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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性抵制创新?

北山浮生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19-12-25 19:00

正文

作者新书《华为崛起》已上市,当当、京东、天猫均有发售!


《华为崛起》讲述了华为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从最简单的零件组装起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一步步赢得市场认可,成为一家国际化ICT巨头。华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打造以华为ICT技术为核心的“联合舰队”,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终于退休了。 在柳掌门的带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奋斗,联想从被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希望,成功转型为一家合格的组装厂。 他在去年平安夜写给全体联想人的公开信里说道:


“未来世界是科技主导的世界,但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化的道路却是异常的艰险。 创新就是找死,守成就是等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柳总对于创新的矛盾心态。联想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步步蜕变的。


柳总公开信全文


很多人据此批评柳总打压创新,如今悔之晚矣,活该。北山对联想当年的是是非非不做评判(参见 华为和联想的命运旋转门  ||什么是华为?(9) ),只是想说一句,柳总的话,其实才是绝大部分人内心真实想法的袒露,甚至可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惧怕创新的柳传志。

上一篇说道,自由资本主义从本性上厌恶风险,如果有其他更稳妥的路可走,比如对刚性需求形成垄断性供给,必然会放弃创新,选择“稳稳的幸福”。


实际上,抵制创新,拒绝变化乃是出自人的天性。


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则往往代表了风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创新就是找死。

人类进化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求生本能,使得人们天生厌恶风险,追求稳定。只有在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才会放手一搏,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也就是“穷则思变”。而且一旦取得成功经验,就会不断重复,直到下一次再被逼到墙角后被迫改变。


人类的祖先灵长类哺乳动物,是哺乳动物中较早出现的一支,也是很不成功的一支,比起猫科动物这种很早就取得成功的“高富帅”种群,人类的祖先可以说是哺乳动物中的“屌丝”。由于在进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与环境的很好适应,在与相近生态位的其他动物的竞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不得不一再被迫改变生存环境。

由于生存环境恶化,“继续守成只能是等死”,古猿从树上来到地面,由于力量、敏捷、视觉、听觉、嗅觉无一项出色,只能躲在复杂地形诸如山洞岩缝中,躲避猫科犬科食肉动物的捕食,在边缘地带艰难求生。但也正是在复杂生存环境中形成了诸如立体视觉、色觉分辨、听音辨位,灵活移动的脖子、脊柱、四肢,以便应对各种状况。在复杂信息的采集和处理过程中,促进了大脑的发育, 最终从适应新环境到主动改造环境,形成了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当人类凭借学习和创新的能力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加冕种间竞争军备竞赛的王冠之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种内竞争的军备竞赛接踵而至,而且越演越烈直到今天,并将持续下去。


人类中的个体或组织通过创新获得力量,在人类社会内部形成类似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居于高位或者主流人群更加倾向于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处于底层和边缘的人群中才会出现对现状不满,图谋改变的人。最终在通过创新在边缘产生新兴力量,新兴力量发展壮大后产生了取代旧力量的要求,有时需要通过相当激烈甚至流血的斗争实现新旧力量的更替。

“能不创新就不创新”,这是写在每一个人基因里的天性。 就算是人们眼中的“创新家”,也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才会去创新而已,其他时候的表现跟普通人区别不大。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与大家通常理解的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完全是两个概念,与资本家更是大相径庭,而是 我所说的商业领域的“创新家 ,这种人 只出现在重大非连续创新的关口,当成功完成了创新之后,他也就不再是创新家,表现跟普通人无异。


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

总是有人问,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经济更发达的中国?如果理解了创新的本质就会明白,越是重大的创新越诞生于边缘,工业革命就不可能诞生在原本的经济中心中国。

道理很简单,古代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提供了主流市场中的主流供给以及主流需求,因此不会产生内生的变革力量。这就如同诺基亚手机卖得好好的,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吃饱了撑的自己颠覆自己?


