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我要讲的题目是关于财富管理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财富管理越来越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如今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越来越产生影响，人们总是担心手头的金融财富会贬值，会波动。所以，急于找到安全的道路。
第二，国际化、一体化现在是大的趋势。国际财富管理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财富管理也影响国际经济，这种相互影响今后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防止自己手头财富的流失。
第三，国际上经常在国际管理领域内发生突发事件，从而引起国际经济波动。比如某一家银行倒闭了，某一个大企业破产了，这些都会引起一些风波。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从每一个投资者来说，人人都想使手头的财富升值，人人都希望能够把财富增加至少是不变，因此投资在寻找安全的道路。这是一种机遇，但也可能是一个陷井。
第二个问题，金融风险的由来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当然也有分歧。
为什么会发生金融风险呢？
第一，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增加，储户纷纷提现，银行倒闭，储户受损失，所以防范自盗在加强银行金融的监管。
第二，金融风险原因在资本市场发生大的振动，估计投资者在寻找机会，同时在国际投资者的活动之下，金融的波动使广大投资者感到惊慌。防范之道在于，怎么样把资本市场管理，不要让资本市场发生不正常的大的波动。
金融风险的第三个原因，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的炒作，导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引起人们的恐慌。可以这么说，现在外汇市场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这也不用过度惊慌，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应该打击那些造谣者，加强对他们活动的监管，这是一个重要的。
金融风险的第四个原因，政治谣言在作怪，无论在哪些国家，如果出现了有意把金融搞乱，很容易出现金融波动的就是谣言，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谣言。
金融学界关于金融的危机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界的争论是存在的，但大家的共同目的都在防止金融风险的出现。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要正视网络交易对金融业的巨大冲击。根据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验，网络交易使经济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
网络交易引起的第一个变化是经济运转的幅度大大加快，经济越活跃的国家，经济运转的幅度就越快。
第二种，信息化时代使金融服务方式和投资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和金融业务、和财富管理人员的年龄有关，平均年龄越小，信息化带来的行为方式就越有变化，这已经被国际统计学家所证实，越年轻的越不稳定，反而年纪越大，相对的要稳定一点。
第三，信息化为金融增添了许多平台，使得人们的金融交易成本降低，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并且在这个领域内涌现了很多新的领路人。这是一个新情况，这些领路人的出现也会加快或者加大投资者们的困惑，不知道跟着谁是对的，这种盲目的追赶风气的做法难以避免，但应当注意。
所以，我们说网络经济的平台是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的因素在里面。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机会，但也有人说可能机会会带来挫折，或者机会大于挫折。
第四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分散国际跟国内金融的风险。刚才谈了怎么防止金融风险，但是这里防止金融风险和分散金融风险不是一回事，很容易把二者混在一起。防止金融风险就是刚才讲的，银行的存管服务，坏账的比例越来越大了，或者汇率的炒作。但是风险的发生、防范重在监督，但是风险还可以分散，分散风险重点是在风险怎么分散。
分散风险重点并不是源头上的防范，而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减少风险、减少国际金融政策中的变化对国内金融的冲击，分散重在分散，什么意思？大害可以变成小害，小害可能变成无害，这是需要注意的。
分散还需要智慧。根据信息分析国际资本的走向、国际证券市场上的情况，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都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要早做准备，以免被动，这就是风险要分散。
金融风险的分散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的金融运转风险的分散，二是体制外的金融循环风险。两者都应该注意，不能只顾一方。但要注意，体制内循环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小于体制外循环的金融风险，体制外的循环风险容易被监管部门所注意，而体制内循环的风险往往被忽略或者被低估。
防范金融风险是在源头上下功夫，分散金融风险就是在信息所掌握的范围内，力所能及的让风险更小。
第五个问题，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了很多重要指示，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定，应当保持稳健、中性，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稳健、中性，不是一般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而是稳健中性。经济也是这样，我们对于经济可以这样形容，2017年的经济怎么走，稳中求进，稳中求进不等于进中求稳，进中求稳还是把重心放在进上面，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是稳中求进，对金融也是这样的，稳健中性，首先是稳健。
