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与上海老屋一起消失的人间往事

文 | 袁凌

老史有些磨蹭地打开了门， 我第一次进入了这座老屋子。

以前这扇后门总是关着，像是封死的样子。屋外已经被各种废品堆满，剩下一条小小的甬道。据说屋里已经没有人可以呆下的地方，每次问老史在哪里过夜，他回答得含含糊糊。

这是上海老城厢董家渡附近一座二层小楼，正在拆迁，它周围的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留着破破烂烂的轮廓。老史家房子的正门已经封死了，院子里堆满了拆迁的东西。要到达正门，需要经过被拆迁的弄堂，住户都已搬走，老式石库门的屋顶被大锤敲出大大小小的洞，防止别人居住。屋顶的上方，是隔街一期开发的高楼，似乎悬临在王家嘴角街头上。在拆迁嘈杂声停息的片刻，隐隐听见黄浦江的汽笛声。

周围的邻居都已消失，只有老史住在这里，还有一条狗。狗是老史捡来的，生过一窝小狗，那些小狗又陆续消失了，仍旧剩着老史和大狗。

老史家也是一幢石库门房子，但已经看不出当初的样式。老史也不是当年戴墨镜穿白衬衫，玩海鸥相机的老史，尤其是在他蓄了长胡子，和迷上了捡废品之后。他捡废品出了名，这是我和他相识的缘由。

老史捡废品的习惯开始于董家渡拆迁。他像着了迷，把任何他觉得有用的东西都捡回来。一个小孩玩过的旧篮球架，一个玻璃碎裂的老式梳妆盒，一个旧垫子，一台破收音机，在他眼里都是不该丢掉的。后来，他又开始从废品站买东西回来，再被人顺手拿掉卖给废品站。每当有人家拆迁搬家，拿走了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之后，都会喊老史去一趟，看看有什么东西他愿意接手。

这或许是老史感觉较为光荣的时刻，正如他的大胡子被观光者称作“马克思”的时刻，虽然他思想上并不认同马克思。他嘴巴上也挑剔着，拣选着，却总是伸手掏上衣兜，拿出从一个月生活费中抠出来的票子，买上两件旁人看来毫无价值的东西回来。

他的习惯很快让家里人难以忍受。家人把东西往外扔，却赶不上老史捡回来的速度。家里的地方逐渐变窄，父母早已去世，同住的大姐姐搬走了，屋里只剩下大哥。

有次我和老史在小南门附近会面，大哥在街上吃过了早点，去黄浦区图书馆看书。他的腰弓成近于九十度，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装着两个包子，是准备在图书馆当午饭的。老史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在刷着迎接世博会标语的工地围墙面前，他像是一只虾米，躬身向前探索着什么，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止他，让他在一个时针被拨慢了的世界里移动。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大哥。我常常怀疑这幢外表密不透风的老屋子里会有人，但老史说，大哥确实住在里面，只是不喜见人。

大哥不喜见人的习惯，来自于长期的监狱生活。年轻的时候，大哥很帅也外向，由于普通话好，在广播站播音，卷入了一场工人要求发奖金的罢工，以后他进了提篮桥，又到苏北劳改，二十四年后才回来，腰已经弯下来了，老史在哥哥身上找不到一点年轻时的气息。

“他不行，整天都怕”。老史说。老史自己当年在知青回城时，也因为在广场上演说被劳教，关过精神病院，至今仍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敏感人物，拆迁中又成了开发公司最头疼的钉子户。连拆迁区最毒的蚊子，也不愿叮他的血。他瞧不上哥哥。

两兄弟都没有结婚，成了这幢父亲民国时买下的老房子里留守的住户。

打开门，屋里一片幽暗，东西堆到了屋顶，半天看出中间的一条狭窄甬道。形成眼前庞大体积的底座，大约是一些旧沙发和床垫子，上面是千奇百怪的各种东西，因为种类太多，导致每一种都在记忆中消失了，能记起来的是比较扎眼的各种电视机和收音机，这是老史从电工哥哥那里继承来的爱好，废品堆上大约有六七个看得见的小电视机，九英寸或者十二英寸的，大约还有看不见的埋在下面。

这些生锈的金属物品和被褥、旧书报、衣物、塑料制品、木器、碗碟、假发等等混在一起，相互填埋，散发出一种难以描述的气息，浓缩了这个老城厢拆迁地带的所有气味，让人想到，有天这股气味消失了，上海老城厢也就彻底不存在了。

甬道上仍旧堆满了东西，像穿越山壑的隆起小道，很难攀越过去。我侧着身子，从中间硬挤过去，废品摩擦脸部带来的不适感，让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这大约从前就是灶披间，光线和空气一样缺乏，似乎为过多的物品吸收了。通向前厅的门被堵死，门后据说也堆满了废品，只剩一架黑乎乎的楼梯轮廓。但楼梯的情形并无改观，照样堆满了物品。我开始感到，老史说他晚上在楼梯上过夜，也不大可能躺下来。

