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对着如此多的嫉妒”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谈朋友、敌人和恐惧
这位艺术家总追求极致，让陌生人切割她，还将自己的分手变成了一场表演。但是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我们为什么不能组成一个三角家庭？”
——引自她新的回忆录
“你早到了 10 分钟。”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说。这位行为艺术家把我带进了她位于格林威治村的独居公寓的卧室里。这间极简主义的卧室，有灰绿色的被单，墙上挂了一台大电视。她递给我一本书：“你还没见过我这本书的最终版吧？现在有配图了。看，就是这里。我 10 分钟后回来。”
我就匆匆翻了下书：这里她正在切割自己的身体，正在焚烧自己；她正赤身裸体地与她过去的情人和合作者，乌雷（Ulay），高速地撞击；那里，有她最早的画作，那时她还是一个更传统的艺术家。这些画不太引人注目，但画得很出色。还有就是她近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的作品。为了能与她对视，参观者的长队环绕了整栋博物馆。这件 2010 年的作品，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左，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右：《艺术家在场》，她和男友相遇，被称为“22 年爱情的凝视”。
恰好 10 分钟后，她回来了。“十二点了，这是我们约定的时间。”时间对她很重要吗？“每一秒都很重要。”她将我带到厨房，这间厨房看起来像一座钢铁工厂，墙体裸露，只有一处有一张阿布拉莫维奇真人大小的照片 —— 她穿白色衣服，举一根白色蜡烛。她把一个盘子递给我：“这是你的坚果。现在我来做喝的。”
阿布拉莫维奇一身黑色：黑发—— 她 24 岁就开始染发，那个时候她有些头发彻夜变灰，一袭黑色长裙，还有黑靴子。她没化妆，皮肤异常白皙。她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看起来正像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牧师。
就像她自己喜欢说的那样，有三个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战士玛丽娜（她可以承受任何痛苦，她的尖叫可以盖过所有人），崇高的玛丽娜（她可以承受任何程度的静止，可以比任何人都沉默更久）和胡说的玛丽娜（她喜爱名人，喜欢谈论多变的男人，有的时候自觉既胖又丑）。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这位塞尔维亚艺术家 70 岁了。她从未这么成功过，也从未受到如此多的非议。许多曾经喜爱她的评论家现在都说她变软了，耗尽了，开始相信她自己的公众效应。上个月，乌雷打赢了一场官司。官司里，乌雷因他与阿布拉莫维奇共同作品的版税分成而将她告上法庭。此前，她在回忆录《穿墙而过》中将澳大利亚人原住民形容为“看起来像恐龙”，人们说她是种族主义者。
我恳求她，说慢点，说慢点，你现在说的是关于什么的？她笑了，解释说一些媒体声称她堕胎是为了使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长久。“现在，网上最新流传说我如何杀死孩子，来创作艺术。今天只有一个人帮我说话，他说乔治·克鲁尼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生孩子。为什么就要问我？”
这让她不安吗？“不。如果我担忧了，我就没法活了。”但她的确在意。“我非常抑郁，因为人们看不到重要的事情。他们看不到这一作品的意义，看不到我是如何超越艺术，去接触更大范围的公众。最早我的行为艺术只有 10 个参观者，他们看不到我是如何让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的。他们看不见，他们只想从中找一点料——特别是这种有意思的料。”
她终于缓了口气，看起来她的怨气从体内吐了出来。好吧，她说，你午饭想吃什么？她的助手阿利森端来食物。我让阿布拉莫维奇决定。“很好，”她说，“我冷死了，我需要一点能量。”她要了鸡肉、甘蓝和米饭，既可口又健康。饭后，她说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重问题：“你说的英语跟我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共通点。我曾为一些书录制朗读音频，然后我就发现我不会说英语了。我总用现在时说话。那些人就说，’什么鬼啊。’我花了 17 天时间，每天录音 8 小时，才读完 370 页。我的天哪我真是快死了。我开始读一个‘柱头’（chapiter），他们就说：‘不对，是“章节”（chapter）’，但我还是说‘柱头’。我的天哪。”
就像所有阿布拉莫维奇式的事情一样，她的语言也是一种行为表演。她的声音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斯拉夫喉音。你会觉得她可能是一个玛琳·黛德丽粉丝。她的词汇量不错，但是她确实基本上把自己限制在现在时里，这是事实。“这是由我学习这门语言的方式所致，但我也喜欢‘现在’。我非常喜欢它。一切都是‘现在’的。”
