统计学系,1954年6月又建立了一个农业经济系。这些系相当于苏联的学院(fakultety),并不像美国的大学体系那样是最基本的学术单位。在人大,最基本的学术单位是苏联大学体系中的次系一级的机构kafedra——成仿吾将其翻译为“教研室”。


最重要的教研室向所有学生或不同系的学生开设各种必修课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政治思想有关的教研室,负责教授各种政治思想必修课程——马列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实际地位高于系的教研室在人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在50年代初是除了俄语系之外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机构:马列主义教研室(1950-1952年有五位苏联专家),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0-1952年有三名苏联专家),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1951-1956年有一名苏联专家)。老的八个系每个系有两到五个教研室,这些教研室大多数只有一到两个苏联专家。例如财政信用系有四个教研室:1)财政、2)银行业、3)产品与货币流通及信用、4)会计。


为了与刘少奇对这个学校的远景设计保持一致,人大在其初期着重培训经济、法律与外交人员。八个系中的六个都致力于经济管理,而且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式的经济管理。可以这么看待初期的人大:她将斯大林式的哈佛大学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与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集为一体。根据刘少奇的计划,人大的目标是让其成为中共干部学习管理苏联式国家与经济的重点教育机构,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虽然此时离毛泽东宣布向社会主义转变还有好几年,但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用刘少奇在人大开学典礼上的话来说,1949年中共领导人已经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以便满足“与苏联现在的经济状况差不多”的经济体系运转对人才的需要。


人大的学生绝大部分将会是至少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党员干部,他们在本科班将进行两到四年的专业学习。大部分继而会将成为工厂管理者、统计人员、会计、教师与各类经济专家。人大在初期还曾设置过短期训练班,让那些在职干部——也就是在岗的教师与管理人员——可以到人大来接受为期最长六个月的专业训练。事实证明,短期训练班是人大对全国各地的学校与政府机构产生影响的一个关键方式。


这所“新式正规”大学是中国与苏联领导人及双方教育专家进行谈判与互动的产物。这一互动有一个方面极为讽刺:在场的苏联专家全力主张通过招收政治思想上的忠诚者——例如工人与农民——以迅速改造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苏联自身却是花了十年多的时间来改造他们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1949到1950年这一时期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温和路线令苏联专家们苦恼不已。由于刘少奇对工农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学生感到信心不足,因此折中的方案就是既招收具有红色背景但教育水平很低的老干部,也招收背景多样化但教育程度更高的青年知识分子,让他们一起进入这个新的红色大学的城市氛围。


二、新大学的社会多样性


1950年来自中苏双方的报告显示,人大的领导者们努力想要从社会出身混杂的中共干部中建立一个合适的“苏联化”学生群体。在1950年好几处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专家抱怨说学生的社会背景很差,并报告说这些背景解释了学生中一些人为什么会持有反苏观点。而中方的管理者则报告说,很难与有工农背景的“老干部”相处,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学习。许多有“青年知识分子”背景的学生恰恰相反,他们看起来希望出人头地、但却不愿严肃对待政治思想学习。


中共教育者与苏联专家不得不与之首先打交道的学生是来自华北大学的“政治思想再培训学员”。在成仿吾的领导下,数千名“青年知识分子”与前国民党政府雇员在短期政治训练班中接受了再培训。但苏联顾问菲利波夫与费森科对他们1949-1950年间在中共的“思想改造”学校中所了解到的事情并不表示赞许:


当前中国同志十分关注对旧知识分子的重新教育,这些旧知识分子都在前国民党的政府机构、警察与地方保安部门工作。在北京,有三所大学参与了这种再教育:革命大学,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是组建人大的基础,仅该校就在今年就改造了超过一万人。改造的过程:学生们对马列主义进行四个月的学习以形成新的世界观,并以此来批判自己过去不正确的观点与错误。他们宣布现在他们已经与过去决裂,完全接受新的观点并已经做好准备为革命奋斗终身。这些大学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十分相信这一再教育,作为证明他们举了许多例子——许多接受改造的学生好像是突然觉醒了一样,交出了秘密电台与武器。


这些苏联顾问认为中共的“思想改造”充其量只能算是误导。苏联专家否定了中共对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雇员的“温和”政策,他们所赞同的是一种更为典型的斯大林式的方式——对同情反革命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流放和枪毙,训练一群新的“红色”干部来取代“旧”专家的位置。


