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在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和劳动强度方面。研究还指出，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和任务类型、产业部门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低技能、常规任务、生产部门以及贫困家庭农民工，数字经济产生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文章提出，在提升农民工能力和素质的同时，应优化社会保障机制，并建立健全与数字经济时代就业相匹配的保障制度，以增强数字经济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的作用。
文章提出，在提升农民工能力和素质的同时，应优化社会保障机制，并建立健全与数字经济时代就业相匹配的保障制度，以增强数字经济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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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语
主动性强的人，行事果决，无论是跃跃欲试还是心有所忌，何时行动皆由自己定夺，无需顾虑他人的步伐，摆脱被动等待的枷锁。他们不断主动与世界碰撞，深知无论碰撞的火花是璀璨还是黯淡，每一次反馈都是成长的催化剂。美好的一天从“积极主动”开始！周日，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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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读分享
1、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八部门发文加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服务管理。 从中央社会工作部获悉，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出台措施，指导加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服务管理，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措施提出，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推动优化住宅小区、商场、楼宇等配送环境，加强对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进门、停车、用餐、职业发展等急难愁盼问题。（新华网） 蔡子微评： 此举彰显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深切关怀，通过明确平台企业责任、优化算法规则、保障劳动者权益，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同时，文件的发布也将促进快递、网约配送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此外，加强服务管理还能激发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的工作积极性，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话题关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 2、国务院国资委：2025年中央企业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 国新办17日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 ”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表示，2025年，将紧紧围绕更好发挥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更好解决当前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创新驱动下，国资 央企改革深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国央企能够提升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市场竞争力。改革不仅涉及管理体制的创新，还包括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商业模式的转变。政策的支持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将进一步激发国央企的创新活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央企将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话题关注：创新驱动下国资央企改革深化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3、国家统计局：新质生产力正不断赋能高质量发展。 1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会上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2024年，各方面都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促进科技的创造力向社会的生产力转化，我国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人民网） 蔡子微评： 新质生产力建设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和高效的管理方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产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它促使企业从传统的生产模式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变，实现产业的高端化和现代化。政策的支持和创新生态的构建将进一步加速新质生产力在各产业中的应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话题关注：新质生产力建设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4、证监会：拟明确科创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当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 证监会1月17日消息，证监会起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规则》）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则》拟明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上市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原则上应当用于主营业务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除金融类企业外，募集资金不得用于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中证网） 蔡子微评： 科创板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灵活和包容的融资环境。要求募集资金必须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有助于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这也能更好地引导市场资源向具有核心竞争力和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倾斜，提升整个市场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 话题关注：科创板上市公司资金运营效率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5、强基础补弱项发展低空经济。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正式成立。该部门主要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低空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度前沿热点词中，“低空经济”位列其中。这是继数字经济后又一新兴的经济形态，具有产业链条长、辐射面广、成长性和带动性强等特点，已成为各方竞相追逐的新赛道。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航空器为主要载体，涵盖载人、载货等各种低空飞行活动的综合经济形态。（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航空器为主要载体，涵盖载人、载货等各种低空飞行活动的综合经济形态。然而，我国低空经济目前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与科技创新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快低空经济硬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起降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加大通用机场建设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快低空产业核心技术原始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突破主控芯片、精密元器件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瓶颈。