但这也不全都正确。她的艺术是自传式的，深深扎根于她的过去。有时，《穿墙而过》读起来更像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不是一本回忆录。她的父母是高级共产党员，既冷酷又强硬。就像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会“穿壁而过”。在她刚出生的几年里，阿布拉莫维奇与她的祖母生活在一起，而她的父母正在他们的仕途上前进。她的父亲，弗耶尼（Vojin），被选为铁托总统的精英护卫，她的母亲丹妮卡（Danica）则成了贝尔格莱德革命博物馆的主任。她的祖母很慈祥，但玛丽娜在 6 岁时被送回到父母身边，她由此见证了父母之间缓慢而暴力的婚姻解体。
玛丽娜和父亲瓦乔，姨妈克塞妮娅以及姨夫卢卡，拍摄于1950年5月1日。从懂事开始，创伤性的童年就迫使她不断寻找“宣泄”的出口，而周期性的流血和青春期的骚动使她发现“手淫”成为她暂时性摆脱心理危机和家庭沉重约束的方式。而遗传自父亲更加严重的偏头疼在使她每周至少卧床24小时候发现：“痛苦是一种学习的工具，从痛苦中，你可以超越，改变你的思考方式并达到新颖，清新的意识状态”。从这时起，寻求身心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解放和某种自由度一度成为阿布拉莫维奇行为艺术创作的内在线索之一。
她说，她父母从没吻过或者赞扬过她。她母亲殴打她，扯她的头发，说她毫无用处，当她第一次被一个男孩亲吻的时候（在脸颊上亲吻，当时她 14 岁），她被母亲称作一个妓女。当她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她认为她自己“无比丑陋……我的小孩脸上长了一个成人的鼻子，还长满粉刺。我的头发剪成了可怕的样子，穿着矫正平足的鞋子，戴着厚眼镜，厚重得不像那个时候该有的样子。”
她的童年被鲜血的幽灵困扰着。当她的第一颗乳齿掉落，鲜血一直流了三个月。她第一次月经持续了 10 多天。她唯一感到自信的是她的艺术。她还记得她父亲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来访，给她展示怎么绘画。他往画布上洒了各式各样的颜料，等到它们干，然后引燃它。他告诉她，这就是落日。阿布拉莫维奇觉得这非常美丽。后来，她学习艺术，她自己的想法要比学校里的内容激进许多。
我告诉她，那本书对我理解她的作品有帮助。她看起来很高兴。“我的天哪！你觉得怎样，实话实说？你看到那本书是献给谁的了吗？”她欣喜地说，“这是献给我的朋友和我的敌人！对！你知道多少朋友变成了敌人，多少敌人变成了朋友——就是一直在变。许多人假设你是某种东西，然后他见到了你，和你成为了正式的朋友，然后那些真正了解你的人无法忍受这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面对如此多的嫉妒，对此十分不安。”
她给我看了一张 60 年代的照片，里面她是一群六个激进学生艺术家群体中唯一的女性。他们都都致力于改变世界。在她 20 出头的时候，她与其中一位结婚了，就是内萨（Nesa）。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五年，但他们从未同居过。他是这一群人当中不跟她说话的人之一。“如果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他们不想见到我。我的到来提醒了他们，他们缺乏成功。我非常热爱他们，但他们不爱我。” 她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证明她从未改变：“我能够将我的作品解释给清洁工听，或者解释给总统听，对我来说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是非常共产主义的。”但是，你能理解为什么她过去的朋友们对她不再保持紧密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她把他们称为失败者：在她的书里，她说内萨在床上的表现从来不够好，直到他意外让她怀孕之后。
待她到了 25 岁，阿布拉莫维奇开始创作出色而令人震惊的作品。她的《节奏 10 》于 1973 年第一次在爱丁堡上演。作品中，她将五指在一张白纸上张开，然后将一把刀以最快的速度扎进指缝间。每次割到自己的时候，她就换一把刀（她一共有 10 把），然后继续同样的行为。她录下了每次割到自己的时候发出的呻吟声，当她用完 10 把刀以后，她就重新播放录音。接着，她又开始用刀扎指缝的行为，并试图在与上一轮相对应的时间，再次扎到自己。
1974 年，在意大利表演的《节奏 0 》更令人震惊，既测试人性，也测试她的承受力。一张桌上放了 72 件物品，有一朵玫瑰花，也有一把剃刀和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等东西。站在桌边的是阿布拉莫维奇。接下来六个小时，她邀请观众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起初，观众的反应是善良的。他们给她一朵玫瑰，或给她披上一件披肩。渐渐地，他们变得残酷。一个人用剃刀割了她的脖子（她给我看了留下的伤疤）；另一个人把子弹放进手枪，把手枪放在她的右手里，并把它向她的脖子移动，还摸了摸扳机（这时现场爆发混乱，他被抓住并带走）。阿布拉莫维奇在一座那不勒斯的画廊里把《蝇王》带到了真实生活。 “我必须坚定立场，那就是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的一瞬间的恶念。我变成了一件物品。那很吓人。我那时候想，‘如果我被认定要活下去，我就会活下去；如果我不被认定，那么我就不活了。’”
