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何处？体制内顶尖舞者离开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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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马程

编辑 |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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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顶尖舞者们，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将过往的生活，随着军装一起褪进历史的河流。

撤编的消息传来时，庞妮娜正在舞台上扮演舞剧《人·参》的女主角。两小时的聚光灯下，她要完成独舞、双人舞、群舞，几乎无片刻喘息。当时，她是前空政文工团一名顶尖的舞蹈演员，被借调在吉林歌舞团。

灯光渐熄，剧场里如往常一样，响起掌声与喝彩声。她面含微笑、手捧鲜花谢幕，然后步入后台化妆间。未及卸妆，手机响起，打开一看，是前空政文工团的一条群发短信。

这是一条改变了她命运的信息，大意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裁撤，取消编制。主要干部需转业，或自主择业。

编制裁撤的消息已在团里悄悄传了些时日，但收到这条短信时，庞妮娜的心仍然怦怦直跳，第一直觉是“不敢相信，这次整个部队都裁掉？”

历史上的几次大裁军，文工团都曾裁员，但是业务能力好的人总会留下来。庞妮娜在前空政文工团服役的10多年里，一共出演了超过10多部舞剧的女主角，包括空政最知名的舞剧《红梅赞》。她还被选中参加了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表演。收到短信前，她曾暗暗想过，自己应该能够留下来。

此前一年，前南京前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李思怡，已收到了类似的一条消息。这是一个自10岁起就进入军队体系学习，一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中专班毕业后，直接进入文工团的舞蹈尖子。

时代的巨浪连番打来时，每个微小的个体都猝不及防。始于2015年的中国第十一次大裁军，除总政文工团外，其余五大军区和五大军种文工团全部裁撤。拥有67年历史的海政文工团和68年历史的空军文工团先后落幕；而专门为文工团输送文艺尖兵的“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成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不再对外招生，只培养军队基层文职干部。

因这次军改脱离体系的庞妮娜，当时30岁，李思怡26岁。和她们一起的，是近万名文艺兵，约有十分之一是舞蹈演员。

这是一群与歌手、话剧演员不同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大多自年幼时就长久浸泡在练功房里，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掌握了极高的舞蹈技术，曾在大众不知晓的诸多比赛里获奖，但在舞台上，却常常是以群舞、伴舞的模糊身份亮相。即使上过春晚、奥运开幕式，也很少有人记得住他们的面孔和名字。他们不是明星。

能够进入文工团——以五大军种、五大战区为分类的十个文工团共同组成的中国最大的文艺演出团体系统，成为一名演员， 曾是他们理想的职业期待。但这一切，都随着2017年电影《芳华》的上映下线，文工团的往事被封印成一个美丽的背影，戛然而止了。

01

文工团的烙印

“服装催一下！要不你们闪送吧。 ”黎星急速地在微信上用语音催促着，“直接送到大剧院，我一会儿就过去。 ”

曾经是前北京战友文工团舞蹈演员的黎星，最近几个月非常忙，几乎每天都在凌晨三、四点钟才睡。“有时感觉他都不用睡觉的。”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他离开北京战友文工团，作为独立舞者的第五年。

他要为2月开始第三轮巡演的舞剧《大饭店》排练。江苏歌舞剧团请他编创的大型舞剧《红楼梦》，也进入了创作阶段。每隔半个月，他还要去长沙呆上一周，录制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舞蹈风暴》第二季。

2020年9月，《舞蹈风暴》开播时，黎星出现在节目中，带着许多光环，“国内舞剧第一男主”、“首位国际六项舞蹈大赛获得者”…… “你们知道吗？军艺校庆徽章上，那个倒踢紫金冠的形象，就是黎星！”何炅大声地介绍。

刚听到黎星决定参加综艺节目时，他的工作室员工们还不敢相信。从十年前开始，他不知道多少次拒绝过综艺导演的邀约了。在微信上，大学同学李超，只回复了一句“Fuck you！”，他觉得黎星背离了初衷——“我要靠舞蹈作品，体面地留在舞台上。”

但现在，黎星是一家独立工作室的经营者，而不只是一个舞者。没有了过去被安排好的各种重大演出，他得靠自己，让他和团队赖以生存的舞剧表演继续拥有观众。

在《舞蹈风暴》的首次出场，他的“风暴瞬间”是——凌空跃起，两腿与身体在一条线上，0度，定格。这个动作需要惊人的软开度、控制力和爆发力。以严苛著称的“风暴鉴定官”沈伟，也称赞他“条件和能力、速度、爆发力、延伸感都非常强”。

黎星一路挑战的都是顶级高手：第一季冠军胡沈员、美国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演员，被称为“芭蕾皇后”的谭元元。

