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键产业的竞争！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近日，谷歌前CEO施密特（ Eric Schmidt） 在斯坦福大学的“内部”演讲中袒露心声，在互联网上火了。从这位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委员会主席、拜登政府有关人工智能主要政策顾问“放飞自我”的演讲中，可以窥见美国官方对人工智能发展，特别是中美发展态势的观点。

他明确指出，美国和中国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竞争者，而其他国家要么没有足够的资源，要么缺乏技术基础，因此难以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他还自信地认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方面拥有约10年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亚5纳米芯片的制造上。但中国正在努力缩小这一差距，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两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将更加激烈。作为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桥梁人物，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对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将极大改变战争，需要政府和科技企业的密切合作。

2024年6月2日，工作人员在苏州光电技术研究院的封装测试公共服务平台车间内检测一块激光雷达芯片。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历史是一面镜子。差不多150年前，中国与日本先后迈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也有过一次关键产业的竞争。中国是丝绸之国，在生丝行业有优势，但遗憾的是，在关键时候，清廷上下缺乏对战略产业的系统认知，在稳定与发展的选择上，作出了历史性的错误抉择。日本则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生丝国际贸易对于日本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蕞尔小国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天朝上国，以后甚至狂妄地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当下尽管与中日彼时有着完全不同的环境，但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外部产业竞争是由内部政策选择决定的，或者说，我们如何塑造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不能最终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文｜苏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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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生产收获。新华社发（向中林 摄）

蚕茧要成为丝绸，首先要将蚕茧抽出蚕丝，这就是缫丝，缫丝的下一个工艺是织造，也就是由丝织场将生丝形成丝织物，再经过染整成为丝绸面料。珠三角有大量的传统手工缫丝作坊，这些作坊为机织厂提供生产原料，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881年的春天，珠江流域普降大雨，桑叶歉收，幼蚕吃了潮湿的桑叶也容易生病，乃至死亡，市场上蚕茧供应开始紧张起来，价格自然也就上涨了不少。到了下半年，南海县（也就是今天广州西关及佛山南海区，其县署在广州荔湾区）不少手工缫丝作坊和家庭缫丝只好停工。而作为行业下游的机织工厂没有土丝原料（手工作坊缫丝称为土丝），也不得不停工，行业发生连锁反应。手工缫丝作坊和家庭缫丝大多是副业，蚕茧的缺乏还不至于影响其生计，而机织厂的工人则多是以此为生，失业工人怨气越来越大。

南海县是当时中国最早开始建立机器缫丝工厂的地区，彼时已经有10家机器缫丝厂，相比于传统的手工缫丝作坊，其资金实力要雄厚得多，因此这些机器缫丝厂并没有停工。由于机器缫丝厂生产的生丝（被称为厂丝）主要用于出口，与机织厂不能形成上下游的关系。在有心人的引导下，机织工人们逐渐将停工的怨气转向了饮恨已久的机器缫丝厂，认为是机器缫丝厂导致了他们失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上下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于是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主要是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民用工业则基本没有涉及。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算是民用工业的开端，但采用的形式是官督商办，实质上还是由清政府控制，且主要为国家安全考虑，为朝廷运输漕粮以摆脱外轮的要挟风险。

南海县简村人陈启沅家族世代以“农桑为业”，“性癖学艺，靡不追寻”，志趣在实用技能。1854年随其兄到安南（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经商，甚至自学了维修钟表，对机械产生了浓厚兴趣，见识了法国人刚刚引进的蒸汽动力机器缫丝，由此萌生了在中国开机器缫丝厂的想法。

1872年回到广州后，他自行设计了图纸，由中国最早的机械厂——广州十三行的陈联泰号制造出了缫丝机器。1873年，陈启沅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正式投产了，以女工为主的工人达700人之多，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国人自己投资建立的民用机器工厂，学界公认其为近代民族工业之肇始。

据1882年1月16日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报道，1881年广州、顺德、南海地区的丝厂，已增加到10家，有丝釜2400位，年产生丝近1000担。据陈启沅自己的记述，“三年间，踵其后而学者千余人……近十年间，通府县属为之一变，用此法者，不下两万余人”。