随着来自华北大学最后一班接受再培训的学员毕业、华北大学剩下的职员被分配给人大,这一思想改造在1949年12月结束。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从进行再培训的学校毕业并被派往南方。数百名学生以俄文大队——1949年9月中旬成立的一支大型俄文教育队伍——的形式被留在华北大学。也正是此时华北大学的领导们知道了将以该校为基础建立“新型正规大学”这一消息。而原本是要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苏联籍俄文教师碰巧提前到达,因此也被分配到人大。1949-1950年这个学术年度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俄文大队的学生与陆续抵校的新入学学生在苏联俄文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俄语。


在这一过渡时期,苏联顾问仍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俄文大队466名学生的社会出身与政治可靠性,就像他们先前蔑视进行“政治思想”再培训的学校一样。事实上,俄文大队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些接受了“政治再培训”的人,因此苏联顾问认为他们有问题不足为奇。1950年2月27日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科瓦廖夫(E. F. Kovalev)的一份报告中,苏联顾问菲利波夫汇报了人大的俄文教学状况与学生的性质。菲利波夫报告说,俄文大队的目标是要通过两年的课程将学生们培养成为俄语翻译与教师。他观察到中国人对俄语有着极大的热情:“在上了一个月的课之后,学生们对学习俄语有极大兴趣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不仅仅是学生们,而且几乎所有大学雇员与服务人员从校长到茶贩都在抱着极高的热情学习俄语。”



图为1952年人大俄文系欢送丽芳妮契娃同志回国及毕业纪念照,吴玉章校长出席(二排正中间)。[图源:fl.ruc.edu.cn]


虽然菲利波夫对中国人学俄语的热情十分高兴,但是他对于学生的性质却感到不满。他写道:“这些学生的政治背景离期望值还很远。”各种数据显示学生们支持中共的“自然”倾向微乎其微。俄文大队的学生大多数在社会地位上与中共很少有联系,其家庭背景都是非革命的小商贩、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与地主家庭。在中共进入城市招收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这一特定背景下,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但对于苏联人来说,这离理想的“工农”状态遥不可及。菲利波夫最多只能说:人大招收的本科学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无论如何都应当(比目前情况)更好”。


菲利波夫报告说,这些正在接受政治再培训的学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不佳,这也说明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些学生中的许多都持反苏态度。菲利波夫1950年2月的报告中以下这些段落值得长篇引述,它们说明了苏联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深疑虑——而这些人正是中共在1949到1950年间极力争取的对象:


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上海与南京,许多人都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英语与日语十分流利。在466名学生中,100名公开承认信教。一些学生说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并没有区别:“共产主义是以消除贫穷为目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要和平与共同繁荣,基督教也是如此。”一些学生还拥护反动观点,例如“美国在技术上比苏联强”,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之前还说旅顺港与大连将交给苏联。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他们还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长春铁路、大连与旅顺港要到1952年才归还给中国,而不是现在?”“为什么长春铁路可以免费交还(中国),但大连与旅顺港的设施就要偿付?”“为什么要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东北的军队利用局势进行大肆抢掠。”“告诉我,苏联准备怎样具体帮助中国?”这些观点与问题不仅证明了政治上的无知,更证明了学生中一些人的反动态度。


苏联专家认为这些“政治再培训”的学生是可疑的、令人讨厌的。在苏联专家看来,这些学生毫不掩饰的野心、蔑视政治教育课、关心自己身为地主的父辈等表现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专家将自己面临的新中国首都的景象描写得一团糟。


虽然苏联顾问很明显地认为中共应当招收拥有工农背景的学生,但是刘少奇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对于工厂工人受教育的潜力并不乐观,他告诉人大的计划者们,这些工人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可以应付大学课程学习的水平。吴玉章、成仿吾与教育部副部长张奚若都赞同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建立预科班或附属于人大的补习性质的“工人学院”这一问题是未来应该着手考虑的问题。这也就是告诉苏联顾问,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对工农进行高等教育在近期内都不具有现实性。考虑到苏联专家对中共在政治再培训学校中进行“重新煅炼”的人选不满,中共这一看法肯定令苏联专家感到泄气。


人民大学招收学生的计划从1949年11月与12月开始有所进展。中共下令该大学将要招收三类学生:老革命干部,至少有中学教育水平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最后一类是当时在场的苏联人最讨厌的。老革命干部指的是那些在1942年之前入党的人。相关政策规定青年知识分子是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高中毕业生,或者是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并在中共革命工作与专门机构中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中共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些学生将被招收进入本科部。而“经过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这类学生并未得到大力招收,因为人大已经从华北大学、政法大学与俄文大队那里承接了许多这类学生。


