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给的标签和耻感，我不想再背负了

题图来自作者，从小长大的村庄，小学四年级后有高铁穿过，我曾经爬轨道上学。

1

比起怎么当一个女儿，我最先学会的是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小客人”。

三岁前，我妈在前垟开面馆，先后把我寄养在盖竹外婆家、山南堂姑家。所以自打出生起，我最先习得的就是扮演沉默寡言、温顺听话，这就是大人眼里“乖小孩”该有的样子。我倒是想成为某处的“常住人口”，准确而言，我只想住自己家。只是出生以后，我妈在经营面馆，还要防着日日醉酒的老公偷钱打牌。一心二用尚且费事，养孩子一事只能交由亲戚。三岁后干脆又把我送进幼儿园办理全托，我成了幼儿园里唯一一个放学不用回家的小朋友。 虽然说起来都在一个乡的几个村子里，但对于我来说“自己家”却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屋子。

六岁以后则连这个“不太熟悉的屋子”也没有了。

我妈实在受不了她日日赌博、烂醉如泥的老公，在 30 岁的年纪选择了离婚。我还记得我跟着舅舅去便利店买了一包九制话梅，回来后我爸便已成为我妈的前夫。两人各自打上一辆出租车回家，从此不再同行。

这段婚姻的终结将母亲推入了漂泊的命运。 为了解决生计的压力，离婚后，我妈先是跟着舅舅去上海做工。2009 年，舅舅和舅妈感到上海颇难扎根，又听闻同乡有不少人到广东办起了厂子，于是他们便狠心去到深圳闯荡，开始做些各种充电器插板的加工生意。 我妈也便跟着舅舅，在流水线上做起了女工。 漂在深圳的日子里，她白天靠手艺赚钱，埋头将镀了锌的针插到不同型号的塑料模具里；晚上则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给一家人烧菜。偶尔给家乡的女儿打上一个电话。

她在漂泊的同时，我也居无定所。

上学时我便由外公外婆照料，假期里还会去城里的阿姨家住一段时间。阿姨与我妈姐妹情深，因此对我这个无人照料的外甥女很是照顾。在她家的日子比村子里方便很多，可以去新华书店看各种书籍，还能在大润发买各种各样的零食。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自在，总觉得阿姨家里的各个角落都藏着我不知道的规矩。

有一次，门铃声忽然响起，客厅里只有我和表哥。学校再三向家长强调防范陌生人和小偷哄骗孩子，姨夫平时也再三嘱咐表哥要防止陌生人敲门。于是表哥要去搬来凳子，透过猫眼看看来人是谁。 我却等不及地先一步开门，在村子里大门敞开是常有的事。 为此，姨夫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虽然从未动手打我，只是当他以一种严肃的语气问我“你为什么要开门？”时，我只能红着脸沉默。 我想说我以为是妈妈来了，但却总说不出口。

除了不能随意开门，类似的规矩还有不能随意看电视、吃饼干时下面得有个垃圾桶接着以防止掉渣……因此白天里，言行需要格外注意，同时我也不敢说我要做什么，以免触犯这些大大小小的规矩。晚上关了灯，闭上眼后则可以稍稍放松。

除了害怕犯错，我也羞于介绍自己。 有一次我和表哥去机关食堂吃中饭的时候碰巧遇上姨夫的同事。他的眼睛在表哥身上扫过去，然后停在我身上，必定跟着句“这是你女儿吗？”姨夫客气地笑笑，“不，这是我老婆的妹妹的女儿”，对方的眼神就会从这位“同事的老婆的妹妹的女儿”身上飘走，端详着“同事的儿子”，然后大赞“这个小孩看起来就有胚 （温州话里是有成功潜力的意思） ”。因此，一日两餐我更期待晚餐，因为工作回来的阿姨能够成为我在场的理由，至少解释的语言会简单许多，“这是我妹妹的女儿”。

2

不过相比于阿姨家，我更不想去前垟村看我爸爸。不过不论我是否想去，此事往往由不得我。一则是女儿去见父亲在别人眼里乃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不论这个父亲究竟有何作为；二则是，若我不去，外公家的座机就会被铃声吵个不休，电话那头是无休止的破口大骂。 因此我往往只能坐上三轮车到前垟村。