1974 年，《节奏 0 》，首次尝试现场互动。观众可任选包括枪、菜刀、鞭子等 72 种危险道具，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阿布拉莫维奇不作任何反击。直到有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头部，她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次经历让我发现：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公众，离丧命也就不远了。”
在同一年里，她表演了《节奏 5 》：她将一个巨大的木制五角星（共产主义的标志）点燃，她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扔进火堆，然后又把头发扔进去，最后自己走了进去。最后，她失去意识，被抬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她表演这些作品的同时，她过着保守的生活：她在贝尔格莱德与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规定晚上 10 点后不能外出。在《节奏 5 》之后，她不知如何就在 10 点前回到了家，并摸上床。第二天起来，她的祖母（当时与她们一起住）惊讶得摔了早餐的盘子。“她觉得自己看到了魔鬼，因为我看起来像地狱一样。你知道，这种双重生活是疯狂的。”
报纸上说，她的归宿是精神病院。有道理吗？“不，我相信我创作的世界。”我问她是不是有很多伤疤。“是的！我有一些，”她笑道。“我没有纹身，我有伤疤！”我说，常常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人的伤疤了解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她说当然是这样。我告诉她我自己也有，但她不感兴趣。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位出色的陪伴者——幽默、温暖、大方——但是她唯一的话题就是阿布拉莫维奇。哪个伤疤对她意义最大？她指了指她手腕上一条半圆形的伤疤。
“这个 … 这次不成功。我非常不高兴。我觉得我要自杀。出了很多血，我就要死了。我的祖母来了，她将我带到医院。医生给我缝针，而我没对我母亲说一个字。我那时 14 岁。”
她把自残变为艺术吗？不，她说。她割腕只是一次性的。“我总感到疼痛、害怕，于是我用艺术对抗我的恐惧……五角星在每一本教科书当中都有。它是限制和控制的符号，我想通过对抗它，使我自己解放。”
当她的母亲发现她以艺术的名义正在做的事情，她把一个玻璃烟缸朝她的头扔过去，并告诉她，是她给予了她生命，现在她要把它拿走。阿布拉莫维奇躲了过去。
她如何理解她的艺术？“当你是一个年轻艺术家，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个说他知道的艺术家，都在撒谎。”事实上，她只在写书时才真正理解：“我觉得我家庭中爱的缺乏，以及我对使用艺术和公众来创造一个家庭的需要，这两者是极其强烈的。精神分析学家会说这非常明显！但刚开始时，这看起来并非如此。”
1975 年，《节奏10》，她在一张厚白纸上用 10 把刀刺扎自己手执的空隙，刀尖在指尖跳动并不是误伤自己。在流血和疼痛中，她走进了国际艺术界。
29 岁那年，阿布拉莫维奇在一次去阿姆斯特丹的旅行中遇到乌雷（原名弗兰克·乌维·雷西蓬）。他们有共同的生日，共同的激情，于是他们坠入爱河。那时候他们还不出名，但阿布拉莫维奇把它描述为两个群体结合形成了一个超群体。承受力是他们工作的核心：他们互相吼叫，直到说不出话来，他们寂静地坐着，直到无法再忍受下去，他们互扇耳光，直到无法继续。在《潜能》（1980）当中，她拿着一个巨大的、拉开的弓，他拿着弦上的箭，指着她的心脏。这件作品持续了 4 分 20 秒。一步出错，她就死了。
阿布拉莫维奇说，他们的这一作品关于信任，而不是暴力。“那是为了理解身体如何可以称为一件乐器，扇耳光如何能够创造一种声音和节奏。”他们的作品也是幽默的。在一次表演中，他们赤身裸体站在画廊窄小出口的两侧。要想离开，人们不得不选择面对乌雷或者阿布拉莫维奇。这个出口如此窄小，身体上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性感的，具有冲击力的，也是羞耻的。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完成得非常漂亮。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 12 年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与他们的狗，阿尔巴（Alba），住在一辆黑色的面包车里，穿行欧洲。他们艺术的非物质性体现在他们生活的简约当中。他们学做佩科里诺干酪，种植西红柿，与山羊和绵羊一起游荡。他们后来又在澳洲内陆待了一年，这一经历把他们简单的生活抬升到一个新高度。
“我们就过得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两个恋爱中的人正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如果说我怀旧，那我怀念的就是这种自由。现在我到不同国家去，总是一个人。还有，我爱原住民胜过爱任何其他东西。”对于那个有争议的描述，她说这是她在 70 年代写在日记里的。她的语言总非常粗枝大叶。“恶劣的媒体伤害了我。”