1950年1月,人大向中国五个大军事行政区派出了招生队,这些招生队与中共党组织、政府机关、工会、农民、妇女与青年组织、各人民解放军单位进行联系以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到1950年2月底,已经有965名学生登记,超过原计划10%。加上来自于华北大学和政法大学各300名政治再培训人员,人大的本科学生总数达到了1565人。


这1565名学生的社会出身、社会地位与政治背景的数据资料说明他们比俄文大队的学生要有所“改善”。被定级为中农的学生占了学生总数的29.1%,出身于贫农与产业工人的学生占了20.3%。因此校领导可以宣布,从这些较好的社会阶层所招收的学生达到了学生总数的将近一半。尽管如此,仍有428名学生来自于政治上有嫌疑的社会阶层——地主、富农、小商人,这些人占了总数的27.6%。


但最让人震惊的是,在党员资历和教育水平上,新招收的965名学生与从华北大学和政法大学政治培训中心转过来的将近600名学生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招生数据显示,1950年1月新招收的965名学生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这是因为新招收的学生都是各地党政军机构推荐的,就各个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中共自己人”,而1949年接受政治培训的学生则不是。就教育水平而言,绝大多数新招收的党员与共青团员学生只有初中或小学教育水平,而那些从华北大学与政法大学转过来的学生虽然很少是党员或团员,但构成了具有高中或大学教育水平学生的主要部分。相关数据所显示的是被带到地处北京的这所新大学的两个不同社会群体。其中一个社会群体由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中共干部构成,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党员,绝大多数很可能都是农村出身。另一个群体则是由受过更高水平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许多人都是城市出身。


1950年春,随着新的学生到达北京、在新大学开始学业,苏联顾问与中方管理者都报告学生中出现了问题。1950年2月,菲利波夫警告说俄文专业的学生中间有反苏、追求名利与亲地主的情绪。苏联顾问继续汇报道,中国同志对他们重新训练学生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其中特别引述了1950年2月9日人民大学行政会议上吴玉章的解释——那些态度令苏联顾问感到不安的学生只不过是“病了”,首先需要治疗,然后再进行教育。当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1942年到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式的惯用方式,但是苏联人似乎十分质疑这一“软”方法对持不同政见者是否有效:“中国同志,这所大学的领导们确信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输灌给每个学生,而不论其阶级倾向如何。”很明显,菲利波夫并不同意这一看法。


菲利波夫报告说,人大的管理者决定在本科部已有的400名学生中加强政治课教育,并在俄语课程中用政治课取代了许多语言课。从1950年2月13日开始的临时班则是为了在苏联教师抵达前不让学生闲着。临时班的课程包括了俄文、新人民民主主义、中国革命史、数学与体育。1565名本科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50年3月末到达了新大学。


对此前接受政治培训的学生群体表示极力反对的苏联专家们,对这些新学生又持何种看法?在日期注为1950年12月18日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中,菲利波夫声称,在预备班的学生中,在社会地位方面有63%的学生被归类为工人与农民,要比本科学生与短期训练班的学生“更好”,在后两者中真正的工人农民相对很少。在苏联人看来,这说明学生的社会构成并不令人满意。


事实上,新入学的学生到达后,对其中的一些学生重新进行了社会出身与地位分类,现实情况说明要比当年春天的乐观估计糟得多。例如在春天时曾报告贫农与中农出身的学生占了44.5%,但是到1950年12月,这一人数的比重就下降到31%。而被定为工人的学生不仅从一开始就比重很小,而且从春天统计的14%急剧下降到12月的7%。具有像“地主”与“资本家”这样并不令人满意的社会背景的学生比重则有所上升。具有党员身份的学生所占比重也从原来的接近55%降到了将近37%。最后,春天时原有更多学生被定为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而现在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学生比重从原来的27.5%增长到了36.5%,超过全体本科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短期训练班,情况更加明显:党员占了83%,但是75%的学生只有小学教育水平。


在苏联人看来,唯一的真正亮点在预备班,那里工农出身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而且89%的学生都是党员。但是,菲利波夫在他的报告中并未汇报这些人的教育水平,这说明这些人几乎或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许近乎文盲水平。因此,这些学生被放在了补习性质的预备班。


在中国人看来,刘少奇要通过六个月的短期训练班制造出既有能力又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专家这一目标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胎死腹中”)。短期训练班学生的招收计划已经要求招收具有等同于初中教育水平的、有经验的中共干部。同时这一招生计划要求至少招收一些接受过政治培训的知识分子。但在实际操作中,针对教育水平的招生要求条件都被抛在一边,党员资格与工作经历成了招生最重要的标准。因此,短期训练班被只有小学水平的党员所垄断,这些人可能在其来源地的党政机关身处要职,但在学术能力上十分有限。