村子里每间屋子边上往往站着一两个四五十岁的大妈在唠嗑。她们一般烫着一头卷发，既方便在家干活又显得爽利。当我从三轮车上下来时，她们好奇的眼光就会精准地捕捉到我这个陌生的熟面孔。她们细碎的言语便会中断几秒，回忆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与我这个活生生的人连接。往往记忆力更好的那个大妈会先一步拖开腔调，“啊……这个是阿新的囡”这一言语便让她在这场戏剧中占尽先机，果不其然，另一个大妈就会小声求教“哪个阿新？”，大妈热情地答疑解惑：“就是离婚了的那个。” 语气之自然，好似这一桩公案世上非得无人不晓不可。

她们似乎是达成了某种默契，不再大声说，而是温柔地问：

“Mai（孩子），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住在盖竹。”

“跟你妈么？她现在有嫁别人么？”

“没有。”

“这个小孩太苦了，阿爸阿妈都离婚了……”一个阿姨看向另一个阿姨，流露出一副不忍的姿态。

“你一定要劝你妈和你爸再婚诶，总是自己家更好某。”另一个阿姨心灵神会，拉住我的手认真嘱咐。

这情景往往上演，不管是大妈们变换多种组合方式， 总是会对我爸妈离婚一事大发议论，顺便殷切嘱托我让父母和好，仿佛自己施了件多么大的功劳似的。

我曾无师自通出一套与大妈们周旋的方式，拟构出一个和我妈正在一起的“上海叔叔”，试图堵住她们的“家庭教育”。我还洋洋得意地将此事告诉了我妈，“下次她们再问，我就直接说你结婚了”。然而，这套方案最终失败。因为大妈们不但进而询问“上海叔叔”究竟其人如何，更是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还是亲爸亲妈要好一些。 在八卦一事上，她们最早教我领会何为“无招胜有招”。

不论是在外婆家、阿姨家还是爸爸家，我都不敢主动讲出我想要什么，但我期待我的需求被看见， 我在学校中也是如此。2008 年 5 月 12 日恰好是我农历生日，我非常期待有人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当时老师走进班里问：“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几乎就要回答是我的生日，下一秒老师便宣布，原来在一个叫汶川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从此我就记住汶川地震，以及那一瞬间的失落感。

舅舅在大学念的书、跟着开鞋厂亲戚出差所走过的路都让他不甘于只是当一个小厂长，他试图开拓新的业务。偶然看到别人手上带着可以打电话的智能手表，于是开始在智能穿戴行业摸索。 他们或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偶然间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潮流中 ——2009 年，深圳全力促进高新技术增长，加大了对新一代移动通讯的扶持力度。而我妈因牵挂我的缘故，2010 年，就从深圳回来，在外公家里自建了一个电子加工厂。

▲ 舅舅、外婆、老妈、阿姨，2024 年摄于固戍码头

周边的邻居大妈常常到我们家做些零工以贴补家用。她们往往带来细心做好的电子零件、自家烙的“麦贴锅”或是晒的红薯干，还带来自己搜罗来的种种故事。 往往在饭桌上，我和妈妈、外公、外婆就会凑在一块分享这些热心的馈赠，我享用食物，大人们则咀嚼故事中的人情世故。 听八卦让我对周边的世界有了具体的感知。比如我家门口的乖乖，离婚后住在爷爷奶奶家。她妈妈近来刚刚再婚，嫁给谢岙村一个开三轮车的男人。

有些故事琐碎，有些故事却显得凝重，让我记了很久。例如和我妈妈合办厂子的表舅，他有三个女儿。据说他和表舅妈生了第二个女儿“胜男”之后，为避罚款，逃去安徽两年。后来表舅妈怀上第三胎又遇见了九七年特大台风，以为是个女孩，便在自家院子里流产了，结果竟是个男胎。而后再生一个，仍旧是女儿。表舅心在社会，一直在生意场、朋友堆里纵横，表舅妈便要一个人拉扯三个女儿。其中，“胜男”似乎并未辜负她的名字，中考时考上了本地最好的高中，成为外公外婆嘴里“争气”的小孩。我虽和她不相熟，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时总不自觉感到某种忧伤萦绕。 我想我对这些故事念念不忘，不仅是因为人性的复杂，也来自历史的沉重。

在邻里热情的熏陶下，我逐渐形成一种大胆主动的性格。有段时间，小黄 （我的朋友） 的爸爸妈妈在吵架，他怕他俩离婚，蹲在家门口哭。我和小林 （我的朋友） 得知此事，主动探访，“离婚了也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和小林的爸妈不就离婚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晚饭时，我在饭桌上讲了此事，或许是认为小黄因为害怕离婚而哭泣太大惊小怪，没想到外婆听着听着竟然流泪了。

