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对他说：“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1976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新一代“世界船王”，新船王的名字叫包玉刚。

包玉刚出生及成长于中国内地，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涉足航运业，只用20多年时间，就从一个原本分不清船只左舷和右舷的门外汉，成长为世界船王，规模则是其他船王的数倍。

这份荣誉甚至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978年，包玉刚来京会见邓小平，邓小平一见面就说：“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之后，邓小平与包玉刚交往频密，有如挚友，两家人还经常聚会。邓小平之所以如此看重包玉刚，是因为包玉刚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他是英国、美国、日本、巴西等国领导人的座上宾，与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通话，甚至不需要通过外交途径。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一阁收藏的《包氏宗谱》显示，包玉刚还是家喻户晓的北宋名臣“包公”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对此，了解包玉刚的人都说：他的确像包公的后人，哪儿哪儿都像。

包玉刚一般被视为香港人，但他的粤语讲得并不好，含有浓重的宁波口音。这种口音反映了这位世界船王的早期经历，他原是一个大陆人，是被时代裹挟到香港，并从那里走向世界的。

1918年，包玉刚出生在宁波镇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常年在汉口做生意，他由母亲在宁波带大，就读于当地一所不错的传统小学。

小学毕业后他想出去见见世面，便去汉口投靠父亲。父亲给他找了一家中学，并要求他放学后和假期时照看家里的鞋帽庄，后来又安排他去一家英资洋行的保险部工作。这份新工作让包玉刚了解了最新的商业理念，也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又几年后，包玉刚进入国民党的银行系统，先是在上海信托局保险部工作，成绩不错，成为30名业务骨干之一；后来又被指派到中央信托局的衡阳办事处做保险部主任，以及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做副行长。做副行长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大客户。

这个大客户是一名地下党，叫卢绪章，也是宁波人，而且是包玉刚妻子黄秀英的表哥。卢绪章的公开身份是广大华行的老板，在商界赫赫有名，他的任务之一是将海外华侨捐赠的黄金和美元，兑换成国统区的法币，而包玉刚则是主要承兑人。

卢绪章

凭借卢绪章的支持，包玉刚在国民党银行系统内的地位越发稳固。但这并不能让他高兴起来，因为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尤其是在内战阶段。

当时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发钞发疯了，通货膨胀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而且买不到东西。这种情况也波及到包玉刚家，他们有两天没买到米，妻子黄秀英就吃极少一点，把仅存的食物让给包玉刚吃，因为他还要应付繁忙的工作。

所谓“工作”就是给公务员发日薪，当时没人接受月薪或周薪，一顿饭的工夫物价就能变，国民党不得不给自己人发日薪，加班加点地印钞票。可是即便印钞票也有印不过来的时候，而包玉刚就赶上了这种时候。

当时包玉刚在上海市银行做信贷部主任，有一天，一位警官等不及了，拿着枪就冲进了包玉刚的办公室，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听着，我要你给我们马上发工资！”面对激动的警官，包玉刚先稳了稳神，然后一面安抚这位警官，一面搬出市长来吓唬他，总算把这位警官劝走了。

不料，警官刚走黑帮又来了。

由于通胀已经失控，许多人打起了贷款的主意，也就是贷款买黄金和美钞，待货币贬值后，再出售部分黄金和美钞还贷，剩下的则都是利润。一天，一个著名帮会头子派小弟上门请包玉刚次日赴宴，说要谈一笔合作。为了避过这场鸿门宴，包玉刚连夜住进了医院，要求医生为他做阑尾切除手术。

在手术台上，包玉刚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决定离开上海到香港发展。

刚到香港时，人们看不出包玉刚有任何发迹的迹象，他的传奇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意开始的。

1949年，包玉刚与父亲以及以前的两位同事，合开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经营黄豆、大米、干货、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主要卖给内地客户，生意规模不大，不过盈利还算稳定。

到1954年，包玉刚已经积累了一些储蓄，便想做更大的生意。一番考察之后，他决定进军航运业，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认为航运业风险太大，稍不留神就会倾家荡产，不如干房地产。

包兆龙

包玉刚则反对涉足房地产，理由是万一时局乱起来，房子带不走，但船可以开走。此外，他觉得自己还有两个一般船东没有的本领：一是了解如何调配资金，二是了解宏观经济：以前他就是干这个的。父亲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答应让他试一试。

首次尝试非常艰难，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1955年，包玉刚看了上一艘经营了28年的英国旧货轮，要价22万英镑，那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他本想跟银行贷款，但没有银行贷给他，一些银行家还奚落他说：“年轻人，你会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

