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宗教泛滥，不是偶然的事情

温乎曰：

我们要保护弱势群体，

打击不受监管的野生宗教和邪教，

而不是和一种精神信仰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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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法国传教士拆除天津的崇禧观，原地建了一座天主教堂，随后网罗天津的地痞恶霸，给教堂做一些不能见人的事。

第二年夏天，一场瘟疫在天津蔓延开来，无数人在瘟疫中死去，教堂收养的孤儿也多数患病而死。

修女和信徒把死去的孤儿葬在郊外，因为棺材不够，很多人都暴尸荒野。

正好当时发了数起儿童失踪案件，人们不禁把案件和郊外死童联系起来，认为天主教堂就是一切灾难的幕后元凶，顿时群情激愤，天津出现一股反天主教的声音。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双方都想要个说法。

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和法国 驻天津 领事 丰大业约定，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带着嫌犯武兰珍去教堂，把儿童失踪案件和教堂的关系说清楚。

双方听完武兰珍的供认，才发现儿童失踪案和天主教堂没关系。

但是已经晚了。

天津人民和法国传教士，在教堂外爆发大规模武力冲突，法国领事丰大业在回去的路上，遇到正在做群众工作的知县刘杰，便以为刘杰在煽动闹事。

丰大业随即向刘杰开枪，不过他的枪法不准，没有打死刘杰，只打伤刘杰的一名随从。

洋人在中国枪击知县，天津人民更加愤怒了，冲上去打死丰大业，然后冲进教堂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30多名信徒、以及数名法国领事馆人员和侨民，最后放火烧了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

这就是清末 著名的“天津教案。 ”

教案发生之后，法英美俄等7国向朝廷抗议，并且调集军舰到大沽口武力威胁，而清朝派出曾国藩做代表，商议解决天津教案的善后问题。

曾国藩能怎么办呢，总不能和法国开战吧。

最终的交涉结果是低头认怂，曾国藩处死8名闹事首领人物，充军流放25人，把张光藻和刘杰发配黑龙江，赔偿法国损失50万两白银，并且让崇厚为代表去法国道歉。

“ 天津教案 ”的处理结果出来，曾国藩被骂的狗血淋头，事实上他自己心里都过不去，感觉一辈子的名誉都毁了。

心劲没了，曾国藩第二年也去世了。

现在重看“天津教案”，我们的重点不是丧权辱国之类的话，而是可以发现个问题， 最早自1870年起，外国宗教已经侵占中国基层了。

天津教案就是标志性事件。

外国宗教侵占中国基层，一般有几个套路：

在城乡建立教堂，做为方圆几十里的活动据点，以治病、读书和赐福为名，吸引中国底层人民为信徒，发展宗教势力。

然后在附近买地，雇佣中国农民耕种，用经济利益绑架农民，让他们成为教堂势力的一部分。

当教堂壮大到一定程度，便可以自成一股基层势力，和中国政府分庭抗礼。

曾国藩给朝廷上书：

“凡教众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尤其是“天津教案”之后，基本没人敢招惹教堂，于是底层人民为了寻求庇护，对参加教堂活动非常积极。

而没有入教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能结社自保。

两条基层治理结构在中国展开，下一次大规模冲突，便是义和团运动 ，进一步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宗教势力进入大发展时期。

到20年代初期，中国新教教会已经有8868所教堂，覆盖1713个县中的1457个，信徒近 60万。

1949年增长到 80万，其中70%的信徒在农村，40%是文盲。

天主教在中国有20个大教区，旗下有129个小教区，信徒从民国初年的100万，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330万人，主教大多是外国人，可以和教皇庇护十二世沟通。

外国费尽心血传教，当然不是做慈善，而是想利用中国动荡的机会，把中国改造成基督国家。

神学教授赵紫宸就说了：

基督教改造中国，就要学习佛教走基层渗透的路线，除了做慈善事业，还得深入家庭、农村、工厂等地方，发展教育医疗事业，逐渐使中国文化基督化 。

这些本来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教会做了，不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政府了么？

在那个列强侵略中国的年代，宗教，成为军队和经济之外的另一种武器。

而且宗教和外国的联系非常深。

教会运作的资金，起码一半以上来自国外汇款，接受了外国的资金，必然要听外国的命令。

所以在1949年国府败退之前，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 代表教廷命令中国天主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不能阅读共产主义的书籍 。