3

2012 年一个周末的夏夜。大约是 9 点，看望外公外婆的阿姨一家也到了要走的时候，我正窝在床上看电视。我妈妈忽然过来，说我爸去世了，我得去看看。

余下的记忆里，伤心的色彩寥寥无几，印象深刻的是事发当晚，阿姨陪我匆匆赶去他家。 几条漫长的村路吊着几盏路灯，白光在一片安静的黑暗中虚弱地闪动，或许就像我心里所剩不多的勇气。

到时他就躺在大厅里临时支起的床上，一张花床单罩着他的脸和身子。已有几位婶婶在场，七手八脚帮忙料理相关事情，一见到我又开始七嘴八舌。我已记不得，哪张嘴说起“最开始是外地人看见他躺在河里的，这个外地人真该死，他以为他又喝醉了，在河里游泳。”哪一张又接道“泡了水后啊，他的脸有这么大。”随后就是反复地劝说： “你应该去见他最后一面，那是你爸爸啊，这辈子最后一面啊。”

但是我没有见上所谓父亲的遗容，哪怕我捧着他的骨灰完成了一场吹吹打打的葬礼，依然不觉悲伤。后来的清明，父亲的兄弟也会叫我去扫墓，过节时我也会在宴席上听到伯伯婶婶们沉痛地说：“你爸不喝酒的时候人还是好的。”后来我看《局外人》，深深觉得加缪把我那时候的疲倦、烦躁、淡漠刻画地淋漓尽致。

我就读历史专业以后，老师们授课时总会讲“同情之理解”。 但我反观自身，只会感到大部分人很难完全与我共情。 我的外公外婆经历过女儿离异，我的阿姨和舅舅经历过姊妹婚姻不幸，我的妈妈也不过是选择与一个不爱的人分开。在他们的人生中，父亲的角色因其与之共度的光阴，与“爱”总有着或多或少的纠缠。但这一角色对我来说则是一段情感和社会关系上的空白，正因如此，也许大部分人无法理解我对父亲的冷漠。

去初中报名的时候，现场熙熙攘攘，风扇吱嘎吱嘎地吊在人群上头转。审核老师们面无表情地审核着某份材料，面对一些好问的家长，他们往往蹦出一两句简短的话，随后便不耐烦地招招手，示意下一位同学。轮到我递上自己的户口本时，她却一下子变了脸色，生气地质问我：“你的户口本上怎么只有一个人？”在她看来，一个孩子出现在户主页简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我对她的诧异也感到诧异，理所当然且不假思索地回答：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本来在我爸的户口本上，但是他后来死了，所以我就变户主了。” 她一下子愣住，放缓了自己声音，用前所未有的柔软语气指引我完成了后续的流程手续。这个事实显然给她造成了相当的震撼。我当时相当得意，作为“丧父的孩子”我并不难过，但是“丧父的孩子”这个身份却能小小打击审核老师的傲慢态度。

这次之后，我遇见越来越多无法理解孩子为什么能够出现在户主页的人。初中班主任因此半价收取我的补课费用、高中班主任为此帮我申请了助学金、办理死亡证明和身份证的工作人员也会偶尔放下他们千篇一律的面具……她们并没有我需要小小打击的傲慢，但她们带着善意的柔软却让我感到那样沉重。

于是如非必要，我不再愿意向朋友提及自己是一个“丧父的孩子”。如果提及，我也会解释我并不为此感到伤心，以免勾连出她们不必要的同情。除了生活中的人，藏在文件、表格背后的设计者也默认了父母健在是一种常态。每每填写的文件资料中出现“父亲”一栏时，我都会纠结很久在姓名外应当填写什么，最后非常局促地写下死亡。

也正因如此，我越来越体会到“离异”、“丧父”已经成为不能由我选择的一种身份。

初中和高中的学习生活，还让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城里同学，他们课间闲谈的主题往往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小学生活，很多同学抱怨着假期被父母安排去一间间教室里学习着书法、舞蹈、乐器，可是落在我的耳朵里，却化作了他们拥有着学习课余技能的费用、妥善管理假期的父母。

