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丨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就业问题如何解决？看看德国蓝领的工资

董超： 现在您刚才也说到这种结构性的失业，或者说整个的岗位和毕业生需求的这种错位，可能我们缺口很大的岗位是基层的岗位，比如说家政的岗位等等，不同的岗位，但是我们接受了多少年高等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有一种优越。

金李： 他放不下来，弯不下腰。

董超： 我可能穿着孔乙己的长衫，或者家庭也很难放下，面对这样的现状，您有什么建议给到这些孩子？

金李： 我不能说建议我可以提供一个观察，在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以德国为代表，它在各种职业上面的收入差别是不大的。

它的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可能比一个蓝领的工人的工资也就是最多高出个一两倍，那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甚至..他要交更重的税，自己要做更多的慈善捐赠，目标就是刻意地保持在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岗位上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同质性的这样一个待遇，这是经济待遇，社会地位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没有说严重的歧视，不会说觉得我是一名蓝领，我就自己瞧不起自己。

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些不同的岗位上，我们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地位都比较大，这就导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家长说我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努力进行了这么多的投资，我的孩子已经进入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让他把他身份降下来是不大现实的。

那么德国之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其实也看到我们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各种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岗位，如果你是一个在上去以后就降不下来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的话，你将来这个社会一旦发生变化以后，原来的工种消失以后，你就很难再去适应新的社会。

所以这只是一个观察，我不是说中国一定会走到那一步，因为德国的制度和譬如说美国的制度就不完全一样，美国的话它其实不同的岗位，它的工资差距和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拉得也是比较大。

董超： 您的观察看我理解得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社会当前也面临着一种整个结构化的调整？我们现在可能感觉还是骨头型的形状比较明显，是不是应该更加大力度让它缩小时间的窗口，让它形成一个枣弧形的社会？

金李： 是的，您说得太对。我们是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刚才咱们也提到譬如说AI对我们的整个的生产过程产生了严重的颠覆式的冲击，可能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会发现这些冲击会导致企业的用工在不断地调整。

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柔性的社会治理架构，能够适应这种急剧变化中的企业生产需求，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出现结构性的不匹配问题，就会出现极其痛苦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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