舞毕，站在台上浓眉、方脸，一身英气的黎星，却常常半嗞着牙，露出有些腼腆或尴尬的笑容。节目录制像是一台机器的运转， 红灯一亮，各工种随即变成一个个需要听令而行的程序，这让他有一种无法自主的茫然感，“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个环节都在我的控制以外。”

在观众的眼里，黎星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别的舞者。

“他一上场就有一种文工团气质，”知乎用户，舞蹈爱好者王靓说，“他的动作很到位，却觉得过了，反而丧失美感；表情有些夸张，喜怒哀乐都太过明显”；甚至有人毫不留情地称他的表演让人出戏，“他一站在舞台上，就感觉像要开始唱红歌，特别有人民子弟兵舍小家顾大家的悲壮感。”

可同时，他们也觉得，“他的眼神非常干净，似乎没有任何杂质。他的舞蹈，无论是演王子、自闭患者，还是山村的学生，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一定是源于他出身部队，环境纯粹。”

黎星没回应自己的看法，也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哪里很“文工团”，不过“既然大家觉得有，那就一定有。”他平静地说。

其实，在文工团待到第五年的时候，黎星就开始厌倦全部都是军旅题材的作品。

9岁时，他就被做生意的父母送到军艺中专班学习。

军艺舞蹈中专班，五年制，针对小学毕业生招生，简章上说，合格者即可办理入伍手续，享受军校学员待遇，学习期满达到培训要求者，可在学院提干、定职定衔，定向分配到军队文工团工作。

学习期满后，黎星被北京舞蹈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同时录取，最终选择军艺。

当时，对于所有学习舞蹈的孩子来说，军艺舞蹈系，是与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齐名的三大舞蹈殿堂之一。在国内，除了芭蕾舞专业院系，军艺舞蹈系也是全国唯一以芭蕾为核心，以古典舞、民族舞、当代舞为选修的学校。

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中国最好的舞蹈演员。

而且，进入军艺，意味着有机会进入各大军区，以及国家级的院团。

“他们在全国战功赫赫，横扫每一次比赛，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支队伍——拿出来永远不败？”彼时，对军艺充满好奇心的李超，正在广东舞蹈学校就读，刚刚获得“桃李杯”民族民间舞三等奖。“桃李杯”是国内青少年规格最高的舞蹈大赛，含金量高，参赛者是专业学校层层选拔的最优秀的学生。

李超原本要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上学，这所大学对天性热爱自由的苗族舞者极为友好。他中专时期的老师也来自民大，他们的舞蹈不拘一格，充满个性。但最终，李超选择了军艺，与黎星成了同把杆、同地胶的兄弟。

因为军艺代表的是“绝对的实力”，“我心里希望成为那个只招18个人的顶级团队、高精尖班级的一份子。”

从一开学的基训，李超就开始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每次上基训课时，耳边全是法语的芭蕾名词，他站在把杆前，笨拙地跟着前面的同学立半脚尖、小跳、控腿，不时被老师拿着教鞭纠正动作，“什么都没听懂。”李超感叹。这位苗族男孩第一次接触芭蕾，民族舞攒下的基本功几乎清零。

“排练”—“比赛”—“拿奖”—“再排练”—“再比赛”，是贯穿黎星、李超整个大学生涯的无限循环，“比赛的功能和结果，就是需要你拼尽全力想赢！”

不断参加比赛的黎星形容，“站在比赛舞台上那一刻，总是会调动出一些从未触碰的神经，爆发潜在身体里的控制力“。那几年，他近乎变成了奖牌收割机，2006年开始，每年至少拿一个金奖，2009年一年，拿到三个金奖。

高强度训练和无止境的比赛，让李超感觉大学时代的竞争“堪比职场”。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不再是中专时老师捧在手心的尖子生，只有通过疯狂的练功，才能在老师面前找到存在感。

大二时，黎星确认了舞蹈是他一生的目标，“自己不会干别的，就会跳舞，那就好好把它跳出来，撞到南墙也要把墙撞倒。”一路跳舞，一路拿奖，在前北京战友文工团，黎星也一直是标兵的存在。

随着国内现代舞的发展，黎星开始接触到了一些顶尖现代舞的跳法，比如与谢欣共同合作《一撇一纳》，他第一次看到，原来舞蹈还可以这样写意的表达。

他想起，2007年，现代舞剧场的代表人物皮娜·鲍什首次带着乌帕塔尔舞蹈团来到中国演出。当时，他懵懵懂懂，只看到在一个凌乱的空间里，穿着白裙的皮娜像盲人一样，在不大的舞台上游走飘荡，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不断地将周围的椅子挪开，为她让出一寸空间。