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低空经济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研究 6、抓住有利时机升级软件业。 工 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务收入98,281 亿元，同比增长10.8%；利润总额11,621 亿元，同比增长11.2%；软件业务出口410.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展现出软件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软件业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 在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下，我国软件业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高精度导航、智能电网、智慧物流、小程序等应用软件形成了竞争优势，有力支撑了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4）》显示，2013年至2023年，我国软件业总体收入从3.06万亿元增长至12.32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6%。（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软件业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完善了软件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保障措施。我国高精度导航、智能电网、智慧物流、小程序等应用软件形成了竞争优势，有力支撑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发展基础尚不牢固，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加快推进各类软件创新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开源共享生态体系，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打击侵权盗版行为。7、找准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着力点 。 日前，一份名为《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文件，迅速让“数据标注产业”跃入大众视野，也引发很多人的好奇：“数据标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产业？国家为何如此重视这个新事物？对于“数据标注”，专家的解释很直接： 就是给文本、语音、图片、视频等各种各样的数据“打标签”。但别小看这些标签，正是有了它们，数据才可以更好地被人工智能算法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与准确性才能有效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高质量的数据标注，就没有高性能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经网） 蔡子微评： 数据标注产业作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的基石，对于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与准确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数据标注产业正逐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积极完善产业生态，畅通数据采集、标注、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链，推动上下游协同发展，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话题关注：数据标注与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耦合机制研究 8、为创新药物研发提速增效 。 近年来，赋权改革极大提升了暨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成效。2020年以来，该校共有50件技术成果通过赋权转化，涉及合同总金额超1亿元。赋权改革先后孵化成立了脉络能源、暨科优脂、中暨智造等10余家创业企业，其中，脉络能源已完成Pre-A轮融资，并在珠海建立研发总部，建成100兆瓦钙钛矿光伏组件生产线，成功实现首片组件下线。（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创新药物从研发到上市的产业链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创新药物的研发存在研发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对此，一方面优化研发资源配置，企业应梳理研发管线，确定产品推进优先次序，把资源投入到对未来发展最有利的地方。另一方面，推动技术创新应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药物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缩短新药上市时间。 话题关注：风险投资视角下的创新药物研发激励体系模型研究 9、春节临近宠物寄养需求旺盛 “它经济”细分赛道迎机遇。 春节临近，宠物寄养市场开始变得火热。《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深圳宠物寄养店铺发现，有的门店已经“一窝难求”，寄养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宠物寄养市场的旺盛需求，体现了我国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4年国内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同比增长7.5%，达到3002亿元。其中，犬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57亿元，同比增长4.6%；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445亿元，同比增长10.7%。（中经网） 蔡子微评： 随着春节的临近，宠物寄养需求激增，反映了我国“它经济”领域的快速增长。宠物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其经济潜力逐步得到释放，宠物寄养、宠物食品、宠物医疗等相关行业都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随着宠物消费市场逐年增长，消费者对宠物的关注不仅限于宠物本身的生活质量，还涉及 宠物的安全、健康、心理需求等多层次需求。因此，宠物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也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宠物寄养行业的火爆不仅是春节周期性需求的体现，也是这一行业发展潜力的标志。 话题关注：基于“它经济”的消费增长模式，探讨我国宠物行业多元化发展的机会与风险 10、“耳朵经济”大有可为。 庞大的内容消费需求，正在重塑知识供给端生态。近年来 ，随着人们知识付费意识的提高 ，以及5G、AI技术的兴起，“耳朵经济”成为消费新风口。以播客、有声书、广播剧、在线音乐为代表的音频作品凭借使用场景多元、伴随性强、去屏幕化等特点获得大批用户青睐，无论是早高峰的地铁、散步路上，还是吃饭、睡觉前，人们都可以打开喜欢的音频APP，听听故事、音乐或课程，既放松心情，又能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5.4亿人，声音经济产业市场同比增长10.2%，规模达5688.2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7400亿元。（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随着人们知识付费意识提高和技术兴起，“耳朵经济”成为消费新风口，音频作品获得大批用户青睐，各类音频平台及有声阅读APP 存在同质化、低俗化、版权纠纷等问题，部分音频平台会员权益少、付费价值难以体现，企业在平衡内容成本和用户转化上存在难题，转化率低、盈利不易、市场变现问题尚未找 到最优解。音频企业应注重产品内容投资，收录优秀作品、提升录制效果、合理设置价格、拓宽消费渠道，专注细分品类，实现音频内容精准抵达。强化声音技术赋能，为作品商业化寻找出路，开发新业态，拓展变现渠道；建立平台音频社区，加强互动式音频社交，实现流量变现，增强用户黏性。 话题关注：“耳朵经济”崛起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研究 11、因地制宜做优特 色农业。 近几年，特色农业在我国各地农村全面开花，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丰富了消费市场，带动农民增收，繁荣乡村经济。特色农业，一般需 利用乡村特定区域内的农业资源，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品质、特定市场需求和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产品，达到一定规模还可以发展成产业。