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典音乐,我是泛爱主义者。换言之,从巴罗克时代到二十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凡音乐史上有定评的大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家,只要我觉得好听,我都喜欢。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听,非瓦格纳不听,非马勒不听,非理查·施特劳斯不听,喜欢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劳斯父子也就被讥为“小儿科”。当然,“好听”的说法过于宽泛,什么曲子才算好听,是结构宏大、思想深远的“老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还是晶莹剔透的《少女的祈祷》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但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姑且不论。不过,我乐于承认,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乐家中,我最爱的还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触古典音乐之初怎么没有亲近莫扎特(大概那时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与莫扎特朝夕相处,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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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
陈子善先生的“纸上交响”
文│徐福伟
子善先生在读书界、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以至坊间有“如果你是个读书人,就不会不知道陈子善”的说法。但你可能不知道子善先生的另一方面的修养——古典音乐。
艺术都是相通的,中国古人曾将琴棋书画作为基本的人文素养标准通行之。子善先生更是将各种艺术熔于一炉的学问大家,深得古人三昧。其古典音乐的修养之深不在专业人士之下。先生在其新著《纸上交响·跋》中不无谦逊地说道:“我对古典音乐其实完全是门外汉,只是爱听乱听而已。”
先生是何时开始接触古典音乐的呢?据先生在《纸上交响·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中所示,始于“文革”时,在那段人性疯狂、文化扭曲的混乱年代里,先生开始了与古典音乐的结缘:“从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农村‘战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二三个下午,我们三人就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我们仨还是兴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
与古典音乐结缘后,先生深为这种艺术所折服,并深受其益,曾感叹道:“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响起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这就是高雅的古典音乐所能给予人的力量与追求。好的古典音乐,如同好的文学、绘画等作品一样,在给予人美好的艺术享受的同时,更能催人奋进、战胜逆境。这就是一切伟大的艺术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在大量的繁重的教学科研之余,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人的古典音乐,成为先生修养身心的最好方式,由闲暇时的纯娱乐以至于探索古典音乐背后的文化环境与人文内涵,再将编辑出版与古典音乐相关的文化散文随笔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不辞劳苦,接连编选了许多非专业人士的音乐散文随笔,如李欧梵、辛丰年、刘靖之、吕正惠等先生。这些作品有别于专业人士的生硬枯燥、堆砌专业术语的解读,而是另辟蹊径,让人在在欣赏古典音乐同时,“更清楚地看到西方的文化环境、人文气息以及这些音乐家的思想和艺术追求,进而领略其中深刻的人生况味”。此类作品经先生大力推介后,在中国内地广为传播,深奥高雅的古典音乐开始走向平民大众,深入人心,着实在文化界热闹了一阵子。先生首次将此类作品命名为“音乐散文”。对此,先生并不居功自傲,在《纸上交响·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中自谦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音乐散文热’中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先生是一位智者,见好就收,在编选了《流动的经典》之后,就戛然而止了。热闹一时的音乐散文也随之归入沉寂。但文学史不会忘记这一现象,必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史上写下最浓重的一笔。
先生向以发掘新文学史料,钩沉辑佚现代作家轶文著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先生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现代作家与古典音乐的关系这一课题,频频撰文探讨鲁迅、郭沫若、徐志摩、林徽因、丰子恺、张爱玲等与古典音乐或深或浅的各种因缘关系,此类文章计有:《新文学巨匠笔下的瓦格纳》、《音乐会奇缘:徐志摩、林徽因与克赖斯勒》、《沈从文与莫扎特》、《张爱玲说〈毛毛雨〉》、《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等。这些文章开辟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目前已结集收入新著《纸上交响》第一辑中。诚然这些文章只是一个开端,先生后续还会有许多此类文章问世的,相信以后会结集成单册专著问世的。
因缘于策划责编先生的新著《纸上交响》,而与先生结识,更甚的是,我也因此而喜欢上了古典音乐,开始追随先生的古典音乐之旅,希望能随着先生一起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诚然,我只是个门外汉,难登堂奥,希望先生能有更多的此类文章问世,使我随着阅读的深入,由门外汉变为知味者,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我在小学和初中时代,对音乐没什么感觉,上音乐课只是跟着唱,滥竽充数,混个及格而已。后来学五线谱,课上完了也就全还给老师了,至今仍是个五线不识、五音不全的“乐盲”,对卡拉OK更是敬而远之。可我偏偏爱上了古典音乐,而且爱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挚,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66年冬,还是高一学生的我因出身不很好而成了“逍遥派”。邻班有位爱好文学的同学鲁兄约我“交换”书看,两人臭味相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一般都是我到鲁兄独门独户的家中“交换”。于是我知道了鲁兄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学拉小提琴。几乎每次去,他都在拉练习曲,什么开塞,什么克莱策尔,咿咿呀呀,煞有介事。后来他拉《梁祝》,才深深吸引了我,尽管不可能有乐队协奏,显得有点单薄。
那是一个只有八个样板戏响彻云霄的荒唐年代,我对“国剧”本来就没多大兴趣,对“革命样板京剧”更不敢恭维,但对《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却颇有点好感,特别听到《梁祝》,才明白什么是我喜欢的音乐。但鲁兄告诉我,还有更精彩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妨听听。这样,我就更深地中了“毒”。
鲁兄有位毗邻而居的小学同窗陈兄,也是文学迷加古典音乐迷。从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农村“战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二三个下午,我们三人就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我们仨还是兴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多少个黄昏时分,当我听完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或比才(《命运》、《天鹅湖》和《卡门》是我们当时听得最多的三部作品),走出鲁兄他们的弄堂,漫步在现已保护建筑林立的霍山路舟山路上,总不时有“音乐是多么美妙,人生是多么美好”的思绪袭来,那时那景那情,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响起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聆赏古典音乐早已是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的事,跑唱片行又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课,以至后来我的学生撰文为我画像,也不忘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我在唱片行认真挑选古典CD的情景。
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艺术歌曲听得多了,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癖也再次发作,找了不少评介古典音乐的书刊来看,希冀进一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但看来看去,不免有些失望。这些书刊不是不好,但大都出自学院派专家之手,太专业了,太一本正经了,不是我这样的门外爱好者所能领教的。于是我又忽发奇想,如果编选一本作家学者谈论古典音乐的散文集那该多好,一定会有像我这样爱乐的“乐盲”会喜欢。《雅人乐话》这本小册子就此应运而生。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编选音乐散文集上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编选了李欧梵、辛丰年、刘靖之、吕正惠、庄裕安、陈黎等海内外名家的音乐散文集多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音乐散文热”中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作者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无一不是古典音乐迷,他们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的音乐散文,给我打开的又何止是一方欣赏古典音乐的新天地。而当“音乐散文”已蔚然成风时,我在编选了《流动的经典》之后戛然而止,我想我应该见好就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典音乐陶冶了我的性情,涤荡了我的灵魂。而且,我在《流动的经典》编后记里说过,对于古典音乐,我是泛爱主义者。换言之,从巴罗克时代到二十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凡音乐史上有定评的大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家,只要我觉得好听,我都喜欢。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听,非瓦格纳不听,非马勒不听,非理查·施特劳斯不听,喜欢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劳斯父子也就被讥为“小儿科”。当然,“好听”的说法过于宽泛,什么曲子才算好听,是结构宏大、思想深远的“老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还是晶莹剔透的《少女的祈祷》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但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姑且不论。不过,我乐于承认,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乐家中,我最爱的还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触古典音乐之初怎么没有亲近莫扎特(大概那时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与莫扎特朝夕相处,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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