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几起恶性案件。
有一起，被广泛认知为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驱动的，这种猜测我并不认同。
治安案件增加的主因是经济问题。
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部分认同，但需要正确归因，一些人归因为中国遍地的摄像头，认为是威慑力的增加，让治安变好，这个归因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治安变好，主因是经济发展了，工作机会足够多，而且过去这几十年内，中国人感觉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未来有盼头。
改革开放后，在1983年、1996年、2000年和2010年曾经搞过四次大规模的严打。
在第一次“严打”中，总计打掉了抢劫、强奸、盗窃等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抓获团伙成员86万多人。
且在这严打的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宣称破获了各种刑事案件160多万，抓获各种犯罪分子177万多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另有2.4万人被判了死刑。
但社会治安好转了吗？没有！
1979年，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为50多万件。1980年，增长达到了70多万件。1981年，更是增加达到了89万多件。
第一次严打后，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迅速下降到了51万多件。1984、1985年、1986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件之间。
但从1988年开始，刑事犯罪又疯狂增长。
1988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就已经增长到了80多万件。从1988年开始，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情况。
我们以山西省为例，1991年，山西省总计发生车匪路霸案件7435起，其中，抢劫案件3501起，盗窃案件2723起，流氓、伤害案件596起，杀人案件166起，哄抢案件77起，其他案件26起。
而到了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总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件。时间进入1996年，一位公安部门的官员描述；“1996年的前个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
于是再次启动严打。
这一次严打，就与国级官员相关了。
1996年2月，作为副国级干部，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家中遇害，凶手正是负责李沛瑶安全的武警战士张金龙。
李沛瑶遇害案件仅仅发生6天以后，1996年2月8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北京朝阳区安慧里附近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几名歹徒抢走了2支装有巨款的运钞箱，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员被打伤。这一案件，就是著名的鹿宪洲案件的第一案。
紧接着鹿宪洲连续多次作案，都是直接抢银行，造成多人死亡。
1996年还发生了白宝山案件，从1996年3月31日开始，白宝山开始了一系列抢枪、杀人、抢劫活动。先后抢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一把81式自动步枪、一把54式手枪。为了获得枪械，杀害了多名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
这三大案件，促成了第二次严打。
第二次严打期间，公安机关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逮捕各种犯罪分子总计42万多人，30多万人被判刑。
就在第二次严打结束没多久，刑事犯罪再一次升高，2001年，河北、天津、广东等地连续发生了各种重特大案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2001年开始了第三次严打行动。
这几次严打中，还有大量的人因为一点点轻微问题，甚至不是问题（比如所谓的流氓罪），被处理，甚至被枪毙，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结果呢，整个社会因为这种夸张的严打，而让所谓的“社会风化”好转了么？
刑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根据数据分析研究，得出历次
“严打”均未达到长效目标的结论：
1983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
第二次“严打”时期的1997年，刑事立案数基本与1996年持平。
但是，1998年即增至198万起，1999年—2001年分别为224万起、363万起，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
2001年第三次“严打”后的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3万件，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8.79件，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2年的平均数56.6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