产品有特色，模式易创新，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正不断打破传统农业的局限性，给一村一乡，甚至一县的农村经济增长带来活力。（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特色农业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也为农村经济提供了多元化发展路径。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特色农业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提升竞争力。未来，结合市场需求与地域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开发，提升农业附加值，将使特色农业在乡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为农民增收、乡村繁荣提供强劲动力。 话题关注：资源禀赋下特色农业建设的价值底蕴与实施路径研究 12、山东着力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中，氢能作为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山东省凭借自身优势，正全力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建设。近日，山东氢能产业建设再破局，齐鲁氢能（山东）发展有限公司氢能一体化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正式投用并全部达产后，将成为国内第一大液氢供应商。同时，包括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岳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抢抓“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机遇，在氢能产业全链条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全国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山东样本”。（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氢能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然而，氢能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绿电制氢成本偏高、中下游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对此，一方面降低绿电制氢成本，采用高效的催化剂、复合隔膜和极板等材料，减少电解过程中的电阻损耗，提高电解效率。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议跨省域长距离输氢管道要以国家为主导建设，各能源央企分区域落实，尽快构建以管道为重点的氢能储运体系。 农民工能否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基于就业质量视角
作者：宁满秀,罗叶,张维泰 导读
摘要： 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数字经济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就业的新引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和劳动强度维度的就业质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聚焦于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组群异质性。基于技能和职业任务类型分组的结果表明，与高技能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对低技能农民工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的负向冲击更加显著；相较于非常规任务组农民工，数字经济显著降低常规任务组农民工就业质量水平。就不同产业部门的农民工而言，与生产部门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端服务部门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却造成低端服务部门农民工劳动福利水平下降。相较于非贫困户农民工，数字经济显著提高贫困家庭农民工的劳动收入，但造成其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维度的就业质量下降。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力资本劣势的农民工群体产生了就业冲击。若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的作用，就要努力消弭人群间的“数字鸿沟”,建立行之有效的教育与培训体系，予以数字弱势群体一定的政策保护，让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红利更具包容性与普惠性。
关键词： 数字经济;就业质量;农民工;
引用格式： 宁满秀,罗叶,张维泰.农民工能否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基于就业质量视角[J].宏观质量研究,2024,12(05):16-29.DOI:10.13948/j.cnki.hgzlyj.2024.05.002.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高质量就业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亿万农民向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程名望等,2018)。然而,受户籍制度壁垒和自身劳动禀赋的影响,农民工一直被列为城镇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其就业质量状况令人堪忧,表现在收入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过度劳动、福利待遇缺失以及雇佣关系不规范等方面(杨超和张征宇,2022)。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新阶段下,市场主体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困境,与城镇劳动力相比,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农民工群体更易遭受巨大的就业冲击和收入损失,就业质量提升困境进一步凸显。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以亿计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事关经济增长动能的有效转换以及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因此,如何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已成为政府决策部门日益关注的重点问题。
经济下行压力下逆势加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已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为生产要素、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推动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经济活动,其内容涵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1) 当前被广泛认可的数字经济定义来自于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国家统计局(2021)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明确数字经济的范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39.8%。数字经济在助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在对冲短期就业影响、培育新增就业、提升就业质量以及升级就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提供契机。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带来的新产业层出不穷,具体包括电信业、信息通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创造出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速向传统工业、服务业部门渗透,这一产业数字化过程催生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智能制造等数字化新模式接替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但是,数字经济浪潮下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产业的发展势必会替代部分重复性、低端的就业岗位,而被技术挤出的农民工只能涌入劳动生产率更低的行业,从而引发包括收入在内的一系列质量问题。第二,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形式,如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模糊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加剧就业的不稳定性,导致其社会保障维度的质量问题受到挑战。