村民们把机器缫丝厂叫作“丝偈”，即用机器缫丝之意。又因为每日开工时工厂汽笛三次鸣声，可传数里，有说是像鬼叫，又说生产出来的生丝专卖给鬼佬（广东人对洋人的称谓），村民们又给缫丝厂起了绰号——“鬼锅”。

《北华捷报》1874年6月13 日总结了机器缫丝厂遇到的反对声音，“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作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术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声音太大。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海关十年报告》也记录了同业的竞争问题，“装设欧式机器曾经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丝区的人都害怕他们的低劣土丝会因此无人问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

邻近的学堂村有陈植榘和陈植恕两兄弟，陈氏兄弟两人都是举人出身，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他们开办有手工缫丝作坊，以前也曾经反对过机器缫丝，看到机器缫丝厂有大利可图，陈氏兄弟也开始建设机器缫丝厂。他们知道锦纶堂的行规，但自视甚高，并不理会。不仅不允许他们村的机工参加锦纶堂行会，而且拒不向锦纶堂缴纳差饷金。二陈甚至曾联名向县衙告发，称锦纶堂涉乱党活动，双方矛盾激化。

阴历八月十三是机织工人的先师诞辰，每年这一天，机工们都一起停工庆祝他们的节日。锦纶堂堂主与师傅庙的庙祝先前已密谋在先师诞辰那天，由庙祝出面煽动机工砸毁机器缫丝厂。果然，当天机工的情绪如干柴，一点就着，一呼百应，工人们齐声说：“先砸裕厚昌，再砸继昌隆!”陈氏兄弟的裕厚昌与锦纶堂已经是势不两立，所以首当其冲。而继昌隆则是机器始作俑者，也不能放过。

八月十三日发生械斗，南海县令徐赓陛在接到事件报告后，认为数千人集聚械斗非同小可，十四日晚立即面见两广总督张树声报告事情原委与处置思路。为加强南海县处置兵力，总督指派副将黄龙韬和参将余润各带一营人马支援原驻防南海的官兵。两广总督还嘱咐，可办为首者一二人，勿使事态扩大成民变。

八月十七日，眼见双方械斗愈演愈烈，总督的兵马仍未到达现场，徐知县立即发布了《禁止丝偈晓谕机工示》，并着人到各乡村张贴并派员到师傅庙去告谕机工。这份各打五十大板的通告先是称“查匪徒藉端搜抢，固属罪不容诛，而市侩专利病民，亦属情难曲恕”，“固不可纵庇奸民而纵其横暴，亦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垄登”，“盖地方之莠顽必当究治，而小民之生计尤应兼筹”，更断言，“今以一家射利而使千百黎民失其恒业，其必起而争者……自应严杜专利以遂民生，更应严治首谋以挽风气”，最后明确官府意见：“合先谕：为此示谕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等丝偈之家，克日起停工作，听候本县确核章程，应否准用‘鬼夔’,另示饬遵。一面严拿主谋纠众及乘机抢夺之人，按例惩办”。

可以说，整篇通告相当对仗，两边敲打，也足见广东首邑南海知县确非庸官，他后来甚至成为李鸿章的总文案，杀伐果断，然其人有精明却无格局，有战术无战略，有谋略无思想。1885年，他在会见访问广州的日本学者冈千仞时，质问冈千仞：“贵国学欧米，以三千年礼义之邦，一旦弃其旧，不可痛惜乎？”他将对外学习与发扬传统完全对立，可见其思维方式，这也显示其深入骨髓的陈旧士大夫意识。

1900年6月李鸿章在香港会见港督卜力，徐赓陛紧邻李左侧。

八月十八日，两边的械斗仍未结束，徐知县又发布了《查办机工示谕》，对于机械缫丝厂的态度愈加严厉，“设立丝偈之家专利病民，致失机工恒业，当将丝偈概行封禁以重民生”，显然这与十七日的通告“起停工作，听候本县确核章程”的意见并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从“暂停调查”转为了“查禁停业”。