三、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摩擦


在人大的学生中,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在人大建校初期最为严重,那时短期训练班仍然招收大批在职的干部。胡锡奎在1960年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初稿)》中这样描述了人大初期的学生状况:“约占百分之七十二的干部及工人学生,政治质量好,文化条件较差;约占百分之二十八的青年学生,文化条件较好,但缺乏革命实际锻炼。这样,学生中政治、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无疑的,会给教学上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带来不少新的困难。”在一份1950年完成的报告中,胡锡奎描述了教育程度低下的老干部在新大学中面对的各种问题,并指出他们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矛盾。


在1950年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胡锡奎根据党龄将人大新招收的865名学生党员分为两组。有三到八年党龄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教育水平更高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数很可能在国共内战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占到865名学生中的45%,人数大约有390。胡锡奎对这些干部做了如下记录:


已有三年革命经验的干部,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或与知识分子有关。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一点缺点也没有,在工作中也不自负。由于获得学习的机会,他们高兴而坚定地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人追求个人荣誉,想要被分配到外交部或工业管理部。他们想要被分配到他们认为不需要学习数学或经济学、而且工作不会太辛苦的学术研究机构。


已经具有三年党龄的“青年知识分子”此刻在政治思想立场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们因为突出的热情、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能力而被指责追求名利。那些在适应新秩序方面有困难的人,指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型的中共干部想要“出风头”、想出名。


胡锡奎并不担心这些素质较高的中共干部的野心与名利追求。胡锡奎认为,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青年知识分子型的中共干部,而是数百名由地区党委与军事委员会推荐入学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半文盲的“老干部”。在865名干部学生中,30%的人有八年或八年以上的革命经验,人数将近260。他们都是1942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可能是来自农村根据地的干部。胡锡奎是这样介绍他们的:


这一部分学生是有八年或者更长革命经验的干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学习。例如外交部学生于涛和有17年革命经验,工作谦虚、学习热情。另一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功臣。他们最近才开始独立工作。这些学生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经过了政治上的锻炼,并有极大的学习愿望。


然而,在以相对肯定的词汇介绍了这些“老干部”之后,报告接着描述了这些老干部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抱怨的语气说明,于涛和的正面例子显然是用来介绍下面普遍存在的负面情况的先扬后抑:许多“老干部”学生似乎对他们长期从事革命的经历自负过头,看不起后来才加入革命队伍的人。


揣度胡锡奎报告的字里行间,很明显从1949到1950年老干部的基本问题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此外身为农村干部的他们在文化上与城市干部差距甚远、与置身于其中的新城市环境也存在巨大隔阂。老干部们在农村地区战斗了多年,经历了巨大的艰苦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进入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是艰苦奋斗带来的成果。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老干部发现清苦的生活仍在继续,而且城市环境带来的新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使问题更加严重:


部分学生对大学的生活条件不满意。学生们说大学的伙食很糟糕:经常是高梁,有时饭菜都坏了还拿上来,开水也不够,喝的水就用煮饭的锅烧。学生中有不少在进入学校前事受着不错的食品定量分配与生活条件,他们抱怨现在什么都得不到,他们的津贴一直不能按期发放,他们想要真正的床,却只能睡上下铺,学生们不想打扫房间,也不想干各种杂活。他们不习惯在早晨进行体育锻炼,也不习惯遵守每日作息。


这是一种因期望落空而产生的感觉。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在最低程度上应当意味着吃像样的饭菜、睡在真正的床上。一些学生发现情况如此差劲以致于想要回去:“一些学生想要回去,并已经要求学校提供回去的路费。有人说:‘我已经参加革命十年了,现在我连路费都得不到。’‘如果大学不采取措施改善物质条件的话,我们就连一整年都学不下来,更不要说学习四年了。’”这些也许只是少数人的看法。考虑到胡锡奎是在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而且考虑到中央对其学校的物质支持,他有足够的动机将学校情况描写得特别灰暗。但是一些满怀希望的学生很可能的确因为1949到1950年人大的艰苦条件而失望。胡锡奎报告中的证据显示,最为失望的学生是那些从事革命时间最长的学生,比如那位想要路费回家的干部。


