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丁健的成长经历，学医并不是他最初的志向所在。
1953年，丁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时不多见的大学生，母亲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丁健对父亲教过他的两项技能印象深刻。从他小学三四年级起，父亲就给他做“英语启蒙”，虽然只是教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但语言优势成为丁健日后科研路上最大的助攻之一。父亲还教会他打桥牌，“生活轻松愉快，玩的花样很多”。
丁健说，他在学习方面从没让父母操过心，“谈不上勤奋，但学习成绩很好”，尤其在数学方面有些天赋，经常在数学竞赛中拿奖。跟着家里人去买菜，人家刚一说出斤两，他立马能算出多少钱。
由于成绩优异，丁健进入区内最好的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读书时，心里暗暗给自己种下了长大要当一名数学家的梦想的种子。
然而，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不由自己把控。
1969年4月，丁健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江西省崇仁县的一个山村，开始了插队生活。这一年，他才16岁，从繁华的上海来到了贫穷的山村，适应过程“非常煎熬”。
当地流行种植双季稻，在湿热难耐的8月，丁健要顶着烈日，在水里将第一季的稻子收上来，再将第二季的稻子种下去。体力透支，营养不良，且吃不了当地以辣为主的饭食，丁健一度患上肝炎。
他坦言：“6年的插队生活对我来说刻骨铭心，完全改变了人生轨迹，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1975年，丁健因为在插队期间表现优秀，被推荐进入江西医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涯。
医学与数学完全不同，要记忆的东西很多，从人体的基本结构，到器官和组织的分布，再到每块肌肉的起始点，这些并非丁健感兴趣的内容，但他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也在学习中逐渐培养起对医学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丁健进入中国医科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86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在九州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1991年，丁健（后排左二）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
到日本时，首先让丁健大为震撼的是生活条件。
“当时中国还没有超市，日本的超市里则应有尽有，大家购物结束在超市门口可以随意抽取塑料袋用。”此外，日本整洁的街道、良好的社会治安情况以及服务业人员的文明程度，都是彼时的中国难以企及的。
差距深深刺痛了丁健，“我就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这样一天”。
为了能在学业上胜日本学生一筹，丁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早上第一个到实验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
毕业时，很多一同出国留学的同学都选择留在日本或去往一些西方国家，丁健心里并非没有纠结过，“诱惑很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国。
原创新药在日本上市
1992年，丁健进入上海药物所做博士后。当时国内药物研发领域几乎是空白，“只有仿制药，且质量没有保证”。
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讲话，丁健看到了大有可为的前景，于是放弃美国学校对他的邀请，坚定地留下来，成为国内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的“拓荒人”，一做就是30年。
从0到1，步履维艰。没有研究生，科研经费捉襟见肘，实验场地和器材老旧……
丁健向记者提到一个细节，当年他带着一名国外企业负责人参观上海药物所，实验室条件非常简陋。该负责人回国之后，原本说好的合作没了下文。
丁健带着一支12人的团队，开始从无到有地“拓荒”：没有平台，就自己搭建；没有体系化的研究流程，就自己设计；缺乏经验，就边学边干；没有研究生，就自己培养……
经过多年努力，他们逐渐搭建起与国际接轨的抗肿瘤药物研发平台，构建了中国抗肿瘤新药研究的标准化评价体系。
在自创的研发平台和评价体系基础上，丁健带领团队开启了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漫漫征程。
他介绍，一款抗肿瘤新药从无到有，再到上市，不算基础研究部分，大概需要8—12年。“这是一个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大，但社会必需，经济收益也很大的事业。只是在每个阶段，都可能由于一些安全性或疗效不够的问题不得不放弃。”
20世纪90年代初，丁健团队研发的抗肿瘤新药沙尔威辛曾被寄予厚望。
经过10余年的研究，沙尔威辛进入临床Ⅱ期试验，相关论文也发表了近20篇，先后转让给了两家企业，但最终因为在临床试验中未能取得预期疗效，项目以失败告终。
丁健还曾与上海药物所药物化学科研人员合作筛选出一个很有潜力的化合物，在小鼠和狗身上的试验结果都不错，但在做与人类相似的灵长类动物试验时，代谢特征发生了明显改变。“我们当时已和企业签订了转让合同，也准备申报临床试验批件，但也只能忍痛割爱。”
·2008年7月，丁健（左二）在实验室与实验人员讨论工作。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最朴素的话恰恰是新药研发过程中最真实的写照。几万个乃至数十万个筛选出的化合物中，最终能成药的可能只有一个，失败是常态。”丁健说，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在失败中快速“复原”的能力来源于知青生活。“每次失败时，我总是问自己，再难能有插队时难吗？”