第三,以平台就业、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为主的数字经济时代就业新形态,在大数据算法驱动下形成了“困在系统”“被技术控制”的模式,存在劳动时间长,劳动边际报酬低等质量问题。新型就业模式下,本来就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福利待遇的农民工与高质量就业日趋疏远。鉴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第一,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第二,对不同技能、职业任务类型、产业部门的农民工群体,这一影响具有怎样的异质性?显然,厘清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助于全面评价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下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第一,相较于以多个指标合成的综合变量衡量就业质量,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分别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四个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区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不同维度就业质量造成的不同影响,丰富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二,本文从技能水平、职业任务类型、所处行业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农民工各维度就业质量如何随数字经济发展而变化,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不同特征、不同处境农民工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的不同影响,以期探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可能路径,为有关部门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述评 本文关注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与此有关的研究围绕数字经济及其引发的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包括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等方面。因此本文后续的文献评述将讨论与此相关的文献。
第一类文献是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在就业总量研究方面,与此相关的文献聚焦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就业总体水平。众多学者从宏观层面的视角出发,在理论和实证上验证数字技术对就业总量具有“就业替代”与“就业创造和补偿”双重效应(Acemoglu和Restrepo,2018;Bessen,2018)。即数字技术应用既会导致部分工作自动化,对劳动者工作任务甚至工作岗位产生挤出效应;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补偿或增加就业。最终的影响效果与自动化技术产生前述两种相反作用力的占优情况有关(Autor,2015)。在就业结构研究方面,首先关注就业技能结构变化。已有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技能偏向性和任务偏向性视角对此予以解释,认为执行重复性工作的低技能劳动者易在技术变革中被取代;适用于非常规任务的高技能劳动者则因其与数字技术形成良好互补性而更受劳动力市场的欢迎,从而引起劳动力结构变革(Lordan和Neumark,2018;Autor 等,2003)。其次表现为就业行业结构变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造成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自动化,导致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创造众多新兴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推动就业服务业化(戚聿东等,2020)。微观视角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而带动就业结构转型(田鸽和张勋,2022)。
第二类文献是就业质量及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反映劳动者从事工作时获得工作条件的优劣程度。就业质量源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以及由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充足的收入、充分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等。而后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指数、欧洲基金会的四维度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活福祉测量指标体系相继出现,尽管上述指标体系之间存在差异,但大多涵盖了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福利等反映工作条件的客观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就业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开始讨论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鉴于我国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工作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等特殊性,学者们通常使用工资收入、工作强度、就业稳定性和劳动福利等指标测度农民工就业质量(林龙飞和祝仲坤,2022;李中建和袁璐璐,2017)。
在有关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考察的是数字经济某个侧面的作用,如数字金融、产业智能化等(齐乐和陶建平,2023;郭晴等,2022)。零星研究基于数字经济的本质内涵,直接讨论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未能得出一致结论。一部分观点认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王若男和张广胜,2024;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易莹莹和曹家诚,2023);另一部分观点则指出,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林龙飞和祝仲坤,2022)。现有研究存在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将多个维度就业质量指标合成为就业质量综合指数,笼统地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综合指数的关系。但实际上,数字经济对农民工不同维度就业质量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不同的,需要单独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而笼统地将就业质量归于一体,不仅难以观察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不同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而且不同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构建方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不同,容易导致实证结果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后续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与实证参考,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关注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结论尚存分歧,少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逐一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各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其次,在异质性分析上,也少有研究细化就业质量指标,分别考察不同特征、不同处境农民工各维度就业质量如何随数字经济发展而变化,因而所得结论无法充分反映个体特征在不同维度就业质量上的异质性。因此,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与实证检验。
