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
（1937年7月14日）
记载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叫“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我的一位朋友非常推崇此言，认为这是对中国国情最深刻的描述，堪比严复那句“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他还说，从义和团运动到红卫兵运动，都是“下愚”与“上诈”合谋的结果，欲成浩劫，缺一不可。对此，我提出一点异议：单说义和团，无论朝野上下，主流都是愚昧，间或有“诈”，则为点缀，无关大局。
“下愚”之说，应无争议，义和团成员大抵是二十世纪前后之中国最愚昧的一群人。关于他们无知的史料，今天读来恍如段子：“有黄飞虎附体者，问与黄三太是何族属，辄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可是，为什么要说“上愚”呢，清政府难道不是在利用义和团吗，怎么连智商都与其同流合污？这里隐藏了两种可能：如果朝廷识破了义和团的神术，依然用他们当炮灰，可谓“诈”，反之，因信任、膜拜义和团的神术，企图驾驭他们以对抗列强、打击政敌，则属“愚”。
执政者到底是“愚”还是“诈”，我们不妨重返历史现场，寻根究底。义和团兴盛之际，即1900年春，朝堂之上，有三派势力最大，一是慈禧太后；二是爱新觉罗皇族，如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等；三是军机处，当时军机大臣包括荣禄、世铎、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等；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地位举足轻重，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这些人对义和团的态度，可以佐原笃介《拳乱纪闻》所录的一则电文为证：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
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
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当定议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
余如庆王、端王、刚相、启、赵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则默然无语。
“昨晚”这个时间点，应在1900年6月。当轴诸公，只有礼亲王世铎与已经失宠的荣禄主张剿办义和团。王文韶绰号“琉璃蛋”，最是滑头，故而“默然无语”，但求自保。余者皆赞成招抚义和团，引为臂助，这帮人中，奕劻和赵舒翘其实早已看穿义和团的鬼把戏，不过前者是慈禧的应声虫，太后说东，绝不朝西，后者属刚毅一党，惟刚毅之命是从，二人都不敢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只能作违心之论。剔除这五人，剩下的大佬，大概十人左右，皆迷信义和团“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这一对比，多寡分明——况且权力最大、有资格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恰处于多数一方——朝廷决策，遂成定局。
我感兴趣的是此处人数比例，对于义和团的神术，多少人相信，多少人不信。时人有一说法，不过把官民都统计在内：“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单论官员，尤其朝廷重臣，信者与不信者的比例，我觉得大概在七三开，终归是信者居多。袁昶、许景澄奏折所述的一幕，堪为注脚：“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皇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
（《斥酿乱大臣疏》，见粤东侨生《京津拳匪纪略》）
如此种种，可知与“下愚”对应的未必是“上诈”，更可能是“上愚”。换言之，愚蠢往往不分上下，当官民处于同一知识与思维结构，必将点燃一场举国的迷狂。
在此可以引出我的一个论断：无论研究历史还是观察现实，我们惯于低估民众的智识，正如惯于高估官方的智识。针对义和团运动的一些评论，如判定清政府属于“上诈”，显然陷入了后一种误区。须知“诈”与“骗”并列，骗子不同于傻子，相当讲究智识，它要求一个人首先洞明真相，然后再去行骗，慈禧、刚毅等人，则为义和团所蒙蔽，根本不知真相为何物。
严格来讲，蒙蔽慈禧的不是义和团
（朝廷作出决策之前，她尚未接触过义和团）
，而是刚毅等大臣。那么，刚毅之流何以会受义和团蒙蔽呢？
也许不该使用“蒙蔽”一词。从智识而言，带金佩紫的刚毅等人，与衣衫褴褛的义和团民，本是同道，一丘之貉。如你所见，支持义和团的官员，有一共同特点：排外。所以他们与以“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迅速一拍即合，声应气求。此中典型，还不是刚毅，而首推徐桐。此人之排外，偏执、盲目到什么程度呢：见同事戴西洋眼镜，便不高兴；儿子抽吕宋烟，他勃然大怒，令其罚跪于暴烈日中。限于排外的成见，义和团的种种作为，哪怕荒诞不经，哪怕丧心病狂，他都深信不疑。如高树《金銮琐记》所云：“徐荫轩相国传见翰林，黄石荪往，遇山东张翰林曰：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洋人使妇女赤体围绕以御枪炮。闻者匿笑，荫老信之。”他不仅迷信，还以大学士之尊，退朝之后，召集翰林“演说阴门阵”
（豫师曾告诉徐桐，樊教主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
，堪称义和团最忠诚的宣传委员。
再如刚毅。他的毛病，除了排外，还有自负
（吴永称他“愚陋而刚愎”）
，一旦相信了什么东西，任何力量都无法使其改弦易辙。1899年底，因支持义和团而被撤去山东巡抚之职的毓贤进京，四处游说，称义和团俱是义民，神技可用，应者渺渺，唯有刚毅和载漪听从，自此成为了义和团在朝中的代言人。1900年6月上旬，朝廷先后派赵舒翘和刚毅到义和团占据的涿州考察，“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如果不是刚毅从中作梗，赵舒翘则将如实禀报“所见皆亡命无赖耳，乌可用”，也许时势会有一线转机。有一则史料更好玩：“刚毅往涿州，遇赵舒翘于路。刚曰：我往，不过一言即了耳。赵问其故。刚曰：我问义和团，刚毅是否清官，彼必曰，是清官，我则曰，既是清官，则当听我之吩咐。”这听起来如同相声，刚毅故弄玄虚，貌似智珠在握，实则愚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