徐知县在给两广总督第二份报告中详细解释了其观点和依据，首先，“随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即如长江轮船往来,除招商局及洋商贸迁外，并无内地商人置用贸易……原以杜富商大贾专利病民，立法极为详密。今裕厚昌等店擅制机器缫丝，并未禀明立案，以致失业佣流藉端肇衅”，简单地说，机器工厂应该是官方特许经营，这些民间机器缫丝厂则属擅自开设，本属违法，因此，无论如何处罚，机器工厂主也无话可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机器工厂需要官方批准，这是徐知县自己从地方举办官办企业需要朝廷特别批准而作的推测，清政府并没有机器缫丝厂或者其他民办机器厂这些新生事物的明确官方规定。

其次，“所用机器俗名‘鬼濩’、又名‘丝偈’者，卑职详加考察，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数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也就是说，这些机器工厂本属违法开设，问题又多，最核心的就是“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数万家贫户之资生”，自当关闭。

在广东无法立足的情况下，南海一带的丝业厂主，纷纷把工厂迁至澳门，在1882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家工厂从广州迁离。可以说，在张数声总督支持下，徐知县以一己之力扑灭了中国最早的丝绸工业机械化的尝试，尽管2年后又陆续自发逐步恢复，但缫丝业已经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并非一个简单的国家内部社会问题，主动地停下来或者慢下来也就为正在加速追赶的竞争对手留下了更充足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质量更好的厂丝在国际市场更受欢迎，自19世纪80年代初广东的厂丝在出口贸易中始露头角，到1884年，就在国外市场和土丝平分秋色，到了1894年，广东输往国外的生丝中，厂丝已占89.39%，而手工作坊的土丝不仅从独占出口市场大幅减少到不足一成，即使绝对数量也从1881年的11526担下降到1893年不到1951担。无论官方对机器缫丝的态度如何，国际市场已经做出选择，确实是形势比人强。

鸦片战争以后，清廷与外国签订的均为“通商条约”，准许外国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经商，但不能投资建厂。因此，1861年英资的怡和丝厂刚开业就被上海道台下令关闭。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怡和丝厂、旗昌丝厂、公平丝厂开业，仅一年后也被上海道台下令关闭，但有恃无恐的外商置之不理，上海官府也不敢用强。于是，上海道台只能向中国的蚕商施加压力，不准代理外商到产地收购蚕茧，不准中国商人向外商提供蚕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883-1885年间，三家外商缫丝厂因原料来源被切断而被迫关门大吉。

1882年6月2日，有论者在《申报》撰文《机器缫丝为害论》，集中表达了社会上对机器缫丝的负面看法，一是机器缫丝夺小民之利不仁，其特别举《左氏传》之《臧文仲妾织蒲》一事为例，“文仲身居卿相之位，使妾织蒲以夺小民之利，书曰‘不仁’，诛其心耳……方今有人，四出收茧，在上海用机器缫丝者是……要知小民育蚕成茧后，亦须雇人缫丝，其间因趁工糊口者，亦复不少。今用机器，则民利尽夺矣”。二是机器缫丝有害国家捐务不义，“要知南五省饷糈，全赖丝捐为大宗……每届于蚕茧出产之时，四处搜罗，载至上海，购办机器，缫成丝斤，卖与洋人。……非但有害国家捐务，抑且侵夺民间之利，为害甚巨。……计在并不完捐，可以夺尽民利。”三是机器缫丝败坏社会风气不合礼，“以年轻妇人久住在申，贻害更无所底止”。四是侵蚀“以农为本”的国策不智，“吾恐夺民利者犹小，将来日甚一日，民间只可卖茧，轻年妇女尽至上海，农事尽弃，丝绢亦从此删除矣。”最后破口大骂了，机器缫丝岂止是“不仁”，简直就是“不成人”。下不利于黎民，上不益于国家，还不合圣人言，可以说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调门比南海徐知县更高，

1883年，李鸿章在参观了上海洋行的机器缫丝厂后，经过他的斡旋，上海外资洋行机器缫丝业被卡住的脖子才松了下来，民族机器工业也开始起步。他还逐步推动了清政府政策的转变。1887年2月2日，李鸿章在答复清朝总理海军衙门咨询的电报函件中，正式提出建议：“用机器缫丝，精洁易售，较中土缫法尤善。洋人争购，获利可丰。若令江浙督抚就产丝之地招商集股开办，实系为民兴利，并非与民争利。若官自办，恐有法无人，不可持久。甘肃织呢其前鉴也。……嘉、湖丝贾无人仿办，利被彼夺而我丝滞销，心窃惜之。”