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兼具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由此带来就业技能结构变化和就业产业结构变化,进而引起不同劳动群体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最终改变劳动力均衡工资。首先,根据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SBTC)和程序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Task-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TBTC),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减少对低技能和执行重复性工作任务劳动力的需求,而与高技能和从事非常规任务的劳动力则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Autor等,2003;Krusell等,1997)。由此导致劳动力市场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减少,在劳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劳动收入下降。其次,数字经济造成制造业经历大规模“就业消失”的同时,与服务业的无形性、不可存和耗能低的特征天然互补,推动服务业颠覆性发展(王文,2020)。服务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恰呈双峰分布,高技能劳动力适应于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高端服务业;而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技能劳动力则可能被以餐饮外卖、快递物流、家政服务等为主的低端服务业所吸纳(蔡跃洲和陈楠,2019)。尽管数字经济促使低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就业“蓄水池”作用;但这类群体仍然处于劳动生产率较低且竞争激烈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缺乏内部劳动力市场机制保护,劳动回报低,甚至高端产业革新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会降低低端行业劳动生产率,导致从业者劳动收入下降(韩雷和田知敏慧,2024;张顺,202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农民工劳动收入维度的就业质量。
(二)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工业时代标准化的劳动关系和就业形式,影响农民工的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
第一,工业时代标准劳动关系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一重劳动关系、全日制劳动、接受单一雇主管理等为主要特征(邓智平,2021)。国家法律对此建立了科层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单位)作为“代理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扮演社保资金代征、代管的角色(董保华,2008)。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了组织的架构形态和管理模式,权责明晰的主体关系结构让位于劳动关系模糊化,稳定的就业形式被碎片化、网络化的就业方式所替代(陈斌,2022)。一方面,传统的科层制企业被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不再是雇佣合同而是合作协议(李晓华,2018),雇主角色“隐形化”导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规定的单位(雇主)代管模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主体基础。另一方面,就业方式显现出的灵活性和高流动性难以适应以持续缴费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碎片化实际上意味着与就业相关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丧失(Estlund,2018)。
第二,工业时代的工作需要劳动者聚集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内才可以进行,空间的边界构成了当班和不当班的区分(胡拥军和关乐宁,2022)。数字经济泛在连接的特性使得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和沟通方式趋于网络化。雇主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给雇员发布工作任务和指令,劳动者也可借由移动办公等手段在更多时空形态下开展工作,工作和非工作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区域(马述忠等,2022),工作场所和家庭、劳动和休闲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被抹去,从而使得工作越来越多地侵占休闲时间,工作“如影随形”导致工作时间延长。此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置于网络平台,其劳动收入按件(单)计酬(赵炜和Jens,2021),这部分劳动群体为挣得足够的收入或满足平台的要求,通常需要延长自身工作时间(Bauernschuster 等,2014)。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打破工业时代传统用工模式,劳动者不再需要加入企业组织并形成标准劳动关系,却可以依靠互联网平台提供的需求信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并满足其需求(邓智平,2021)。互联网平台利用众包技术和手段,对劳动技能进行分解和重组,根据工作任务灵活的“按需用工”,令工作任务处于中心地位(闻效仪,2020)。由于工作任务是服务于不同个性特点的需求,其本身呈现多样性、临时性以及不连续性的特点,劳动者依照自身固有能力选择工作任务,具有鲜明的“临时工”特征。特别是农民工高度集中的中低端服务业,涉及消费者日常生活各个层面,工作任务细分对劳动技能的消解使得从业者赖以创造价值的根源已不是专业的技术能力,而是对于消费者日常便利的扩张(罗峰,2021),这也导致许多工作岗位呈现高流动性和竞争性,工作任务无法有效衔接的现象时有发生,工作稳定性减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预期,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农民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维度的就业质量。
四、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通过控制固定效应,实证模型能较好地排除地区发展差异、行业特性等部分不可观测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Y ijct β 0 +β 1 Digit c ,t -1β 2 CV ict λ t δ c η j ε ijct
(1)
式(1)中,i 、j 、c 、t 分别表示农民工个体的个人编号、行业编号、流入地区和调查年份。Y ijct Digit c ,t -1CV ict λ t δ c η j ε ijct
(二)数据来源 本文微观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自2010年起每两年访问一次,其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000户家庭,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身心健康等多种研究主题。此外,地区层面用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以及用来表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企研数据——数字经济产业专题数据库》等。本文选取CFPS中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数据,筛选16～65岁、户口类型为农村户籍且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样本,剔除变量值缺失或无效的样本后,最终获得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数量为7586个。