西欧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长期被压制的状态,由于长期逆差导致金银大量流失,才会形成舍生忘死地对外疯狂寻找金银的强烈渴求,产生变革贸易秩序的强烈愿望。按照当时的技术,大洋远航的风险极大,几乎是九死一生,中国就算有发达的航海技术,也没有对外求索财富的必要。西欧的疯狂渴求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在主流市场之外开辟了 新供给、新需求和新连接 ,才推动工业革命的爆发。




地理大发现开辟的是主流市场之外的边缘市场


创新可以出现在不同层次的细分领域。

在学术领域,表现在学术新秀对泰斗的颠覆,比如牛顿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生产领域,体现在新的生产工具取代原有工具;在整个社会领域的创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革命。


不同领域的创新也存在相互之间的联动性。比如牛顿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体系之后,新建立的牛顿世界观对于社会思想造成了空前的解放,牛顿力学中的“物体自由运动”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牛顿的机械论还原论为成为工业化的“标准化可互换”的理论指导,牛顿世界观激发了了一系列科学发现,为工业革命中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也造就了一大批新兴富人,从而使革命运动有了资本的助推,具备颠覆性的力量。



人通常是被逼得没有其他办法才会创新,然而创新只是暂时改善生存状况,反而会使得生存环境恶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创新更替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这不禁让我想起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悲剧。

西西弗斯原本是人间最足智多谋的人,由于被诸神处罚,每天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非常陡的山上,然后朝边上迈一步出去,再眼看着这个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面。西西弗斯要永远地、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地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他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那块石头与那座陡山。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创新对于人类来说,就是西西弗斯要推的那块石头,而且石头还会下落得越来越快!

创新是人类的西西弗斯困境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奇怪的状况,后文将会在“创新的本质”中进一步分析。本文的最后,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创新与守旧之间的矛盾纠葛。


在历史教科书中,工业革命的起点,公认是英国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人兼木匠哈格里夫斯(以下简称“老哈”)发明的珍妮纺纱机。然而,珍妮纺纱机的诞生过程却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其中集中反映了创新与守旧的激烈冲突。


说起纺织业,算是英国的传统优势手工业。早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就有英格兰向欧洲大陆输出毛纺织品的记录。查理曼大帝曾写信抱怨英格兰最近出产的织物质量下降,说明那时候的英格兰对外纺织品贸易也很可观。早期的纺纱工具是纺锤,效率很低。

羊毛纺锤

单锭手摇纺车起源于中国,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后来随着“一带一路”贸易传到欧洲,极大提升了欧洲的纺纱效率,纺车在欧洲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1280年左右出版的德国斯佩耶尔一个行会章程中间接提到的。纺车传入欧洲之后变化极小,但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进,类似珍妮纺纱机的多锭纺纱机早在东晋已出现。在中国的宋末元初,已经出现了水力驱动的大纺车,其特点是:锭子数目多达几十枚及利用水力 驱动。这些特点使大纺车具备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适应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大纺车与英国工业革命中的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非常类似,只是比后者早了四百多年。

出现在东晋时期的三锭脚踏纺车

宋末元初的水力大纺车


然而大纺车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主流,当然也更不可能引爆工业革命。因为中国江南一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纺织产业链,纺纱环节效率极大提升后,会对上下游产生巨大压力,损害了长期合作伙伴们的利益。产量迅速提升后,却无法迅速提升销量,产生大量积压和亏损,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而且这种机器推广会导致大量纺纱工人失业,工人会联合起来抗议造成社会动荡,反过来对新技术采用者造成巨大压力。

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合谋之下,这项可能具备重大意义的创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纺纱技术的重大创新没有在中国掀起浪花,为什么会在英国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呢?


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与法国展开了长期的争霸战争,史称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在1756-1763年间,英法各自纠集了一帮国家展开了“七年战争”,欧洲主要国家均被卷入,影响席卷欧洲、北美、中美洲、西非、印度和菲律宾群岛,也被一些人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之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掌握了世界主要的贸易线路,所控制的市场容量空前提升。




需求暴增的同时,供给侧却无法同步提升产能,形成了严重的供需不平衡。这是催生重大创新的前提。


空有那么大的市场,却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品去赚钱,英国的资本家们都急得火烧火燎的,对于改进生产效率,提升产能的方法空前渴望。所谓衣食住行,所有生活消费品中,人们首先需要的是穿衣。对于当时的创业者来说,谁解决了纺纱织布的痛点,谁就有机会发大财!