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家当全部押上，凑了20万英镑，并以一次性现金付款的方式，把售价压低至16万英镑。之后，他把这艘旧货轮粉刷一新，取名“金安号”。

金安号

金安号被租给了一家日本船舶公司，而且一租就是半年。这个举动在业内引发了嘲笑，因为当时航运业明显供不应求，别家船东都是一个月一租，月月涨租金，哪有低价长租的。

包玉刚则没有被嘲笑所左右，仍然坚持长租，他说自己就是要用笨办法来取得用户的信任，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险。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对的，因为航运业的波动性极大，如果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收入，船东很容易在行业低潮期被拖垮，而195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从而引发地区冲突，导致国际航运要绕远路。这种局面之下，船东们纷纷坐地起价，狠狠赚了一笔。可是，苏伊士运河到1957年下半年又恢复通航，国际航运业一下子陷入了低潮。在这种局面下，那些坚持月租的船东或纷纷破产，或遭受重大损失，包玉刚则平稳度过了危机：他把金安号又长期续租给了那家日本公司。

对于包玉刚而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收获，最重要的收获是他通过与日本人的交往，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机会。

其实，包玉刚所发现的机会并不是什么绝世秘密，它就摆在那，只是同行们没有注意而已。

考察日本航运业时，包玉刚发现了三个重要信息，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将其总结如下：

首先，日本的造船能力正在赶上欧洲，其船舶售价却只有欧洲的1/3，售后服务也比欧洲的要好——所售船只一旦抛锚或出问题，他们会马上派工程师赶赴现场，并承担维修费用。

其次，日本战后大力发展经济，自身却没有资源，所以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另外制成品也要大量出口，这就为航运业提供了巨大需求。

最后，日本人自己不愿意当船东，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不然就没包玉刚什么事了。

这事听起来很吊诡，你明明拥有旺盛的国内市场，却自己不买船，而是去租，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点：一是没有买船的美元，由于原材料都是进口的，所以造船厂只收美元，而日本当时急缺美元；二是买了船也很难租出去，因为租用本国船就要聘用本国船员，而其工资是香港船员的三倍，此外，租用本国船还要悬挂太阳旗，而那个旗子在很多海域会招来麻烦。

了解以上信息后，包玉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可以当那个日本人不愿意当的船东，而且由于日元本身坚挺，他不用担心租金的汇率风险。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最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稳定的美元借贷者，于是他跑到了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当时的一把手叫桑达士(John Saunder)，他对包玉刚的提议颇有兴趣，但同时认为风险太大，而且是由汇丰银行一方承担，所以不想干。

包玉刚与桑达士（左一）

包玉刚看出了桑达士的心思，他知道当时香港的银行家都这么想，要想让对方改变主意，就必须消除对方的疑虑，于是他对桑达士说：我去找一家日本银行开一张信用证（类似于担保），这样你就不用承担风险了。桑达士则回道：只要你能拿到信用证，我就贷款给你。

其后，包玉刚就飞到日本办信用证，大体过程是这样的：他先预定了一艘排水量为7200吨的新船，然后联络到一家日本准租户，他要求那家准租户为他去开一张信用证，作为报偿，他则在租金上给予对方优惠，并承诺一旦船只失事，将把本应赔给自己的那部分保险金也赔给对方。那家日本准租户觉得很划算，就接受了包玉刚的提议。包玉刚拿到信用证后回香港找桑达士贷款，拿到贷款后返回日本买船，最后把船租给那家日本准租户，完成了一套漂亮的“空手道”。

从此之后，这就形成了一套模式，包玉刚则依靠这套模式快速做大。从1961年到1968年，短短七年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就做到了50艘船舶的规模，总排水量达到350万吨。而伴随其生意规模的扩大，日本方面为他大开各种绿灯，船厂也会优先给他造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后来汇丰银行不但贷款给包玉刚，还投资了环球航运集团，更于1971年邀请包玉刚加入其董事会。

包玉刚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船王？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时代机遇，并与一家银行结成了同盟。

要成为世界船王，光有银行的支持还不行，还要有经营航运业的本事，包括发现商机的能力和管理船队的能力。

在发现商机方面，包玉刚的能力是一流的，这一点从他成功介入日本航运业就能看出来，而这种能力源自他之前在国民政府银行系统内所受的训练。

此外，他还广泛结交主要贸易国的政商高层，尤其是日本、英国、美国、巴西等大国。结交方式还不是那种“盖茨比式”的聚会，而是私下会谈，他可以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直接通话，而无需通过外交途径。这种便利使他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全球经济脉动，从而发现商机。

