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积极变法，是如何在保守派清算时全身而退的？

军武次位面 · 公众号 · 军事 · 2025-03-16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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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一场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东亚命运的战争——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这场主要在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展开的战争，对远在两江地区的一位总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过去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列强，尚可归因于“器不如人”，但如今幅员辽阔的中国惨败于日本，实在令人痛心。甲午战败后，清廷的颓势愈发明显，对这位总督的思想冲击更大。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救亡图存，成为他心中最为紧迫的课题，并贯穿了他此后的人生。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他的思想和行动，竟会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这位总督，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旧照

张之洞，生于1837年9月2日，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籍贯直隶南皮县，故而也有人称他为“张南皮”。1850年，他参加乡试中举人；1863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81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开始接触洋务运动，并在山西创办枪炮厂、矿务局等洋务事业。

此时，张之洞虽已接触洋务运动并有所认同，但真正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后结识郑观应。1884至1885年间，张之洞与郑观应有过10个月的密切交往。尽管这段交往中思想碰撞的具体细节未有太多文字记载，但郑观应的西学理念无疑给张之洞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观应曾在给张之洞写的《条陈时事五策》中说：“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动多扞格，难臻富强。”

而在他的另一篇《盛世危言·西学》中的观点更为明确：“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可以说已经有了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雏形。

但此时，无论是对张之洞还是清廷多数高官来说，洋务运动的开展，已经让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似乎有了点中兴之势，因此，郑观应的观点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实在谈不上备受重视。而转折点，正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全家照。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争爆发后，远在两江的张之洞心急如焚。他先是奏请朝廷派遣骑兵部队急赴天津增援，又请求西方列强提供支持。得知前线战事紧张后，他又建议巩固京畿地区和东北的防御体系。10月26日，他急电李鸿章，提出迅速购买军舰，向西方列强借款筹备军费，并考虑与列强结盟以应对日军。

日军突破鸭绿江后，张之洞再次提出上述建议，并补充购买军火、明确赏罚等措施。11月下旬，日军围攻旅顺的危急时刻，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而当他得知清廷有割让台湾之意后，再次于2月28日致电朝廷，陈说利害，坚决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两条：

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

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

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其抵御外敌，另一方面建议起用经验丰富的将领刘永福。与此同时，他还致电刘永福，劝其“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此后，张之洞坚决反对《马关条约》的签署，并提出一系列保台之策。然而，遗憾的是，无论张之洞如何努力，他的建议都如同石沉大海，未得到清政府和李鸿章的足够重视。

▲李鸿章旧照

直到甲午战争战败，张之洞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强。战败的惨痛现实终于促使清政府开始反思，逐渐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之后的戊戌变法，就可看作是对甲午溃败的一种回应。

提到戊戌变法，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北京城的风云变幻，然而维新派在地方的支持者同样众多，张之洞便是其中之一。但张之洞对变法的理解，又与维新派有着极大差异。比如张之洞曾资助康有为创办《强学报》，但很快，康有为的激进观点就引发了张之洞的不满。

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是“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由此也可见他们二人对变法的理解其实完全不同。张之洞是想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做到富国强兵，大力建设工业实业，以此对抗帝国主义侵略。但康有为要远比他激进，他试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系进行全面改革，这显然超出了张之洞的接受范围。

为此，张之洞还在1898年撰写了《劝学篇》。这本书一方面是对康有为激进观点的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保守派“迂说”的批判。书中提出了许多务实的变法主张，还被送入宫中，呈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光绪帝的推广下，《劝学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后来的知名人士都深受其启发。

张之洞也因此奉调进京准备参与朝政，但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而中途折回。

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

当时，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时，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张之洞旧照。来源/央视节目《军迷行天下》

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劝学篇》尽管鼓励变法图强，但书中很多表达又极为保守，尤其是对清政府的吹嘘言辞，堪称史上罕见：一上来就是“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后面还有“圣清十五仁政”，“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这类言辞显得实在过于肉麻，与书中倡导变法的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难免有些前后矛盾。对此，章太炎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多效忠清室语”。梁启超更是尖锐地说：“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不仅未遭牵连，反而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清廷保守派清算维新派时，《劝学篇》中对康有为的批判成了张之洞的“护身符”，使他得以“免议”。这种历史的巧合，实在令人感慨。

▲张之洞家家训。来源/央视节目《我有传家宝》

不管怎么说，张之洞的思想和行动确实对变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他对时代危机的深刻认识，也展现了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抉择与平衡。

思想层面，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理论支撑。这一思想主张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为“用”，试图在维护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先进成果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其核心在于强调“中体”的不可动摇性，同时积极倡导“西用”的必要性，这种折中主义的理论框架在当时的思想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方面，它为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引入提供了理论合法性，推动了思想界的开放与变革；另一方面，其保守性也限制了思想解放的深度，引发了后世对其思想局限性的批判与反思。

张之洞积极变法，是如何在保守派清算时全身而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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