330万天主教徒直接听外国命令，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外国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同时，中国野生宗教也在茁壮成长。

流传了几百年的白莲教、闻香教、大刀会、红枪会、一贯道等等，趁乱世宣传入道保平安，甚至以“坐江山”为口号招揽信徒。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有300多种野生宗教，信徒多达1300万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一贯道”，每个省城都有坛口，信徒将近百万。

徐皓峰撰文、 李仲轩口述的 《逝去的武林》，里面有个 形意拳大师薛颠，此人就是一贯道的山西瓢把子。

这些野生宗教，就是臭名昭著的“会道门。”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的关口上，除了一些老根据地以外，很多地方的基层管理非常混乱，往往是国家政府之外，还有几个宗教组成的隐型政府。

但是很快，国内外宗教迎来死亡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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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宣布取缔一贯道，随后两个月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42人，清退道众近18万。

不过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国家必须全力以赴支援战争，虽然整顿各行业的动作没停，但力度已经小很多了。

19 53 年7月，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正好土地改革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国家终于腾出手来，重点收拾泛滥的宗教势力。

同年，国家发起“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对那些为非作歹、骗钱骗色的野生宗教，一经发现立即逮捕，首脑人物审判后判刑，普通群众纳入基层政府管理。

形意拳大师薛颠，就在这次运动中被击毙，下场和《霸王别姬》里的袁四爷似的，直接拉出去毙了，但基本没什么同情者。

到60年代初期，300多种延续几百年的反动会道门，基本被党和人民政府灭了，给中国留下一片朗朗乾坤。

只有零星的巫婆神汉烟鬼，大隐隐于市，挤在人群里苟且偷生，他们要是不说自己会算卦，你还以为就是个普通大妈呢。

这些零散的人，在随后的大革命中也被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批判，再也翻不起水花来。

而且在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同时，佛教、道教、旧知识分子也遭到惨重打击，失去超然的社会地位，被党和政府管理起来。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做这些事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铲除体制外的山头，确保没有挑战国家机器的力量 ，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政权才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事实上在取缔一贯道的时候，民警搜到了 准备 登基 的龙袍...... 都50年代了还有人想做皇帝，可见反动会道门简直蠢到家了。

二是国家和 宗教争夺人口 ， 要是人民都 不想工作，每天跑去跳大神， 岂不是削弱了国家的动员力？

所以新中国不可能和民国一样，允许国内有信徒千万的会道门存在，如果他们动不动就起来闹事，还建设哪门子社会主义？

这也是《商君书》里弱民的精髓之一。

在打击国内野生宗教的时候，国家对基督教确定了“三自原则”，也就是 自治、自养、自传 。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正式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且解释了什么是三自：

自治是让基督教中国化，听党和政府的指导，而不是国外教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稍有风吹草动就想搞破坏。

自养是中国基督教的经济独立自主，不能拿国外教会的钱，给国外教会办事。

自传更好理解，对《圣经》的解读要原汁原味，不能传播经过外国篡改的、对中国不利的宗教条文，比如人类是亚当夏娃创造的、白种人最高贵之类的话。

可以说， 新中国对野生宗教的态度是坚决打击，对儒释道和基督则是允许信仰自由，但必须以爱国为前提 。

至此，历代王朝想禁却禁不了的各种宗教，被新中国关进笼子里，让它们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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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三十年的运动，不仅体制内的军政山头都被削平，体制外的地富反坏右、农村宗族、宗教势力和旧社会残余，也被铲的一干二净。

于是，新中国几乎成了一张白纸。

既然旧势力都清理掉了，那么 填补社会权力的，便是党和政府机构 。儒释道、会道门和基督对人民的思想占领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这也是前三十年动员力爆棚的根源。

因为在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个地方、每个人，新中国都实现了大一统。

我们之前说过， 一张白纸的中国可以轻装上阵，向四个现代化狂奔， 不用和民国、印度一样， 受到 旧势力的牵扯。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国家的支柱松动，很容易出现没有备胎的尴尬。

