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Freepik
撰文
| 王英俊
责编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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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开始的第一年，也是弹性退休制度的元年，就在这一年年初，在《科学》杂志上，科学家们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科学家们不喜欢早退休？以及，如何让希望继续坚持工作的老科学家和盼着晋升空间的年轻科学家们都满意？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在劳动力市场的停留时间明显长于普通人，他们通常会延迟退休，或者是退休后又重返工作岗位。哪怕是已经71-75岁的科学家也有40%以上仍然在工作，虽然他们当中超过一半此前已经退休。而在美国总体人口比例中，只有19%的71-75岁的人仍在工作岗位。而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趋势。
为何科学家们如此不爱退休？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对超过110万名有着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调查显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职业身份，有超过65%的受访者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部分人是因为要获得额外收入和保持社会联系，只有不到40%的人是被要求延迟退休的。
科学家们不愿退休，这一现象并不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显现的，早在14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副校长卡罗尔·戈德堡教授
（Carole Goldberg）
就惊讶地发现，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员工都没有退休，甚至里面部分人领退休金会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好。但是这对年轻科学家来说并非好事，对他们来说，获得终身职位将更加困难，这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感到前程无望。
“人们应该在不得不下台之前下台”，曾为肌营养不良症和亨廷顿氏症相关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已故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遗传学名誉教授彼得·哈珀
（Peter Harper）
在自己72岁时，曾经对知名期刊《Science》建议道。哈珀说，留在岗位上的高级科学家“他们不退休可能会跟不上时代，这阻碍了年轻人的成长。“ 因为他们可能会继续占据较多的研究资源，如实验室、研究经费等，使得年轻教授获得的资源相对减少，影响其学术研究的开展。
之前，美国是允许大学强制要求70岁以上的教授退休的，但是这项规定在1994年1月1日废止，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雇佣年龄歧视法案》
（ADEA）
的要求。该法案规定，禁止雇主在招聘、解雇、晋升、薪酬、工作条件、培训和其他就业方面的年龄歧视。该法案特别指出，除了涉及某些高层管理职位
（例如高管和警察）
，雇主不得强制要求员工在达到某一特定年龄后退休。在法案颁布之后，美国高校的教师可以依据自身学术能力、科研计划、身体情况、经济情况等等因素自由选择退休时间。然而，在联邦政府废除强制退休制度之后，美国各个高校都开始面临低退休率和员工高龄化的问题，这意味着年轻教师越来越难拿到全职职位，更不用提终身教职。
不同于美国全面废除强制退休制度，英国虽于2011年4月废止了65岁的默认退休年龄，但是出于保护年轻雇员就业机会的考虑，雇主某些情况下依然可以要求员工强制退休。所以英国大部分大学还是保留了学校认可的退休年龄
（employer-justified retirement age, EJRA）
，以剑桥大学为例，他们规定的EJRA年龄是69岁，如果教授们超过69岁希望继续工作的话，需要额外办理延迟退休，但是他们也规定这些选择延期的教授不应严重剥夺其他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研究空间或获得资金的机会。并且被延期后只能从事他们获得延期的工作，而不能继续履行其之前的行政职务职责，哪怕那个位置暂时空缺。
日本情况则更为复杂。因为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严重，日本政府积极推动高龄就业者的就业比率。日本专门修订了《高龄者雇佣安定法》以保证员工在65岁之前都有就业机会，并鼓励企业一直雇佣劳动者到70岁。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的大学可以自主设置教师的退休年龄，有的大学甚至不设退休年龄。这使得日本高校教授老龄化问题更加凸显，也令日本年轻学者的晋升更为困难。在日本，国立大学的教授人数是按照国家标准配置的，私立大学的教授名额就更少，只有在教授退休或者辞职的时候，才会有教授名额空出，否则只有等到新设立一个专业岗位的时候，才会新增教授名额。并且日本的职场文化讲究论资排辈，在高校晋升中这一特点就更加凸显，很多人到了40甚至50岁，都没有机会评上教授。严格的晋升机制一方面保证了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让年轻学者的成长空间变得格外狭小。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DC）
在有关养老金的报告中表明，全球许多高校呈现延迟退休的趋势，除了上文提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外，意大利、荷兰、丹麦等国家都选择了延迟退休，丹麦甚至把退休年龄延长到74岁。但报告也指出取消强制退休年龄会降低组织的运行效率。
为了找出科学家们不喜欢退休的真正原因并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校长卡罗尔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她发现，很多教授除了因为喜欢自己的工作想要在学术方面继续深耕之外，都在担心退休后会很难获得研究资助也不会再有受邀演讲。她认识到，大学需要制定和实施创造性的政策，以帮助年长的科学家在退休后仍然不会失去他们所珍视的参与感。从而做到” 退休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专业活动，相反，退休可以有机会摆脱那些讨厌的事情。”
从上述角度出发，卡罗尔开始让大学给那些退休教授重新授予一个“研究教授”
（“research professor”）
的名头，她还组织开展与退休教授的座谈会，让这些退休教授也能继续利用学校的各种优势资源。经过一番改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退休人数激增。
曾经针对该问题撰写过专门著作的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名誉教授罗杰·鲍德温
（Roger Baldwin）
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很多老年专家都希望可以继续参与工作，原有的退休观念正在改变。”他的《重新定义学术退休》
（Reinventing academic retirement ）
一书中指出，随着寿命的延长，人们在退休后可能有20到30年的健康生活，也就意味着退休不再是闲暇时光的代名词。此外，政策的变化，如取消强制退休年龄，也使得学者们有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退休的时间。这种情况下退休组织
（ROs）
是帮助这些专家过渡到退休状态的重要且目前处于缺口状态的资源。
鲍德温自己就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了高等教育退休组织协会
（Association of Retirement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主席并承担他自己学院的一些志愿工作。他说，持续参与专业活动可以让他感受到目标感和参与度。
斯坦福大学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名誉教授、理论物理学家海伦·奎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