英国崛起的历史告诉我们,首先是国家动用非市场力量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当创新的潜在利益已经成为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时候,自由资本主义才会成为创新的重要推手。

顺便提一句,互联网催生的商业革命的过程,电商出现提升了连接的便利性,相当于当年英国控制贸易线路,连接便利性造成了“市场大发现”,同样是从“衣”这个领域首先爆发,然后再扩展到食住行其他方面,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然后再推进到供给侧的产业互联网,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于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互联网,都是自由资本主义推动了一系列创新,制造了巨大的财富。当互联网商业革命进行到下半场,低垂的果子都已经摘完之后,还是需要国家动用非市场力量创造出有利创新的环境,新一轮产业革命才会爆发。


自由资本主义说白了就是依照人的自由天性行事,因此它只能在顺风的时候助推创新,这不是个案,而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

如果往前回溯,在英法争霸之前,商人建立的国家荷兰才是欧洲贸易霸主。但是荷兰的商人集团惧怕战争,因为他们都是盯着眼前利益,战争一旦爆发,生意就不好做了,就会损害贸易利益;他们还抵制创新,千方百计地利用贸易垄断权躺赢。当时香料是利润最丰厚的贸易项目,荷兰人的做法是把印尼所有的香料植物都给烧了,只保留自己控制的几个岛上的香料,从而获取垄断利润。这跟李嘉诚获取各种垄断生意的思路是不是如出一辙?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路线


英国从十六世纪开始推动了大量变革,比如授予皇家海盗的抢劫许可,授予海外殖民公司的专营权,授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营权,核心目的就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英国还是第一个制定专利法的国家,早在珍妮纺纱机诞生的一百四十年前,英国颁布了垄断法规,对创新产品授予垄断特权。

尽管在商业上和制度上英国都已经创造出催生创新的有利环境,创新仍然需要经历巨大波折。
1733年,老哈的同乡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提升了织布的速度。但是织布需要的棉纱,却还是依靠众多家庭手工业的纺车慢慢纺出来。所以棉纱供不应求,收购价格较高。由于当时棉纱价格比较高,所以在织布厂附近居住的平民,基本每家的家庭主妇都在家里用老式的手摇纺纱机纺纱,然后卖给织布厂挣钱来补贴家用。别人家纺纱,得去买纺纱机或者找木匠做。老哈不用,他凭着自己的木工手艺做了台纺纱机,妻子有空就用这台纺纱机纺纱,可以卖给老哈上班的工厂,两个人辛勤工作,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1764年里的一天,43岁的老哈可能是和工友在酒吧喝了点酒,回家开门后不小心,一脚踢翻了他妻子正在使用的纺纱机,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纺纱机扶正。 当他弯下腰来的时候,却突然愣住了,原来他看到那台被踢倒的纺纱机还在转,只是原先横着的纱锭变成直立的了。他猛然想到:如果把几个纱锭都竖着排列,用一个纺轮带动,不就可以一下子纺出更多的纱了吗?
老哈当时非常兴奋,酒也醒了,觉也不睡了,马上试着干,连夜就造出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竖直纱锭的新纺纱机,功效一下子提高了八倍。他将这台纺纱机以他女儿珍妮命名,所以被称为珍妮纺纱机。这是最早的多锭手工纺纱机,装有8个锭子,适用于棉、毛、麻纤维纺纱。
哈格里夫斯和他发明的珍妮纺纱机