“很多年后，一次香港巡演时，我走在步行街上，在我前面的一个人突然撞到了电线杆。我感到奇怪，就停下了。那人愣了一秒钟后，拿起手中的拐杖，轻轻往旁边探了一下，碰到了就在咫尺间的盲人道。然后她的脸上绽放出了开心的微笑。那个微笑是迷人的，因为那是从心灵身处释放出来的欢乐。就是因为这么短的距离，她竟然笑得那么开心。”

那一瞬间，黎星想到了在舞台上跌跌撞撞的皮娜，想到了她作品背后蕴含着的人性关怀。她的舞蹈是可以触及人心最深处的那个角落，无需更多言语的表达和解释。“我已经跳了十多年，但是可能没有一个瞬间，能让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动，这也是我想要追求的。”

军中的作品，基本围绕着军旅题材展开，或者歌颂战士的勇猛，或者赞美军嫂的柔美。就像黎星在军中的最后一部获奖作品《步调一致》，二十个人的群舞，只表达一件事——齐步走。通过不停的变换队形，以及一系列高难度技巧，去还原一个最简单的步伐，它代表军营的男性力量与整齐划一。

“14年，我都在跳差不多一样的舞蹈，只是换了音乐和衣服，有什么区别呢？” 黎星说，“人在院团里，就一定有院团的风格，但我想要更多的可能。”

间或，也有市场上的舞剧来“借调”黎星出演男主角，“可借调只是一时的，最多三个月，而舞蹈对于你来说，是一生的东西，不可能通过几次平衡就能够解决。”他开始思考并反问自己，“跳舞，是要完成这个项目？要完成领导的指令？还是表达更多的东西？”

2016年，前北京战友文工团裁撤，但黎星在此前一年，就主动提出退伍。那时他已经清楚，是离开的时候了。

离开文工团时，黎星没听任何人的任何建议。拿到转业通知书的第二天，他就飞到广州，参与到舞剧《沙湾往事》的排练中。

02

独立舞者

广州的夏天极度炎热，在省歌舞剧院的排练厅里，从天蒙蒙亮到万家灯火，黎星每天连续10多个小时排练，他先要保持体力，和搭档李艳超尝试各种托举，一直举到力竭，再去练独舞和群舞，还要像主角“何柳年”那样，学习胡琴和书法。

每天，他都要湿透7、8身练功服。

那是一段“掉皮掉肉”的训练，但也是他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舞者担纲舞剧的男一号，“没有任何失败的空间”。

“舞蹈这个行业，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舞者很不容易，”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慕羽在一次采访中说，即使知名舞者的出场费，也难敌一个三流歌手。成为“体制外”的独立舞者，显然更需要勇气。

黎星成为独立舞者后，很少休息。最多时一年出演5部舞剧，100多场演出，365天中364天在排练厅或舞台上。

2018年，他自掏腰包，成立工作室，制作舞蹈剧场《大饭店》。这部剧既不同于过往舞剧的直接叙事，也不同于国外舞剧纯粹意识流的表达，黎星认为是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他在专业圈里的名声发挥了巨大作用，灯光、舞台设计、音乐都是大咖，独立做舞剧，就要自己选演员，“大师姐”李倩，前北京战友文工团的战友李艳超、胡捷和于建伟，圈中好友谢欣，以及自己同把杆、同地胶的兄弟李超都来了。

他自己编创，此外，还担任制片，要找投资，做统筹，从一个舞蹈动作的创意、到一幅服装面料的选择，都要关照到。幸运的是，黎星赌赢了。《大饭店》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后，巡演两轮，导演田沁鑫称，《大饭店》让“舞蹈剧场”四个字生辉。

但不到两年，命运急转。始自2019年年底、贯穿2020年的疫情，使剧场无法开工。工作室几乎停摆了。

黎星走上了《舞蹈风暴》的舞台，这违背了他自己曾经的承诺，“不做明星，不去迎合，只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他在心里给自己一个折中，“在节目也要坚持做自己，不去扮暖男，不去装大度，不开心就是不开心。”

实际上，除了少数最顶尖的主角，自由舞者很难有所选择，他们的处境只能用清贫两个字形容。

李超，比黎星稍晚向文工团提出转业申请，也成为一名自由舞者。

那是2016年，在前成都战旗文工团的他被“借调”到舞剧《杜甫》剧组中担任执行编导。一天，他正在重庆歌舞团的排练厅里，带着演员们朗读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试图和学员们一起在诗句中寻找当时杜甫的情绪和意境，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回成都参加学习活动，“那是年终的大型活动，不能缺席，虽然我知道，回去也只是聚在礼堂里听讲话。”