出身于城市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大学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多抱怨。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没有抱怨物质条件上的艰苦,是因为他们一直被提醒农村地区的情况要比城市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享有相当的特权,而且城市里劣质的食物与住宿条件意味着他们与党和军队一起分担着艰苦。但对于已经有很多年艰苦经验的农村干部来说,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革命胜利、进入城市后他们应当得到物质生活上的改善作为回报。


胡锡奎报告说,老干部在学习上的困难极端严重,这使得他们士气低落。在这里胡锡奎所描述的群体的涉及面其实不止那些拥有八年或者更长革命经验的“老干部”。人们应当记得本科学生中有超过36.5%的学生——大约470人——只有小学教育水平。而学生总数中的整整一半都参加了补习性质的中文与数学课程,这说明学习困难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那些只有小学水平的学生。短期训练班的教育水平在整体上要低于本科学生,一名进入短期班学习的学生描述了这部分学生面临的心理障碍:“(一位)同学来自石家庄市,原来是一个物资供给部门的秘书,年龄三十二岁,只有小学教育水平。他说他被当地党委要求参加短期课程的学习,并听说还得学习俄文时,他心绪烦乱,还得了头疼,精神变得特别低落。”


很明显,不得不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而且还得学习像俄文这样完全陌生的事物所引起的这种极端反应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在课程表上看到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时都吓坏了。他们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此项任务,也害怕学俄语,因此变得十分泄气。他们害怕测验、评估和考试,并开始说他们不能理解所学的课程。他们表示了不满并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考虑到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学习,这也使教育水平较低、年纪较大的干部们想要争取转到工厂管理专业的两年本科课程。这些年纪较大的干部学生们已有家室,因此到一个陌生环境进行长期学习的前景自然令人畏缩。


他们对城市环境感到陌生,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学科的畏难情绪与家庭牵挂。某些情况下,具有农村背景、教育程度很低的调干生们对环境与同学采取了敌对态度:“具有八年以上革命经验的学生对自己的过去十分自豪,但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家庭,也为结束大学教育之后的未来而忧虑。物质上的困难、对学习外语和数学的恐惧使得这些学生变得消极。他们说‘我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我们为了谁进行的革命?真的是为了知识分子吗?’因此,他们没有了学习的愿望。”很明显这些学生士气低落,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似乎在轻而易举地创造一个陌生世界,这令他们十分苦恼。这些看法更进一步导致了他们普遍担心身处城市中的大学与——更进一步——党在文化秩序上已经道德沦丧:“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反对跳舞,也反对男女学生手拉手地走路与交谈。他们看到这些时就会说:‘这是什么大学!’‘这个大学不是共产党人建立的,已经变啦。’”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人大农村干部的观点,也是1949年中共进入城市后随之产生的普遍现象。


“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差异带来了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就是两派间的合作问题。胡锡奎注意到,“青年知识分子”对老干部们的评价不太高:


在没遇见老干部之前,青年干部对他们都十分尊敬。因为(老干部)有着很长的革命工作资历,(青年干部)一开始对老干部评价很高。但在遇到了老干部之后,青年干部对老干部就十分失望,因为与他们想象的相差太远。在他们看来,这些老干部看起来无组织,对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愿望,傲慢自大,而且在理论上准备不足。


对老干部们最普遍的抱怨是,这些人吹嘘自己长期进行革命的阅历,但事实上能力十分有限。而在老干部们看来,年轻的学生们“相当积极”但对年长者不尊重。老干部抱怨说年轻学生“对他们不够尊重”。老干部们渴望获得尊重,然而新时期更强调学术与技术能力而不是革命经历的长短,因此他们在新大学明显占下风。


中共政权在人大及其他地方都针对工人与农民开展了高等教育试验,但即使连刘少奇这样的权威也对试验是否能够成功表示质疑,因此1955年中共政权放弃了对工农的高等教育试验、转而选择学术“正规化”的道路是不足为奇的。到1956-1957年,由苏联人训练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们已经为成为新的精英阶层蓄势待发,斯大林式的经济管理专业领域、对马列理论教师的训练以及其他由政府主导的技术领域(如档案管理)都由他们主导。


但是,在1957年5月到6月的百花运动期间,人大受到“教条主义大蜂窝”这样的攻击批评。某种程度上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与崩溃,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人大及其精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价值观将处于守势,毛泽东主义的老干部们转而赢得优势,曾短暂崛起的新政权的青年知识分子则落在了下风。



〇本文节选自李滨(Douglas A. Stiffler):《“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年》,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学员听刘佩弦教员讲政治课。 [图源:artical.xuexi.cn]


〇编辑 / 排版:野马尘埃

〇审核:林岭、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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