丁健说，团队是幸运的，这些年经过努力做成了几款新药。
今年6月，谷美替尼获批在日本上市，成为首款由我国科学家研发并由我国企业推动在日本上市的新药。谷美替尼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初治患者。该药于2023年在我国附条件上市，同年进入国家医保。
·丁健和团队研发的谷美替尼已经上市。
“小分子药物是破解思路”
“做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让中国原创新药早日走向世界”，这是丁健在担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时就提出的。
如今，从化疗药物到靶向药物，从精准治疗到免疫治疗，肿瘤药物的相关技术不断发展，丁健紧跟趋势，但也始终把研究方向锚定于小分子药物，其中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低价”。
“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水平不一，相当数量的人群吃不起药、看不起病，尤其是像癌症等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小分子药物依然是重要的破题思路。”丁健解释，小分子药物的治疗费用较低、安全性较高、患者依从性好，生产、运输、存储等限制小。
环球人物：为什么抗肿瘤药物一般定价都很高？
丁健：由于药物研发存在周期长、风险高、投资大的问题，且要算上中间经历无数次失败的成本，导致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定价可能非常高。且从市场规律来讲，满足成本需求的定价才能鼓励药企继续投入科研经费，进行新药研发，从而生产出更多可以让病人受益的新药，长期下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环球人物：如何才能生产出老百姓吃得起的药？
丁健：进口药由于人力成本高、专利费贵等原因价格更高，所以，对于我们药物研发人员来说，生产出国产原创新药，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就有可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2017年9月，丁健在实验室指导工作。
环球人物：研发中国的抗肿瘤新药可从哪些方面发力？
丁健：中国人的发病规律以及患病后的情况跟西方人不完全一样。比如，西方的药学家会首先考虑针对黑色素瘤的抗肿瘤药物，因为他们喜欢晒太阳，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常见的是肝癌、胃癌、肠癌等消化道肿瘤，这些方面西方人研究比较少，就需要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这些病症相关的抗肿瘤药物研发上。
“谈癌色变”内涵发生变化
今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2年全球肿瘤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新增恶性肿瘤病例约482.5万例，占全球总发病数的24.2%，远高于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例（18.3%）。
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高、治愈难，这让包括丁健在内的抗肿瘤药物研发人员不得不加速与时间赛跑。
如今，71岁的丁健只要不外出，几乎每天早上7点多就会出现在办公室，一干就是10个小时。
“我有时候觉得挺惭愧的，我们泱泱大国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但是原创的药品就是出不来。背后原因很多，与我们起步晚、底子薄有关系，理论和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谈及未来，丁健觉得时间紧迫。
·丁健展示其1992年刚从日本回国时的照片。（陈佳莉 / 摄）
环球人物：目前我国抗肿瘤药物研发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丁健：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跟”得很快。原来在抗肿瘤原创药方面我们几乎是零，现在不仅有了一些新药，而且在一些靶点上，差不多与国外处于同一水平了，但要说全面超过，还为时过早。在一些新兴领域，比如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和一些特殊的小核酸药物研发方面，大家的起点接近，中国有更多的机会。
环球人物：“谈癌色变”的状况在中国有变化吗？
丁健：我觉得“谈癌色变”还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跟以前比起来有些差别。老百姓逐渐认识到，确诊后还要看是什么种类的癌，比如，女性的甲状腺癌愈后比较好，乳腺癌早期发现大部分能够生存很长时间，甚至不会影响生命，可能“色变”时间就比较短。
但还是有一些让大家非常害怕的癌症类型，比如肺癌、肝癌、胰腺癌、胃癌、大肠癌等。这些当然也要看癌症发现时处于哪一期、什么部位，特别重要的是要看恶性肿瘤的性质（分子分型），有些肿瘤已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上市，所以“谈癌色变”的内涵总体来说是有些变化的。
环球人物：未来是否能够做到癌症治愈？
丁健：行业内对恶性肿瘤的评价标准正逐渐发生变化，原来是肿瘤全部消失才算治愈，现在只要肿瘤不再长大、不扩散、不转移，也是作为治疗有效的一个指标，但并不敢说完全治愈，我们目前更多用5年生存率和10年生存率来衡量治疗效果。
我和团队希望追求的是，未来大部分恶性肿瘤能够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病人能够长期带瘤生存且是有质量地生存，我觉得对于大部分肿瘤类型来说，这个目标应该可以逐步达到。
编 审：苏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