老史没有进屋。闷热和黑暗使我几乎丧失了勇气，打开手机的电筒功能，战战兢兢向楼梯上摸去，似乎通向记忆深处的某个黑洞。

木梯子二楼有一扇门。它出现在这个拥挤空间的尽头，似乎像别的门窗一样封死，后面不可能有另一个空间。我站了一下，忐忑地敲门。最初没有回应，我想到老史说地大哥就在楼上，虽然眼下我也有点不信这个说法了，还是再敲了两下。

轻轻的响动，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个穿着汗衫，个子瘦高的老人，听我说了来意，意外地露出一丝微笑。似乎对于外来的闯入者，他不习惯作出其他的反应。

这是一间人住的房子，那扇并不厚的木门，终究抵御了屋外废品的攻势，或者说弟弟的手留下了这个空间。虽然到处也是杂物，但这仍旧是一间住人的屋子，保持着起码的空间和秩序。一架大桌子，一张床是主要的陈设。大哥坐回了床上，我坐在一只藤椅上。一架大电扇呼呼地开着。

褪尽颜色的物什中，只有大桌上的各种无线电元件显着光泽，看得出是哥哥的一生爱好。有一个收音机拆开了一半，大概在我进来之前，大哥正在修理它。这样的修理反反复复，像夜晚楼梯上弟弟的收听短波，藉此打发时间。

在劳改期间，兄弟二人通信的主要内容，正是老史向哥哥请教无线电修理的技术。屋子中央吊着一盏电灯，还有一只水龙头，旁边搭着毛巾。大哥说，家里原有的水电线路都切断了，这是弟弟为他拉上来的。屋子里另外显眼的东西是一溜药瓶。

我问了大哥一些健康和拆迁进度的问题，却没敢问他当年坐牢的原由。据说，大哥从不愿提起这段往事。似乎在这间褪尽了颜色和光泽，只剩下一副躯壳的亭子间里，不适合提问严峻的往事。提到弟弟囤积废品的习惯，他微微笑了一下，又像是叹气，说没有办法。他的声音听来，和屋里的物什一样褪尽了色泽和质地，似乎失去了任何需求，像他在老城厢街头放慢移动的影子一样，已经透明。

老史常常说，要把朝南的大房子收拾出来给哥哥住，让大哥多晒晒太阳，有利于风湿病。他这样说的时候，似乎第二天就要动手。但他终究没有去动那些塞满了屋子的废品。或许面对自己亲手堆积起来的庞大废墟，他彻底失去了勇气。

我只好告辞，把探究往事的欲望留在心底，等待下次可能的机会。大哥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又一次陷入幽暗的甬道，艰难地摸出来。老史逡巡在门外，像是有些不安。见到我，他说大哥难得接见外人，你的待遇算是特殊的。

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哥。那间封闭的亭子间里的情景，也再未经历。老史仍旧和他的狗徘徊在废墟上，寻找那些沦为废品之物，像是在拆迁开始之前几年，他在居委会担任上夜，每晚打着大手电筒，拿一个小扩音喇叭巡逻，提醒人们小心火烛盗贼。那是他最怀念的工作。

他生长于这些巷道中，甚至可以闭着眼睛巡夜，小姐姐上学的幼儿园，幼年嬉戏的荷花塘，半条街的人凑集看电视的白色平房，父亲早年到上海闯码头借住的浙宁会馆，古色古香林立的廊柱和繁缛的雕花。黑暗中的每一片砖瓦，每一件遗落之物，对他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人手不可移动。

去年，老史家的房子终于和他捡来的满屋废品一起，在挖掘机的耙子下化为废墟。拆迁公司和大哥还有两个姐姐达成了安置协议，大哥离开了封闭的亭子间，分到郊区的一套住房。

老史拒绝了给他的一份安排，在成为废墟的老屋地界逗留了一阵，最后实在无法栖身，迁徙到奉贤县租房。

很快，他租下的两处民房屋顶下又堆满了废品，大部分是从王家嘴角街转移过去的。其中有两架手风琴，他在董家渡废墟上拉手风琴，以高楼为背景的照片印上了一本叫“中国表情”的书。这对老史似乎意味着很多，直到手风琴不知所终，他的包裹里总是带着这本翻烂了的书，打开书页，发出一股熟悉的老房子废品堆的异味。

在奉贤乡下的住处，废品堆之中，他的床席下叠着九层席梦思床垫，是他从小南门一家宾馆买过去的处理品。床席的一大半淹没在废品中，剩下可容人身躺下的地带，床席上有一个小收音机，摊着一本《炎黄春秋》。这让我想起和他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住在一间地下室小旅馆里，40块一晚的单间，打开门，一副横着的床垫堵住门，人只能爬上去，没有其它落脚的空间，床垫两头也抵着墙，脚头上面有一个极小的黑白电视。老史说这房子不错。不知他现在的床位和小旅馆的房间比，是否算得豪华。

老史的狗跟他搬过来不久，在他回董家渡收废品时被当地人四处驱逐，赶进一口池塘，老史回来时，看到它被粘网裹住浮在水面的尸体。再次见到老史时，他又养了别的狗。

我联系了搬入新居的大哥，他说谢谢你的关心，见面就不用了。仍旧是那个枯干的声音，没有获得水分，无从溯及往事。

我疑心他是否记得亭子间的会面。

【注】本文原标题为《亭子间里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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