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一生为历史招魂
2009年10月26日，世间再无唐德刚。
在我短暂的读史生涯当中，至少有三本书的作用可比当头棒喝，用梁启超称道其师康有为启蒙之功的话讲，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民国初年的历史和袁世凯的肖像竟是这样动人，原来一波三折、苦大仇深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写得这样迷人。
恕我孤陋，此前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才识其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有时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搁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
（华东师大版与广西师大版）
。
鸡蛋吃多了，不由好奇，去打量下蛋的母鸡。其实，唐德刚回忆胡适之时，便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他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也是校友。其转益多师，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则在史学，尤其口述史一域，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
令我惊异的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同代人，前者长后者二岁。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以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惜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发霉的怨气如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唐德刚虽属淮军名将之后，不过到他这一代，家世渐趋没落，他到美国闯荡，所吃的苦头未必少于黄仁宇：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二人乃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这些艰难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然而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而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
（胡适夫人江冬秀语）
。由此我想象唐德刚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后来见他的照片，亦作如是观。
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
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坚持价值中立，极尽冷若冰霜的客观叙事，仿佛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翻云覆雨、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害历史的可信度呢，是谓“可爱者不可信”？周策纵解释道：“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
（《晚清七十年》大陆版自序）
唐德刚的历史书写，更重叙事，从故事中见真章，从小节处见大略。这与我们熟悉的理论化研究简直大相径庭，唐德刚似也不大相信、讲究什么历史理论。不过在其晚年，回顾治史生涯，他还是提出了转型论与历史三峡之说。当然，以其转型论建构之粗疏，照旧谈不上理论体系，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关怀与现实情怀。在此多说一句，窃以为历史并无哲学、规律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历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迷津与政治家的把戏，许多时候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并无二致。基于此，与其看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天王
（洪秀全）
的性变态”。
一言以蔽之，唐德刚的大智慧在小处，而非大处；在细节，而非整体；在胸怀，而非理论。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端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
二十年前，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尤其传统文化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这些妙趣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致。往大了说，唐德刚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
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以此祈愿唐德刚先生灵魂安宁。
2009年10月28日
被简化的历史三峡论
唐德刚先生的形象，接近说书先生与讲古老人，其治史不以理论见长，亦无体系、模式可言。他的书中，唯一与“论”沾边的大概只有“历史三峡论”。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谈不上什么历史理论，更像是一种预言，抑或推背图之流。也许正因如此，成就了其巨大传播力。就连《人民日报》的社论，都常言“历史的三峡”，不过它们的三峡，与唐德刚的三峡，方向可能恰恰相反。
何谓历史三峡论？唐德刚自道，他研究历史数十年，对国史之诠释，最爱讲两个说法，一是三大阶段，二是两次转型。在其看来，四千年中国社会，可分作三个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
（民主）
。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到帝制，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商鞅变法，终于汉武帝与昭帝之间
（公元前86年前后）
，历时二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毛澤東诗）
；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往往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今犹在转型途中：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
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
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自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我们能在民国一百二十九年（2040）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
——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这是个历史的必然。
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
这段话出自唐德刚《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作于1996年5月22日，刊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后来收入《晚清七十年》，作为第一部第二章。就我所见，这大概便是历史三峡论的起源。
而后只要谈及中国近代史，唐德刚几乎都要推销历史三峡论，足见他的自信以至自负。如在一本论毛澤東的书中，他表示：“……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随之结合“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所在”，为第二次转型规划路径：“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细读唐德刚的文字，不难发现，他虽然提出了两百年转型期的说法，却未一口咬定，而附加了“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等条件，否则，“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那么转型将无限延期，不知伊于胡底。这么说，一来出于历史学家的审慎，二来出于对历史偶然性的防范。而且，高瞻远瞩如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要言之，其价值在于对天下大势的预判，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如三峡之水，一路东流，纵有漩涡、礁石、人工堤坝等障碍，却无法阻止其奔腾，无法更改其航向。
遗憾的是，在这二十年来的传播过程当中，历史三峡论渐渐被简化为一个单调、僵硬的时间点。两百年之说，风靡至今，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些人的期盼与另一些人的借口。质疑者同样抓住了这个时间点不放，不管认为唐德刚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他们眼里仿佛只有两百年的期限。这两种做法，都是典型的买椟还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扭曲了唐德刚的初衷，还使历史三峡论化作一种浅薄的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