李超马上买了车票，但走入火车站的时候，他内心突然有些澎湃，有个声音问他是否就此做个取舍。当天，他退了车票，回去继续排练。几天后，向部队提交了转业报告。

李超说，进入文工团的第三年，他就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其他表演艺术比起来，舞蹈对演员生理年龄的依赖度最大，身体机能与舞蹈技术密不可分。他不想有一天自己“心到身不到”。

于是，他决定向编舞发展。他编导的群舞《从军行》曾代表成都军区参加全军文艺汇演。那是一个关于20多个女军人的舞蹈，是当年的重点项目，排练3个多月。他是组里唯一的男性。汇演结束，名次出来后，姑娘们一起把他抛起来，他体会到了作为编导的成就感。

外面也开始陆续有舞剧找到李超，出演或是编导。他利用“借调”的方式，经常出外演出。

2020年的最后3个月，李超在深圳，做一部舞蹈剧场作品《总有一个宇宙等地球回家》，这是2019年定下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舞蹈团的委约作品。由澳方出资，在澳洲和中国各排一部作品，两地巡演，但是因为疫情被迫中断。年底，剧目顺利上演，原来的资助却没有了。

“ 排一部剧，几个月，可能只够满足基本的生活起居。”李超淡淡地说，不能有太高的物质欲望。

自由舞者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需要不断地接演舞剧，扩充收入来源，或者转型编导。半年剧院不开门，他们就日常给培训机构、学校代课。“我们需要严格自律，做好规划，保持状态，在每一个项目保持十分的精神，因为有时不得不同时处理多个项目。”

军艺毕业10年后，李超依然认为，他能够继续站在舞台上，是受益于军艺的那套培训体系，“基础打得好，我们可以胜任任何角色。”

而军队培养系统的惯性也保留在黎星的身上，哪怕是成为独立舞者，黎星仍然在全世界参加比赛、大师班，通过比赛来刺激自己的创作欲，再通过比赛把作品磨出来。

03

告别与重返

在上万名被骤然抛进市场洪流的文艺兵中，黎星和李超也许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较早地嗅到了时代的变化。而“不能相信居然临到自己”的庞妮娜，则用了近乎一年的时间接受现实。

为了配合频繁的“借调”演出，那时候，她特意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超大号的行李箱，演出一来，可以随时带上行李出发。

行李箱有段时间不再随主人奔波，静静地趴在电脑桌旁，陪庞妮娜渡过了许多忐忑的夜晚 。整个文工团裁撤，大部分演员的第一选择是作为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留在体制内，享受事业编，但这也是需要考的；还有一些军龄达到18年的，可以保留军籍，但仍然要外出从事其他行业，也有一些选择直接退伍。

无法保留军籍，更不会考虑直接退伍，庞妮娜只能选择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这条路，她坐在电脑前，一遍遍翻看可以报考的单位名单， 有公安、海关、或者学校系统。身边的人，渐渐有了去处，她却很久都想不出来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大家都认为我要留在舞台上，我也一遍一遍问自己，还可以接着演下去吗？” 庞妮娜说。演员，还是让她有一些骄傲。作为前空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她可以去地方级甚至国家级别的歌舞团应聘，“但很可能跳不到那个位置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主角，过去如果只做配角？跳还是不跳呢？”

庞妮娜要寻找新机会。一些隐秘的不安情绪，只有她自己清楚，30岁之后，每次跳大剧目，她都会感到有些疲惫，每年一部，还可以休息过来。但是要成为独立舞者，就没有选择，只能一部接一部不停地跳下去，“因为没有依靠了。”

最终，她选择了公安系统，到北京的一个派出所做了文员。

上班第一天，她熟悉的把杆、地胶，被办公桌、文件替代了。需要打印一份文件时，她站在打印机旁，愣了半天，不知道该按哪个键。

文员要写材料，她拿着同事之前写过的样本，照着一个字一个字比对，学习。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

2020年中，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和腾讯影业合作音乐剧《重生》，需要一位女舞者，领导推荐了她，她又被“借调”回了舞台。这部缉毒警察题材的音乐剧，从昆明开始，一路从南向北巡演，在今年的元旦回到北京天桥剧场。

重返舞台后的庞妮娜，身体却不如前。在《重生》剧组，她有时会感受到身体在报警。几次排练中，她的关节突然错位，“就像胯掉下来一样”。不过这种场景对于一名舞者来说，也是平常的，她不需要医生的帮助，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搓热了手，静静掰一会，让关节回位。

20分钟后，在东莞30度的高温下，30多岁的她多带了一层防护套，继续投入排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