(三)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指标选取和测度方法(李中建和袁璐璐,2017),并兼顾农民工自身特点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劳动收入、劳动强度、劳动福利和就业稳定性四个方面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其中,劳动收入作为劳动者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被认为是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其正向反映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就业稳定性则是农民工经济来源稳定的关键,体现的是农民工连续工作的状态,工作更换越频繁,说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越差,就业质量越低,反之亦然;社会保障参与代表劳动者权益和福利待遇得到有效保障,尤其对于农民工而言,意味着与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保障待遇,是衡量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工作时间用来反映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过度劳动损害其身心健康,降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2) 根据《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八条规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四小时,且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四十一条进一步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因此,法定周工作时间的上限为62小时。 。在此基础上,将上述维度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3) 根据各维度就业质量的定义与赋值,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在变量设定上与就业质量呈负相关,故采用1减去标准化处理后该指标的差来获得该变量的反向指标。 ,采用等权赋值法计算就业质量指数(林龙飞和祝仲坤,2022)。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变量选择、定义与赋值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工就业质量变量定义与赋值
2.核心解释变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首先,在指标选取上,本文基于数字经济涵义的核心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确定的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基本范围,参考既有研究并结合地区层面相关数据可获得性,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选取指标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陈贵富等,2022;王军等,2021)。其中,数字产业化也被称为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从产业规模、网络基础设施和营收能力等方面对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类统计。本文基于此,对数字产业化的主要内容进行提炼和聚焦,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①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推广应用情况;②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信息产业相关产出和营收情况、从业人员情况。本文选取每千人拥有域名数等11个变量对此进行度量。产业数字化则是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尤其是传统行业中的不断融合和渗透,如智能制造、电子商务、餐饮外卖等。本文围绕工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选取工业互联网专利授权数7个指标刻画产业数字化水平。表2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各细分指标的具体变量。
表2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其次,在测度方法上,本文采用不易受人为因素干扰、精确度高的熵值法对以上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并参考杨丽和孙之淳(2015)对熵值法加入时间变量,以实现测算得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具体为:先对每个指标进行量纲标准化处理;之后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根据标准化的指标和测算出的指标权重,使用多重线性函数的加权计算各个省份不同年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和地区两个层面的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是否为工会成员等;地区特征变量包括该地区的GDP增速、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普通高校毕业生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续表3
(四)内生性讨论 首先,双向因果问题。从理论上讲,地区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层面就业质量状况确实会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而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农民工个体的就业质量状况,包括其收入、劳动福利、劳动时间以及就业稳定性,关键解释变量选取的则是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工个体就业质量状况对一个地区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不高。因此,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在本研究中不易出现。
其次,选择偏误问题。由于只有就业人员才会涉及就业质量,而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因此,如果仅针对已就业农民工进行回归,可能会造成样本选择偏差。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调整以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
最后,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控制年份、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可以通过控制只因个体而异的因素、只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以及只因行业变化的因素来解决由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Stata15.0软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4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由第(1)列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就业质量指数反映的是农民工综合就业质量状况,难以显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不同维度就业质量造成的差异性影响。对此,本文将在后文中重点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抑制效应在就业质量不同维度下的具体表现。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的数据为聚类标准误。
表4第(2)～(6)列呈现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3)、(6)列分别以劳动收入和就业稳定性为被解释变量,采用OLS回归;第(4)、(5)列分别以劳动强度和劳动福利为被解释变量,采用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从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和劳动强度三个维度降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可能的解释在于:如前文所述,对于低教育、低技能且主要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一方面,数字经济引发的技术变革对其产生的“就业替代”效应超过了“就业创造”效应,减少了以体力密集型劳动为主的农民工工作任务集,降低其就业优势并带来技术性失业的风险。这将使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部门对其需求减少,最终导致农民工劳动报酬下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工业时代的组织架构形式和管理模式,就业形态逐渐偏离标准的就业模式和劳动关系,由此衍生出的就业方式碎片化、网络化以及劳动关系模糊化等现象不仅与现行的科层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相适应,使得本就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福利待遇的农民工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更加疏远;还模糊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时间界限,推动劳动时间和劳动地点模糊化,变相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二)稳健性检验 1.Heckman两步法。由于只有就业人员才会涉及就业质量,上述实证分析过程中只考察了参与劳动的那部分农民工样本,忽略了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样本。而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因此,如果仅针对已就业农民工进行回归,可能会造成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调整以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具体而言,第一步,在原有样本的基础上,加入未参与劳动的农民工样本,估计农民工个体是否就业的概率选择模型并计算逆米尔斯比(imr)。本文借鉴陈贵富等(2022)、柏培文和张云(2021)关于排他性变量的选择,选取以下变量作为选择方程的排他性约束变量:①家庭65岁以上老人数占比;②家庭6岁以下小孩数占比;③其他家庭成员的人均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结构及经济状况是影响样本个体选择是否就业的重要因素,家庭少儿占比和老人占比越大,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越高,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成本就越大,选择就业决策的可能性越小。第二步,将逆米尔斯比(imr)纳入回归模型(1)后重新进行回归。