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个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因为长期以来，对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放在这个上面，根据经济增长率确定货币流通量，这是货币学家的观点，但好几十年，很多地方都在参考着。这个看法总的来说可以作为参考，但光把货币政策的目标定在根据经济增长来定，可能过度狭隘的。
现在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不一定是从需求方面入手，而主要是在供给侧，供给侧方面，银行应该把扶持制造业，调整结构放在重要的位置。不一般的贷款，重点应该是在制造业上的贷款，制造业的贷款中，如果能够把制造业做得更好，不断有新产品、新功能出现，对整体来说是重要的。
我们谈宏观调控的时候，不但要注意供给侧的，而且要让经济有活力，这是货币学派没有谈到的问题。货币学派也谈到过制造业侧重等等，但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让经济有活力。经济有活力实际上是制度问题，产权保护稳住大家对财产的信心，能够使之增加活力。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到公平，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一样要保护，这就是公平。这对增加活力是有作用的。
还有，中央文件谈到，要对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些要重新考察。比如改革初期有改革初期的政策，有当时的情况。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就需要进行调整，能够把地下的金融更多地引到地面上来，这不是更好吗。所有这些问题都有货币定位问题，根据凯恩斯学派的定位，用需求控制货币量或者增加货币量，如果发生失业了，多信贷一点，财政多拨款一点了。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了，就是压缩。这个是凯恩斯，货币永远是稳住，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定。根据现在中国的国情，既要防止失业，也要防止通货膨胀，更需要结构调整发展制造业，而且也包括保护产权。人们对债权、股权等所有的产权，知识产权都能够保护，这将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六个问题，通货紧缩可能比通货膨胀带来的害处更大。货币的发行如果采取稳健中性，就应该看到贷款不在量来讲，贷款要把新产品、新功能这些推到前面去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要防止过分的紧缩，过分的紧缩对经济的害处可能比通货膨胀要大，因为各国历史也表明了这样一点，它不是短期内增加一点货币就能解决的。
第七个问题，金融要改革，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金融必须市场化，但绝对不能自由化，自由化是错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新古典学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占了主流地位，新古典学派讲政府不要干预，但它是极端的。利率不要限制，汇率不要管理，一切听之自然，市场会调整的。结果1929年大危机爆发，这个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带来了金融危机。今天金融要市场化，但不是自由化，利率该管要管，汇率该控制就要控制，这样对中国更有利。
第八个问题，财富管理的优化和进入金融体制改革。大家所讨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财富管理优化，让每一个投资者少受损失，这当然是一个大智慧的问题，但是也不要惊慌。智慧是人才有的，人们在经验中会逐步交流，要多把大家的意见谈出来。对于债券市场，都应该控制在我们能掌握的信息范围之内，这样就行了。
我今天就财富管理问题做了一些。最后我想谈一点事情，在讨论金融的时候，我们得有信心，我们要看到我们身边正在发生变化，而身边发生的变化，我们对它的后果是很难预计的。
变化主要在什么方面？都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没了，中国的改革红利也用得差不多了，枯竭了，中国就被唱衰了，这是影响中国也影响投资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在当前的中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出现，新的改革正在推进，而且改革是连续性的，不是一段时间就结束了。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正在改革的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更好地促使新人口红利的出现，新改革红利的出现。周围的变化，譬如说过去从来没听说过城归两个字，我就知道海归，海外留学规定的人才，现在听说过城归，外出打工少的几年，多的一二十年，学习了一些技能，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市场的操作。回去干什么，回家也有原因的，因为两地分居不是好事情，会带来家庭矛盾，孩子没人管，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就办起企业来了，我在贵州毕节考察，贵州毕节是个穷地方，是中央国务院的扶贫试验区，我是专家组的组长，所以经常到那里去看。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什么蛋糕铺、面包房，没有的。现在有了，谁来办的，出来打工的夫妇两个人在这里办的，生意挺好，现在成为一种习惯，小孩过生日要吃蛋糕，老人过生日要送蛋糕。还有服装厂，获取的服装都到大商店里去看，听说上海有什么牌子，我又美空到上海去，到这里又贵及运到这里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同了，打工的回家以后开了时装店了，用最新的材料、最新的款式，销路很好。所有这些变化，消费也在变化，但是消费的变化跟人们的收入连在一起。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