李鸿章的建言得到了正面回应，总理衙门要求浙江巡抚卫荣光派员前往广州考察学习，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12月5日《申报》还报道了此事：“卫静帅（指浙江巡抚）即饬杭州府吴春泉太守及仁和赵澹如、钱塘程稻郢两明府传集丝业经董，谕知缫丝各法并价值及一切有利无害情形，劝令置办机器缫丝，以收利益。或由富商先行试办，俾咸知销路旺而获利丰，庶几彼此踵行，丝业蒸蒸，日有起色，诚通商惠工之要政也。”南海机器缫丝厂关闭6年后，机械缫丝业价值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其对机器缫丝业的认识仍停留在“兴利”，对其于国家全局性的战略价值则还没有充分认知。

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惊了清廷上下，发展民族工业成为国策。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下达谕旨：“谕军机大臣等……据奏称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平日工作不勤。所制不精。已可概见。……经营数载。糜帑已多。未见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等语。制造船械。实力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来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言辞恳切，这可能算是清政府对于民族机器工业最为正式的表态了，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口头表态并不能形成系统化的产业政策，毕竟清政府的治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在与日本的产业竞争中，日本生丝出口规模才刚刚接近，并将继续大幅度领先，直至彻底甩开。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大力发展蚕丝业。随着明治维新后“殖产兴业”（也被称为第二国策）政策的推行，蚕丝被确定为日本对外贸易的“核心”产业。从明治二年(1869年)起，日本政府就明令“奖励养蚕”，大力推广科学植桑育蚕方法，使蚕桑生产获得了长足进步。鼎盛时期，60%以上农户养蚕，桑园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6.3%。

日本政府还建立所谓“模范工厂”，以推广引进的先进技术。如1872年，伊藤博文亲自负责在群马县富冈建立了模范缫丝工厂，使用法国技术，聘请法国技师。在招雇女工时，有谣言说洋人工厂把女人骗进去抽血造葡萄酒，无人敢应召。厂长尾高惇忠的女儿、当时14岁的尾高勇率先进厂，成为一号女工。明治政府还征集士族家的妻女作女工，让她们在学会新技术后，再回到各地广为传播。1873年，明治天皇的皇后与皇太后甚至访问了富冈制丝厂，足见其在明治政府心中的地位。日本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消除了民众的疑虑。

在国家模范厂的带动下，1879年，仅仅长野县机器缫丝厂就达到358家，全日本则已达668家。到1896年时，日本器械缫丝厂已经发展到4367家。质量和产量都得以大幅提高后，生丝产业大获成功，生丝出口占西方市场的75%，在全球最大的生丝消费市场——美国，进口丝市占率甚至高达90%。

富冈缫丝厂竖立的明治皇后访问纪念碑。

1868年，日本生丝的出口量约占日本出口总量的40%，其税额约占新政府所征出口税的一半。在紧随其后的明治时代，它们依旧高居出口商品榜首，蚕丝类的出口额在明治初年达到了总出口额的57%。自那以后至昭和初期，与蚕丝相关的出口常年保持在出口商品榜首。其占比在高的时候能达到出口总额的50%，即便是占比较小的昭和初期也能维持在30%以上。生丝业也因此被称为日本实现工业化的“功勋产业”。

1873年，日本少女横田英前往富冈缫丝厂当女工，她在日记里写到：“即便是女孩子，但若为了天下国家的大事，也应奋勇献身，努力奋进，不落人后”，连最基层的女工竟然都被教育知道生丝业对于日本国家崛起的重要性。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财务大臣松方正义在农商务省蚕业讲习所演讲中更是露骨地表示：“日本的军舰若都以生丝来换购，那么需要购买军舰时，必须生产出更多的生丝”。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是日本缫丝厂的女工汗水和牺牲换来的，但悲剧的是，这样的牺牲却最终给日本自身以及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日本制丝业不断技术进步、质量提高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以质优价廉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压倒了所有竞争对手，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蚕丝生产国。17世纪以前，中国生丝统治着日本市场。1873年，中国生丝出口还是日本生丝出口的三倍。到1905年，日本生丝出口开始超过中国。到1930年，日本生丝出口已经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三倍。在1871-1910年间的40年时间，日本生丝出口量增长了14.59倍，而中国只增长了0.94倍。