由表5结果可知,第(1)、(2)、(3)列中的逆米尔斯比的估计系数均具有显著性,说明以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利用Heckman两步法对样本进行校正后,数字经济仍从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和劳动强度三个维度降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Heckman两步法回归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的数据为聚类标准误。
2.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处理和加入高维固定效应。首先,本研究关键解释变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被解释变量中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属于连续变量,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避免异常值造成的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将上述连续变量进行5%双侧缩尾处理后进行回归。其次,数字经济与各行业的融合程度具有时间差异,同时考虑到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以进一步控制随时间和行业变化的固有因素。最后,为了避免单一测算方法造成的结果偏误,本文利用等权平均法重新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量。以上稳健性估计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说明前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4) 因篇幅有限,本部分稳健性检验未展示估计结果,如有需要请联系通讯作者。 。
六、进一步讨论 由前文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在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和劳动强度三个维度上的就业质量。那么对于不同特征、不同社会处境中的农民工而言,哪一类群体更易遭受就业冲击,又有哪一类群体相对而言能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质量红利呢?本文试图从农民工技能水平、职业任务类型、所在产业部门和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各维度就业质量影响的组群异质性,以揭开前述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中掩藏的大量信息。
(一)考虑农民工技能水平和职业任务类型差异 数字经济具有“知识经济”特征,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结构提出了新要求。此外,在生产中,一些工作被认为是遵循明确命令来执行的“常规任务”;另一些工作则是依赖于抽象能力来解决的“非常规任务”。数字技术首先渗透常规任务,代替劳动者从事程序性工作。为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和任务类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分别引入技能水平和职业任务类型与数字经济交互项进行检验(5) 为了避免非线性概率模型对交互项系数的估计造成偏误,本文关于交互项的回归估计均采用OLS线性概率模型(Ai和Norton,2003)。 。在技能水平方面,本文将高中及以上学历水平定义为高技能劳动;高中以下学历水平定义为低技能劳动,以高技能农民工为对照组。在职业任务类型方面,参照Autor等(2003)和Corter(2016)的方法,将职业性质和任务进行匹配,从而把职业划分为非常规任务和常规任务两种类型(6) 常规任务对应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非常规任务对应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等。 (7) Cortes(2016)按国际职业标准分类代码(ISCO-88)对职业任务进行分类,CFPS的职业分类虽以中国职业代码体系(CSCO95)为基础,但提供了CSCO与ISCO-88转换的对应系,据此可将受访者职业与国际职业标准代码相对应。 ,以执行非常规任务农民工为对照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和职业任务类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注:①***、**、*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的数据为聚类标准误。③技能水平变量中,高技能农民工赋值为0,低技能农民工赋值为1;职业任务类型变量中,非常规任务组农民工赋值为0,常规任务组农民工赋值为1。
结果显示,首先,与高技能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其次,与非常规任务组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对常规任务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和任务特征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具有非对称性影响。从技能水平来看,高技能农民工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而低技能劳动力在面临新技术冲击时易失去技能优势,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大,从而工资和福利分配向高技能农民工聚拢。从职业任务类型来看,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农民工更易在数字经济引发的效率变革中被取代,遭受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质量冲击;而适用于非常规工作的农民工则因其能与数字技术形成良好互补关系而更能被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有技能偏向性和任务偏向性特征,具备非常规技能和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具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
(二)考虑农民工所在产业部门差异 制造业等生产部门以体力密集型和程式化任务为主,易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服务业无形性、不可存和耗能低的特征则与数字经济天然互补,推动服务业就业扩张(王文,2020),其不仅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从事互联网金融、在线医疗等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相关职业,也吸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从事外卖送餐、快递物流等工作。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结合行业属性,将CFPS数据库中的20个行业门类归类并划分为生产部门、低端服务部门和高端服务部门(8) 生产部门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低端服务部门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高端服务部门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唐永和蒋永穆,2022)。以生产部门的农民工为对照组,通过在模型(1)引入数字经济与产业部门分组的交互项来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如何因所在产业部门的不同而变化。表7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生产部门就业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显著提升就业于高端服务部门农民工的小时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同时显著降低了低端服务部门农民工的劳动福利水平。