机器造出来后,老哈夫妻俩人高兴坏了。可不嘛,比如说一个月老哈能挣3000块,老婆在家纺纱一个月挣1000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下他老婆一个月可以挣8000,老哈干脆把工作辞了也在家纺纱,俩人一个月挣一万六,一步从底层跨入中产啊!
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小镇,信息比较闭塞,还不知道英国有专利制度这回事,他不敢卖珍妮纺纱机(怕被别人买去仿制),只能自己用珍妮纺纱机纺纱来赚钱。珍妮纺纱机不但效率高,而且纺出的纱质量也比较好,老哈干脆把工作因此老哈的生意不错,“老哈家纺的纱”的大名也渐渐流传开来了。
一天,老哈夫妇晚餐后,正在憧憬未来的富裕生活。眼看儿女们都长大了,都来纺纱,再雇几个帮工,这不是要发了吗,以后喝咖啡,可以喝一杯倒一杯了。
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出现在他家门口。然后,门被粗暴地撞开,一群怒气冲冲的男男女女冲进来。他们不由分说,将房里制作好的珍妮纺纱机通通捣毁,并怒吼:“你制作的害人机器见鬼去吧!”甚至有人还放火,点燃了老哈的房屋。他们夫妇俩被赶出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小镇。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老哈使用珍妮纺纱机使棉纱产量上升,而且质量也好,织布厂收购他家的纱多了,对别人家的纱需求就减少了,而且收购棉纱价格下跌。老哈的那些街坊邻居们,家家都是靠纺纱挣钱,收入都减少了,他们就把怒气都归结在老哈一家身上。
今天看来,这些邻居的做法简直是无法无天,太蛮横太可恶了。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正是英国的民主传统,其目的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根据古老的行会制度流传下来的行为准则,老哈的发明虽然使他自己富裕起来,却损害了大家的利益,邻居们的行事维护了多数人的利益,完全是“合乎正义”的。


这就是一个公平损害效率的典型案例。可以说,老哈一家是毁于民主制度带来的“多数人暴政”!
相对而言,老哈算是幸运的。几乎与他同时代,德意志地区的一个工人也造出了类似珍妮纺纱机的机器。这台机器的出现,同样在当地的纺纱工人群体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德意志地区当时四分五裂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民主氛围更加“浓厚”。于是当地的纺纱行会举行了民主投票,决定把这个倒霉的创新者扔到河里淹死。


顺便提一句,所谓民主制度就是依照大多数人的利益行事, 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本质上也是抵制创新的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与美国如今成为“否决政治”,无法推动任何一项有利于长期利益的实质性变革。


老哈一家不仅失去了房子,辛苦劳动攒下的一点财产也都被烧光抢光了,还被赶出了从小生活的故乡,不得不流落街头。但是,老哈并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因为他坚信,凭着自己的技术,一定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他努力改进珍妮纺纱机,并且带着他的珍妮纺纱机样品到大城市寻找机会。


珍妮纺纱机相对于以前的纺纱机,提升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老哈很快找到了合伙人,并在诺丁汉合资开办一家纺纱作坊。
在诺丁汉,他听说了关于专利制度的事情,原来,发明新机器,国家是鼓励并且保护的啊!专利就是国家授予技术创新者的市场垄断权,其本质是一种国家权力背书的“暴政”。在18世纪的英国,专利制度成为技术创新者对抗“多数人暴政”的有力武器。


以暴制暴,终于踢开了挡在创新者面前的障碍!

榜样的力量出现之后,后来者看到了眼见为实的利益纷纷效仿,竞相创新形成了正反馈的循环,才引发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1768年,老哈获得了珍妮纺纱机的专利,相对于自己纺纱,还是卖机器更挣钱。他开始大量生产并销售珍妮纺纱机,英国各地工厂纷纷采购,四年后,英国已有两万台珍妮纺纱机,老哈很快就发达了,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纺纱工失业,民间怨声载道。

由于专利制度和国家暴力机器的保护,没人再敢到老哈的工厂放肆,也没人敢仿制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成了老哈一家的“摇钱树”,他以及他的继承人,还在坚持改进珍妮纺纱机,到了1784年,改进型的珍妮纺纱机已增加到八十个纱锭。
老哈的事迹,成了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白手起家从屌丝变富豪的励志传奇,被英国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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