日本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对它的经济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丝绸出口贸易成为日本近代化起步和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外汇来源和资本积累的源泉。丝绸出口的迅速增长，使日本能够挣回旨在购买其全面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和原料的外汇。有学者估计，1870-1930年间，生丝贸易为日本用于国内的外国机器和原料的全部进口商品提供了不少于40%的资金。另一方面同样重要，以出口为目标的丝绸工业的发展为日本企业家提供了从事有利可图的投资的产业机会，初步形成了有规模的民族工业，也提供了技术进步的可能，为日本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中国国家规模远大于日本，但丝绸产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日本。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白银，以田赋为主体的农业税占有绝对地位，古代国家特征十分明显，如1842年田赋占比达76%，而关税仅占11%。但到了1888年，关税已经达到了30%，而田赋则下降到了42%。到清朝末年，关税收入竟然超过4300万两，这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以前全国的总收入，可以比较的是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30年总投入也只有5300万两。可以说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已经被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贸易与关税的重要性已经是战略性的了。

丝绸与茶叶一直是清廷拳头产品和核心产业。英国驻沪领事哲美森在1892年度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例如，甚至直到1870年，这两种商品的出口值仍占出口总值的88%，而在1872年，它们的比例曾高达90%。”1880年，丝茶合占84%，1890年仍占65%。从1887年开始，丝绸就超过茶叶成为最大出口行业，生丝出口的首要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1928年）。

这意味着，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中国在出口商品种类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连续性，即以丝茶为主的商品出口格局一直持续了200多年，生丝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性产业。1880年开始，中国出口生丝量甚至已经与内销的生丝量不相上下。但遗憾的是，清政府对此并没有充分认识，更加没有系统性的应对，在关键时候，甚至是阻碍了民间自发的产业推动力量。

茶叶产业败给了英国人控制的南亚地区（印度、斯里兰卡），而生丝则输给了日本。可以说，清廷核心产业一败涂地。南亚是英国殖民地，南亚地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与大清进行战略对峙。但中日生丝产业竞争，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了，竞争结果之惨烈、关系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产业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战略性产业竞争的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个国家近代以后的不同命运。

8月22日，哈里斯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被提名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她有关外交政策的发言少有地没有聚焦中国，但没有忽略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我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中获胜，确保我们加强而非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

无论中国如何展示友好、合作的善意，美国发起的以科技战为核心的经济战车轮已经启动，更糟糕的是，科技商业精英在旁边呐喊加油，两党政客在比赛踩油门。人工智能将是未来一代竞争的关键产业，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竞争的结果，这已经是美国政商精英的坚定信念，并已经逐步落实到美国经济、金融、科技等各方面的政策细节。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你们（这些大学生）的有生之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主导权之争将是一场大战”，施密特在演讲中对斯坦福大学的大学生们灌输了这样的观念，这也提醒我们，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既在当下，也将是长期的，我们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有不可剥夺的发展权利，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战争，唯有奋起追赶超越之。

回顾历史，决定中日产业竞争的成败关键是清政府的认知，所谓“专利病民”实质是将企业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看不到两者统一的方面，缺乏这样的认知，也就没有可能建立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人工智能产业将遭遇类似的问题，人机之间、新旧产业之间利益冲突恐难避免，如何周全则需要我们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与全社会共识的塑造。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中美的产业竞争目前已经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候，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重新定义国际供应链的生产优势，这将重塑国际生产和经济格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面临的风险是战略性的，关乎民族复兴大业，其重要性于中国甚于美国。美方在费尽心机建立所谓的“小院高墙”，试图从技术层面将中国甩开，但决定中美竞争的关键可能不是美国“小院高墙”这样的外部环境，而是哪一方能够更早建立与人工智能相适应的国内社会经济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将内部发展的阻力减到最小，将人工智能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从而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获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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