表7 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部门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注:①***、**、*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的数据为聚类标准误。③产业部门为生产部门、低端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以生产部门为基准设置虚拟变量。具体而言,生产部门农民工赋值为0;低端服务部门农民工赋值为1;高端服务部门农民工赋值为2。
可能的原因是,高端服务部门以知识密集型工作任务为主,具备与数字技术融合的特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能够显著提高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从业农民工的小时劳动收入。此外,高端服务部门从业者通常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更好地与数字技术实现互补,雇主为其缴纳“五险”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劳动福利水平得以提升。然而,数字经济在住宿、餐饮等低端服务部门催生的新岗位具有劳动形态灵活和劳动关系复杂等特征,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待命工作”和“露水般”的雇佣关系与传统社会保障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导致从业农民工游离在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劳动福利水平相对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在生产部门被挤出后,通常流向低端服务部门。结果显示,农民工在这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无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可能面临在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之间“水平漂移”所引致的人力资本“低端锁定”风险。因此,农民工通识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的提升对其高质量就业至关重要。
(三)考虑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差异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具有包容性,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设定的贫困线标准(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农村地区的贫困标准分别为2800元、2952元和2995元),将当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农民工群体设置为贫困组,高于贫困线标准的农民工群体设置为非贫困组。以非贫困农民工为对照组,通过在模型(1)引入数字经济与贫困分组的交互项来考察数字经济对贫困与非贫困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非贫困组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促使贫困组农民工的劳动收入相对提升,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维度的就业质量则相对下降。
表8 数字经济对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注:①***、**、*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的数据为聚类标准误。③是否为贫困家庭变量中,非贫困家庭赋值为0,贫困家庭赋值为1。
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与非贫困组农民工群体相比,贫困家庭农民工通常面临较强的预算约束和较差的资源禀赋,信息获取渠道少且社会网络相对简单,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其通过多种方式非农就业并延长自身劳动时间换取高收入的动机更强。数字经济催生多元包容的就业形态,能够提供类型多样的工作机会,为贫困家庭农民工创造更广泛的收入来源,由此带来的收入改善对于这部分农民工的边际效用更大。但是,数字经济造成就业载体和劳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雇佣关系模糊化、就业碎片化以及就业形态多样化带来的劳动基准和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对于贫困家庭农民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相对较大。上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益贫”功能,亟需在利用数字经济稳固脱贫成果的同时,健全与数字经济时代就业相匹配的保障制度,让“益贫”效果更具可持续性。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和中国地区宏观数据,构建农民工就业质量变量和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考察了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农民工就业质量,体现在劳动收入、劳动福利和劳动强度维度上。第二,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和职业任务类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与高技能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与非常规任务组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对常规任务组农民工各维度就业质量的负向冲击更大。第三,就不同产业部门而言,与生产部门就业农民工相比,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在高端服务部门就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体现在劳动收入和劳动福利两个维度;同时导致低端服务部门农民工劳动福利维度的就业质量相对下降。第四,从收入水平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贫困家庭农民工相对于非贫困组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水平,但造成贫困组农民工劳动福利、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维度的就业质量相对下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需要警惕具有技能偏向性和任务偏向性特征的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劣势的农民工群体造成的就业冲击。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着力消弭人群间的“数字鸿沟”,让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能力和素质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一方面,既要深化教育改革,强化基础教育;又要重视与数字经济转型相匹配的劳动技能培训,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的多样化需求,全面提升农民工终生学习和职业转移的能力。另一方面,应优化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予以数字弱势群体一定的政策保护,为其提供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等在内的公共就业服务,最大限度降低他们在工作调整期间的就业损失。
其次,数字经济时代下就业形态多样化、就业方式灵活化、雇佣关系模糊化等现象导致传统科层化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对此,应基于就业模式和工作关系变革,制定和完善针对新业态下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同时,不仅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包容性和可携带性,降低参加和享受社会保障所需要的最低就业期限和最低收入门槛,赋予就业中断的缴费期更大的灵活性,让社会保障权益尽可能不受劳动者在不同就业形态间转换的影响;而且还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平衡好政府支持与雇主的责任,通过补贴缴费或差别缴费等激励机制将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范畴,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与充分性。
最后,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益贫”功能。尽管现阶段中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已彻底消除,但部分脱贫户仍然存在返贫、致贫的可能性,收入是家庭抵御风险,防止返贫的基础。因此,应充分激活数字经济的就业“蓄水池”效应,为易返贫群体创造更广泛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要建立符合数字经济规律的就业政策体系和劳动者保障机制,增强数字经济“益贫”效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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