我很少问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家庭，但是我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城里小孩拥有着自己的房间、充裕的零花钱还有着时常可以开玩笑的父母。这些都是我借宿在阿姨家时看到的表哥的生活，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想象别人生活的素材。因此我在与单亲家庭孩子这一从名称上就带有缺陷的身份搏斗的时候，不知不觉也已经在种种比较当中将这种缺陷内化为我的个人认知了。

4

全新自我认知的形成从与父母的解绑开始。

大学的时候，我到了千里之外的成都。记不得是哪个谈兴正浓的夜晚，室友忽然就提及“我爹和我妈离婚了”，我呆滞了一下，随后几乎是以一种欣喜的语气在应和“好巧！我也是诶！”这样巧合不断在地铁上、在微信聊天框里出现。

在交流中，我一次又一次与那些看起来与我如此不同的人共享着相似的生命经历，也共享着类似的价值观“父母离婚不是一件倒霉的事情”。这个毫无亲戚的陌生城市，将那些包裹着猜测与同情的温州方言滞留在了远方的八卦圈子里。 “单亲家庭”这个词汇，少了许多流言和判断的压力，反而成为我和一些朋友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不过不久之后，我妈进入了一段新的婚姻，这让已安于“单亲孩子”身份的我又不得不开始面对“重组家庭”带来的身份冲突。

过年的赴宴安排让我不堪其扰。妈妈这边的亲戚少不得了关切几句，“你叔叔对你好吗？”往往还不忘嘱咐“你以后一定要孝顺你叔叔。”面对这些善意和猎奇的问题，我报之以小心翼翼的作答还能周旋一二。可是面对叔叔家里各种素未相识的亲戚，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热情显得虚伪，安静显得冷漠。坐在席间，看着所谓的哥哥、姐姐、阿姨们的酒杯交错，来上几句熟悉的寒暄， 席间的我就好像姗姗来迟的观众，面对着影片结尾滚动的演出名单，却只觉得莫名其妙。

我并非全然是个观众，偶尔还充当一回演员。陌生亲人会开始询问“你多大啦？”“在哪里读书啊？”不过我以及这些问题都是障眼法，不过三言两语之间，她们就会放心地打探最好奇的问题“这是谁的女儿啊？”“她爸是做什么的？”这种场合总免不了一些“好心人”，她们会热情地介绍“她是xxx的女儿”“哪个xxx？”“就是那个已经死掉的xxx。”交流这些信息时，她们总窃窃私语，自以为相当照顾我的感受。不过我也应领他们的情，一般人总会不厌其烦地补述“那个喜欢打赌、喝了酒到处骂人的xxx，已经死掉了。”

有一次在酒桌上，我忽然感到几道目光飘过来，似乎在探究什么。 果不其然，又听到了一些若有若无的声音。“听说，她爸是掉水里死掉的。”“不，他是吸毒死掉的。”这话让我一下子愣住。此前的十年里，我一直以为他的死因是醉酒不幸失足，正如他最大的恶行不过是好吃懒做。

我抬头一看，说这话的正是我刚多出不久的婶婶。我无端从这张陌生的脸上看出了几分隐秘的得意。这几分得意混着我那一瞬间的震惊，不知怎么成了羞耻和痛苦。当着十几个陌生人的面，两行眼泪从我脸上落下。我感到我妈捏了捏我的手，这说明她也知道，不仅是酒桌上的议论，还有十年前的真相。我试图擦去眼泪以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理性已被痛苦的潮流冲垮，我甚至开始颤抖起来。

最后，我妈陪着我起身离席，先把我送回家。 在封闭的车厢里，眼泪和那些对命运说不出的愤恨肆意流下。 那个晚上我哭了很久，先是在车里安静流泪，后来到了外公家，我放声大哭。外公关了窗户，劝了我几句，“晚上让人听见不好”。这话让我更是嚎啕大哭，泪水和哭声可以最有力地表达被我压抑的所有需求。我也不想有个好赌、嗜酒、家暴甚至吸毒的父亲。我也不想莫名其妙忽然成为谁的女儿。我也不想在过年的时候，隔几天就住到不同的房子里……

我痛恨着这些让我感到无能为力的事实，却不知道究竟向谁控诉。外公外婆欣慰于女儿有所着落，阿姨和舅舅祝福姊妹婚姻美满，妈妈则是携着新的伴侣进入到人生的新一程。我清楚地意识到，“如何在失去父亲十余年后，到一个新的家庭里学会成为女儿”，这是我一个人要去解决的问题。 伍尔夫说，女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我虽然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但衣柜里却塞着别人的衣服。