进入八十年代， 国家对宗教 放松 管制， 那些 剿灭多年的会道门和基督 教， 准备卷土重来。

而且我们都知道，自八十年代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人抛弃了。

于是尴尬就出现了：

在鱼龙混杂的旧社会，国外传来的基督教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有儒释道做信仰，这可是流传几千年的正统宗教，四亿中国人没理由不相信。

哪怕退而求其次，还有300多种野生宗教可以选择，比如一贯道、白莲教什么的，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同胞。

再不行的话，还有土地爷、山神、土大仙之类的。

总之是 市场竞争激烈，有几百种精神产品，可以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 ，基督教是什么，外国和尚会念经啊？

但是新中国的铲山头运动，把国内的宗教都铲掉了，用毛泽东思想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抛弃，人们惊讶的发现：

出现迷茫需要抚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种值得相信的精神产品 。

也就是说，中国的精神领域出现权力真空了。

就在这个时候，基督和会道门卷土重来，和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一样，纷纷跑马圈地，抢占蓝海市场，直接造成了宗教在中国的野蛮生长。

抢到最大市场的是基督教。

我们现在说到基督教，一般说的是新教，这是天主教的2.0版本。

2018年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 》白皮书里，详细罗列了宗教信仰人数，其中基督教信徒3800万，天主教信徒600万，伊斯兰教信徒2000万。

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来共4400万人，这还是统计在册的，如果加上没有统计到的野生教徒，有学者估计人数过亿。

这就奇了怪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总共400万，按照人口翻三倍的比例来算，两教信徒1200万差不多了，怎么可能相差十倍、人数过亿呢？

仔细想想，其实也正常。

民国年间宗教市场竞争激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吸引力不大，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国内运动的时候，和尚道士和大仙们，被人民群众拉出去游街，狼狈不堪的样子显露无疑。

人们群众马上就明白了，这些大师们平时装神弄鬼，原来如此不堪？

也就是说， 宗教的神性被打掉了 。

类似于你的小伙伴突然发达了，你却很难发自内心的崇拜他，也不觉得他是个很牛逼的人。

因为你见过他光屁股撒尿的沙雕样子，知道他并没有包装的高大上。

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些旧社会的残渣，再也不能出来装神弄鬼了，就算勉强为之，效果也大幅下滑。

但是距离产生美啊。

重新从外国进来的基督教 和天 主教 ，神性依然在身，再说了，欧美发达国家都信耶稣，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信？

而且天主教需要教堂做场所，基督教不需要，有一张嘴一本书就能去传教了，和蒲公英似的，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

有些农民随便学几天，搞明白基本流程之后，就自封为传道人，跑去开宗立派了。

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混乱时期， 基督教几乎成了唯一的精神产品 ，这也是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简单粗暴，才是精神文化产品的第一生产力 。

基督教抢滩登陆的同时，国内的各路神仙也在拉人头。

比如土大仙。

山西前些年有个“九岁红”，号称九岁梦见仙人指点，掐指一算，就能知道人的前世今生，并且可以请仙人帮忙，保佑人们健康平安。

我小时候听说这个人，很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这个土大仙的信徒遍布半个山西，逢年过节去拜访她的能挤破门，一般人根本轮不上，随便说两句就打发了，而且费用死贵。

比如邪教。

在很多内陆地区，基督教没有传播过去，有些出门见识过基督教的人，就把偶然得到的《圣经》和中国野生宗教勾兑起来，改造成一种四不像的东西。

这种非主流宗教，往往会神话创始人，把他说成 法力无边 的牛逼 人物，然后再以拯救世界或者耶稣佛祖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

2005年，四川阆中剿灭一个邪教，查出来有教徒几千人，堂口62处，而且教徒必须把年收入的10%上缴。

山西晋城的某个邪教组织，甚至建立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的单线联系体系，组织隐蔽严密，破获之后，发现已经和境外反华势力联系上了。

类似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特别多，每个都是小号洪秀全。

此外还有气功。

那时候练气功是热门运动，钱学森都给气功背书，于是全国人民开始练气功，公园里的老太太甚至头顶铝锅，说是能接收到磁场信号，有益身体健康。

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大爷，无儿 无 女在 煤矿管仓库， 每天半夜不睡觉练罗汉背山、观音坐莲之类的动作。

结果早早就去世了，认识的人都说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