包玉刚与撒切尔夫人

管理船队方面，包玉刚也是一名高手，他既懂船舶、航运方面的专业知识，又会笼络人心，还擅长控制成本。

买第一艘船时，包玉刚对船舶还很陌生，甚至分不清左舷和右舷，但到1961年，他就已经精通船舶学和机械学了，其专业程度甚至让相关专家感到吃惊。人们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咧嘴一笑，答道：“看看书嘛！”

其实他不光看书，还经常去请教同行，比如董建华的父亲、“香港船王”董浩云，并且，他不只是问，还去参观人家的公司：这些行动快速提升了他的专业能力。

他在海员管理方面也非常有一套，而且几乎改变了这个职业。

20世纪50～60年代，船上的船长、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一般会聘请欧洲人，薪水较高，其他船员则大都来自香港。彼时，有能力的人是不当船员的，船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之徒，这些人一般通过“荐船馆”上船，三个月薪水才换一张一年期合约。这种局面之下，船员们不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前途，攒到钱后也是吃喝嫖赌，对于船东的利益更是满不在乎。

包玉刚决定结束这种局面。1965年，他成立了“环球航海训练学校”，向船员们免费开放，要求每名学员签一张三年期的合同，并承诺戒烟、戒酒、戒赌、戒嫖，从此积极生活。这一创举使环球航运集团拥有了一支稳定且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成本压缩方面，包玉刚就更是让人称奇，关于他“抠门”的故事不胜枚举。

根据他的大女儿包陪庆回忆，他在女儿们小时候，同一时期只给买一双鞋，穿坏了才给买第二双，至于名牌则想都不要想。当然他对自己也同样抠门，一件旧游泳浴袍穿了多年也不换，衬衣穿到后领都磨破了也不换，说穿着挺舒服的，干嘛要换。

包陪庆

这种作风也被他搬到了船上，他天天教育船员“应省则省”，那些欧洲船员要想在船上添置什么奢侈物件，简直比登天还难，另外，船坏了他也不让那些人自行联系船坞，他说那些人没有“钱银意识”。一位高级船员回忆说，包玉刚向外发布指示都写在粗劣的薄纸上，而且一张纸能写三四个“最高指示”。

包玉刚虽然抠门，但在硬件方面却舍得花钱，比如，他在环球航运集团总部应用电报装置，设立了一个全球反馈系统。该系统使他能在船只遇到各种问题时，第一时间做出指示，从而减少营运损失。

除了这种遥控之外，包玉刚还经常带着工程师视察旗下船只，其间钻船舱、上甲板、爬舷梯，忙得不亦乐乎。

包玉刚不光严厉管理自己，还严格筛选租户。要想租他的船，一要讲信用，二要生活检点。曾有一位香港老板想租他的船，给价颇高，但这桩生意没有谈成，包玉刚说那个老板成天价喝酒、赌钱、进夜总会，“把船租给这种人，不是等于被他玩，以后还怎么安心睡觉？”

包玉刚成名之后，西方媒体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位“世界船王”，他严重不符合人们对于船王的想象。在人们的想象中，船王应该与“暴利”、“绯闻”、“奢靡”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包玉刚与此毫不沾边。就是他的发迹历程也称不上什么传奇，那就是一点点学，一点点做，一点点省。

最后西方媒体得出结论：包玉刚更像一个国际银行家，而不像一个世界船王。

20世纪70年代末，包玉刚的航运事业达到了顶峰，不幸的是，世界航运事业也达到了顶峰。这种局面促使包玉刚开始思考企业转型，他很想投资陆上产业，而第一个被他相中的项目是九龙仓。

九龙仓是一家上市公司，经营着一些位于尖沙咀、新界和港岛的码头、仓库、酒店、写字楼、有轨电车和小型轮渡，掌控着香港的大部分货运装卸及储运业务，乃商家必争之地。

包玉刚通过公开市场买入了一些九龙仓股票，数量不多，不足以影响局面。不过这种情况在1978年7月改变了，因为李嘉诚送来了一个机会。

李嘉诚比包玉刚小十岁，此时已在地产界赫赫有名，他想把所持有的九龙仓10%的股份出售给包玉刚。

李嘉诚与包玉刚

这么好的资产，李嘉诚为什要卖呢？

其实李嘉诚不想卖，但是不卖不行，有人不让他买那么多，这个“人”就是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是英资四大财团之一，与汇丰银行、太古集团和会德丰齐名，一直控股着九龙仓。或许是太过傲慢，或许是手头紧张，怡和洋行只持有九龙仓不足20%的股份。李嘉诚得知这一消息后，悄悄大举买入九龙仓股票，一直买到20%。怡和洋行发现后被激怒了，便找汇丰银行劝李嘉诚出售一部分股份。当时李嘉诚的主要目标是收购和记黄埔，不想惹太多麻烦，便想找包玉刚接盘。