这个问题促使我逃到学校，与家庭进行切分。

在学校里，我并不像室友那样一周和家里通话几次，给家里添置一些物件或者寄去一些礼物，也不主动给我妈打电话，甚至一个月要她给我拨一个电话我才会接听。可喜的是，我可以向学校里同样有过单亲家庭经历的好友们讨教经验，她们往往经历过或正经历着重组家庭，所以给我分享了不少与所谓“后爹”、“我妈的第二个老公”的相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有用，但是效力有限，因为她们的“亲爹”尚在人世。 而我却要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应付着复杂的现实问题。

2021 年，我选修了“西方儿童史导论”这门课程。在第一节课上，老师让我们讲讲怎么理解“童年”。我想到一些非常矛盾的画面：笼罩在单亲、丧父、漂泊阴影中的童年；和小伙伴们在山间野地玩耍的童年；以及我无法想象但是只觉得幸福的别人的童年……

有一次，我和老师在办公室聊天，偶然涉及自己的生命故事。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讲述“童年”的尝试。我讲我对父亲去世的事实无动于衷、我在支持母亲再婚与排斥重组家庭之间的感受到的巨大冲突……在某一时刻，我又无法克制地开始流泪， 也许我又想起了那些不能由我选择而必须由我承担的事实，那些与我的童年相互交织的羞耻。

▲ 2021 年西方儿童史结课合影

我很感激老师在我泪流满面时给了我一个拥抱，这虽然无法带走羞耻本身，但是至少看见了这种羞耻。 后来我开始进一步学习儿童史，知道那种无忧无虑的、被爱包裹的、仿佛人人都拥有的“童年”其实只是在历史中逐渐建构的理想概念。人类社会中的童年非常多样，它可以是血汗工厂里卷烟草的儿童工作、可以是中世纪因为偷吃一个面包被绞死的罪行、可以是战争里的童子军……我逐渐感到自己的童年只是一种经历，不是无法更改的自我，更不是天然缺失的羞耻的自我。

儿童史的方法论强调发现真实的儿童田野，于是我报名了益微青年 （EV） 的乡村夏令营，我想跳脱出自己的记忆，去看看另一种童年生活。

我到了甘肃的铺里小学——一个位于山脚下的村小。我跟着孩子们爬山、爬树、采野花，放学的时候唱着歌、穿过田野送他们回家，草高到能盖过我的头顶。这些小朋友对于土地的熟悉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我跟着他们弯腰在隐蔽的小道里钻来钻去，逃跑进入遮阳山，跟着他们爬树，甚至有个小朋友还折了路边的柳枝，插上了些鲜花给我做了一个花环。 我跟着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充满智慧和趣味的生活。

▲ 爬树的“大汉”

在一节课堂上，我们一起讨论如何理解一些抽象的名词。一个小朋友说，“妈妈就是一直照顾你的人”。这时候，另一个小朋友忽然举手反问“可是有的妈妈生了小孩就走了，他都是奶奶带的。”他讲的这个小孩就是他自己，此前我送这个小朋友回家的时候，曾听他奶奶说起过，他妈妈生下他三天就走了。这个答案一下子让我意识到，我们对童年和身份有着如此多理所当然的设想，正是这些设想忽略的部分造就了“缺失”，也造就了羞耻的身份。正如表格上我无法删除的“父亲”栏，使我被迫成为了一个“丧父的孩子”。

参加益微青年叙事营时，我怀着几分冲动，想要向大家讲述那些把我紧紧绑住的羞耻感。开口之前我还存在几分忐忑，但是在某一个环节里，叙事营的一位伙伴向我袒露了她被性侵后的种种遭遇。一瞬间，我不仅感到自己被信任，同时也感到那份困扰我已久的羞耻终于也有了可以安放的位置。所以我也向她讲述了我的“秘密”，似乎是某种告别仪式。

我大概清楚自己不会收获同情的目光，因为我也不以同情的眼光看别人，我从伙伴的故事和讲述里听到的只有一种勇敢。或许是这种勇敢化为了我自我敞开的冲动。随后我发现，那些故事虽然讲述起来颇有些费力，但并非不可宣之于口。 那些我不知曾经感到无能为力、无处控诉的事实，却能在我的语言和思考里被选择、被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