但她与乌雷的关系恶化了。她说，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三年，关系已经变假了。他们出名了，但只有她被认为是一个明星。在 1981 年的一件作品中，受到他们内陆时光的启发，他们连续 16 天，每天 8 小时，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乌雷在结束之前就放弃了。他以为阿布拉莫维奇也会在他放弃的时候放弃——但她没有。同样的事情，在第二年他们巡回这件作品的时候也发生了。他们私下里打架，他扇了她的耳光——是真的扇了。“他没有办法完成那件作品，因为他没法像我一样坐那么久，公众也分开了我们，因为他们讨论着我如何比他强大。对于我们的关系来说，这很糟糕，因为他受到的惩罚是被认为不忠诚。”
《情人·长城》（The Lovers-Great Wall Walk），时长：90天。1988。
1988 年 3 月，他们把分离变成一场史诗级的表演——分别从中国长城的两端出发，朝另一端行走。到最后六月份，他们在中间见面了，互相拥抱。但实际上，这一分离是痛苦的——情感上、职业上、经济上，都是痛苦的。他们的藏品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但是乌雷控制着它们。阿布拉莫维奇对此感到愤恨。她觉得她没版税分成，乌雷把藏品卖给画廊，那些画廊她也不认可。1999 年，在他们分开超过 10 年后，乌雷在他破产的时候，将他那部分藏品以 30 万德国马克（约合 10 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她。阿布拉莫维奇借了钱来让乌雷脱离破产，随后他们就未来他们共同作品的销售达成协议：50% 归艺术品销售商，30% 归阿布拉莫维奇，20% 归乌雷。2015 年，他将她告上法庭，指控她违反协议。法院裁定她补交超过 25 万欧元（22.5万英镑）的版税，再交 2.3万欧元作为打官司的费用，并为 1976 年到 1988 年的共同作品提供完整的鉴定。
当他站到她的对立面，这有没使她震惊？“是的，但这就是生活。当然这很痛苦，但我必须面对。他总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现在他赢了，我是受害者。生活中的事情是会变的。”他所要求的，是不是公正呢？“我不想谈论这些。真的不想。他赢了，我输了——往前看！我必须往前看。”
公众认为她是两人之间更强的一个，这是不是公平？“这我没法说。”阿布拉莫维奇停顿了一下。 “我们 30 年前就分开。考察一下这三十年来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做的东西，会很有意思的。”
他们分开之后，她开始自己打理财务。她花 2.5 万美元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套损坏的公寓，这栋公寓过去是给吸食海洛因的人蜗居的。她修缮了公寓，一段时间后又以 400 万美元卖出。她学会将她的作品金钱化——以极高的价格卖出原创作品的照片。非物质性变成了物质性。
1997 年她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以《巴尔干巴洛克》这件作品获得了含金量很高的金狮奖。这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怖的作品，反映的是她对前南斯拉夫现状的恐惧。阿布拉莫维奇坐在成百根血迹模糊、臭味连连，还带有一些肉的奶牛骨头边，每天花六个小时把这些骨头擦拭干净，一共持续了四天。
《巴尔干巴洛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无数个血肉犹存的兽骨堆成的小山，阿布拉莫维奇一边哼着童年的民谣一边洗刷着兽骨，背景则是她和父母的影像投影。这个作品与艺术家故土巴尔干地区息息相关，寓意深刻，充满张力。该行为艺术的音像作品参加了1997 年的第四十七届威尼斯双年展，并获最佳艺术家金狮奖。
在威尼斯，她遇到了意大利雕塑家保罗·卡内瓦里，他成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一段 12 年的恋情，最终不欢而散）。他们搬到纽约，于是她享受到了成功能给她带来的所有东西——设计师定制服装、设计师朋友、设计师的生活。流行音乐明星向她示好：与 Lady Gaga 和 JayZ 的合作为他们带来了庄重，而给阿布拉莫维奇带来酷劲。
阿布拉莫维奇喜欢讨论她的名人朋友：“你知道在这栋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出色的艺术家，辛蒂·雪曼。她很棒。她和她的鹦鹉住在这里。转过街角就是劳瑞·安德森，我跟她昨晚一起吃了晚饭。还有派蒂·史密斯。所以这是个出色的街坊。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近年来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越来越关注死亡。“你总是去做害怕的事，”她说，“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必须应对死亡。我现在没有愤怒，没有恐惧，还要清醒地死去。这三件事都不容易。”
阿布拉莫维奇叫来助手，那也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衣的人。“现在几点？”她说为了《卫报》的照片，她要挑选一下穿什么。沿着整个敞开式的客厅一边，有一排上至天花板、下达地板的门。这也是一件艺术作品？不，这是她的衣橱：一个衣柜是外套，一个衣柜是裙子，一个衣柜是鞋子。许多服饰的颜色都是黑的，有山本耀司、玛莉亚·宾托设计的。她拿了一些纪梵希，然后我们坐出租车去摄影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