对于李嘉诚送来的机会，包玉刚求之不得，他决定出手，他可不怕汇丰银行，他就是汇丰的董事，他也不怕怡和洋行，他觉得怡和洋行就是纸老虎：怡和要是有钱，干嘛不去公开收购，而找汇丰给自己撑腰。

打定主意后，包玉刚便开始展开收购行动，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查阅的资料显示，到1980年，加上接手李嘉诚的那10%，他的持股比例攀升至30%，超越怡和洋行，成为九龙仓新的控股股东，并且进入了董事会。

对于包玉刚的收购行动，市场一片好评，大家厌倦了怡和洋行——怡和控制九龙仓期间，对于以中资中小企业为主的客户极为傲慢和霸道。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尘埃落定之时，怡和洋行却发动了一场反收购突袭。

怡和洋行选在包玉刚外出期间，通过报纸宣布，将以价值100元的、旗下优质上市公司——香港置地的股票以及无抵押债券，兑换面值10元的九龙仓股票，其目标收购比例为49%。

这是一招很高明的策略，它让包玉刚几乎没法反制，除非收购50%以上，而根据法律规定，超过50%就得全面收购，那样的话，将动用上百亿元资金。

此时包玉刚处于一个危险的局面，全香港人都在看他如何破局。

包玉刚当时一边在国外联络各大银行，一边指挥香港下属策划应对方案。一番测算之后，下属告诉他：必须避免全面收购，反制措施是仿效怡和的做法，将收购目标定在49%，但采取现金收购，只要每股出价90元就能翻盘。

“我不想拖得太久，要速战速决，我们出一个什么价钱，能让对手完全没有反收购的机会？”包玉刚回到香港后问下属。

“每股105元。”下属回答。

“那就出105元一股好了，就这样定了。”包玉刚拍板。

随后包玉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个人和家族的名义，动用21亿元现金，收购200万股九龙仓股票，限期两天，而且不接受怡和的卖出。

收购完成后，香港报纸评论称：“包玉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场漂亮、干净、利落的世纪收购战！”

当时有记者问包玉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动这么大一笔现金（1980年的21亿港元哦），你是怎么办到的？包玉刚回答，“因为我有良好的信用。”

记者追问道，那怎么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呢？

“你老老实实地做生意，讲实话，干事规规矩矩，别人就对你有信心。”包玉刚答道。

1976年，包玉刚被封为“世界船王”，而大陆则结束了“文革”。当年，包玉刚还通过电视得知他的那位地下党表哥——卢绪章还活着，而且开始受到重用。不久，他们恢复了联系。

这种联系对于包玉刚和卢绪章都很重要：对于包玉刚而言，他很想知道北京对于“香港回归”的态度；对于卢绪章而言，他很想为高层寻找一位高级顾问，这个人要可靠，懂生意，而且有国际大视野。于是在卢绪章牵线下，包玉刚于1978年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到北京会见邓小平。

邓小平接见包玉刚父子

邓小平很重视这次会面，规格很高，见面后他问了包玉刚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该怎么管理，二是外面的世界发展成什么样了，改革开放要怎么搞。

对于香港治理问题，包玉刚的回答是最好不要管，让香港人自己发展。这与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告诉包玉刚中央一定会收回香港，也一定会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股照炒，舞照跳，马照跑”。这句话让包玉刚踏实了，他回到香港后便与怡和洋行展开了九龙仓争夺战。

对于如何搞改革开放，包玉刚并没有推销什么观点，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和国外看到的，以及其他国家首脑对于中国的真实看法，讲给邓小平。这些话对邓小平有多大影响外界不得而知，但邓小平此后经常会见包玉刚，有时一年几次，还邀请包玉刚的家人和自己的家人聚会。

当然，包玉刚对于大陆的贡献不止于言辞，他还捐建了很多项目，总结部分项目如下：

捐钱之外，包玉刚还肯出力，尤其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与邓小平会面后，他一直在香港说有利于统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稳定的话，许多媒体甚至将他当成了北京方面的代言人，有的则干脆认为他就是未来的“华人港督”。

包玉刚还积极充当中英政府之间的协调人，尤其是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当然主要是做英国方面的工作。

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就是不肯让步，怕失去民众的支持，包玉刚便跑到英国见这位铁娘子，一方面替她分析大局，一方面送上一份大礼——一份向英国造船厂下的订单。对于包玉刚来说，这份订单并不划算，因为日本和韩国船厂要价更低，服务更好。当然这份订单也不是收买人心，只是缓解英国民间的怨气，以让撒切尔夫人有外交环境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当撒切尔来到中国内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景象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古老国家真的变了。

“香港问题”之外，包玉刚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促进了家乡——宁波的发展。

访问家乡时，他发现北仑港水深条件优良，是一个天然良港，便向邓小平提议开发北仑港，后来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此外，他还恳请邓小平将宁波列为计划单列市，就是那种直属于中央，不向省里缴税，并且拥有经济自主权的城市。当时宁波达不到申请资格，其GDP还不到计划单列市之一的大连的五分之一。不过邓小平答应了包玉刚的请求：人家为国家做的贡献太大了嘛。当然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让包玉刚动员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华商来共同建设宁波。后来这个运动红红火火地启动了，而宁波的发展大家都有目共睹。

对于包玉刚的贡献，邓小平有一句总结：“你与众不同，通过做实事来爱国家。”

1984年，包玉刚得知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他是北宋名臣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

这个消息最早由宁波天一阁发布，天一阁是著名的私人图书馆，创建于明朝嘉靖年间，馆内珍藏有一本《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包玉刚访问天一阁时，馆长拿着那本文献告诉他，他是包拯两个儿子中的小儿子包绶一脉的后人。

这则消息也得到了当时历史学界的承认。考古学家程如峰曾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包公墓的清理和发掘工作，并于1980年发表过论文《包拯墓志与包氏家乘》，经他考证，包玉刚确为包拯血亲嫡系子孙。

当年11月，《人民日报》将这则消息公示天下，人们这才知道这位世界船王原来是“包公”的后人。

据包玉刚大女儿包陪庆回忆，包玉刚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非常激动，捧着宗谱嘴里不断重复：“无价之宝，无价之宝！”

在我国文化中，包拯是一个符号性存在，几乎是“正义”的代名词，被誉为“包公”或“包青天”。对于包玉刚而言，被确认为“包公后人”，其价值可能远远超越了血缘的意义，而升华到文化的意义。

包拯留给后人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藏于大墓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由于后人坚守先祖遗训，所以包氏一门收入有限，生活清苦，长寿者不多，门丁也不兴旺。

包玉刚早年也算做过一段时间的官，在那个腐败横行的年代，他恪守着一个为官者的本分，宁可割掉自己的阑尾，以及挂冠而去，也不向黑势力低头。

到了香港从商后，包玉刚则一直严守信用，洁身自好，管束后辈，且不与德行不佳者交往，几乎完全践行了包公家训。然而与前代命运不同，他通过做一个好人，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世界船王。

面对如此巨大的成功，包玉刚并没有自大、放纵或者迷失，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变。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对待婚姻的态度。

包玉刚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妻子叫黄秀英，是到结婚之时才认识的。早年，他们夫妇二人共同面对命运的莫测和艰辛，他从商之后，妻子就相夫教子，经管一家人的日常起居。妻子对他从无怨言，跟他一起挨饿，一起逃难，一起节俭，也一起荣光，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包玉刚对妻子的态度则稍显复杂，一方面他对妻子的性格非常满意，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妻子文化有限，难以与自己出入政商领域的大场面。据报道，黄秀英虽然在港四十多年，但始终没有学会粤语，就更不用说英语了，就是在出席英国女王册封他们夫妇的典礼时，她对女王讲的都是宁波话。此外，依照传统观念，妻子只生了四个女儿，没能为包家延续子嗣。然而包玉刚从来没有生过抛弃发妻的念头，一生之中，他连那种捕风捉影的绯闻都没有。

包玉刚与妻子黄秀英

包玉刚的产业最后交由四个女婿打理，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产业——环球航运集团、九龙仓及后来收购的会德丰（香港四大洋行之一），分别交由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和二女婿吴光正（香港人）接掌。目前，大女儿包陪庆家族仍然是“世界船王”，而吴光正2015年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排名第八，净资产为79亿美元。

吴光正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在香港浅水湾家中因病去世，享年73岁。次日，世界各国重要媒体都刊登了这位“世界船王”去世的消息，各国政要也纷纷发来唁电，这些政要包括：邓小平、老布什、里根、英国女王、撒切尔夫人、基辛格博士、密特朗总统、中曾根康弘和李光耀等，其规格之高、场面之隆，在香港商界前所未有。时任香港总督卫奕信发表声明称：“包玉刚爵士是本港一位著名商人，他可能亦是第一位真正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本地人士。”

包玉刚的一生辉煌而伟大，他并非天赋异禀，但却取得了传奇成就，他的身上浓缩了人们对于男性的四点期待，即正直、勤奋、勇敢和担当：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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