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从兴盛到走向衰弱，德国工业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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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为降本增效关停德国本土工厂、全员降薪并裁员的消息，牵动了德国各界的神经。经过近三个月的马拉松式谈判，大众集团管理层与工会达成协议，虽不关厂但需裁员3.5万人，并将工厂产量削减近四分之一,这被认为是德国工业区位面临压力的警示信号。除大众外，工业巨头巴斯夫集团在德工厂因亏损严重不得不部分关闭；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决定出售一半钢铁业务，并裁员1万多人；采埃孚集团等多家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大规模裁员甚至走向破产……德国的工业困境并不局限于某一行业，而是全方位的，汽车行业出现巨大震荡，化工和机械制造陷入低迷，药品制造等较稳定的行业也表现不佳。由此，人们不禁提出德国工业是否走向衰弱的疑问。毋庸置疑，德国工业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数字与脱碳转型问题，但是就此下定论说德国工业已穷途末路，还为时尚早。

联邦德国建立以来，虽然和其他经济体一样，经历了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向，但相较于其他经济体，德国工业部门始终在三次产业中保持了较高的比重。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工业部门占总价值创造的比例常年保持在23%左右，工业部门由此也成为了德国经济模式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柱。德国经济与能源部2019年11月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写道：“德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以及个人和社会的高度繁荣几乎是建立在传统的工业实力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正是这些工业内核实现了新的、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时至今日，德国仍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德国工业的内核主要包括汽车、化工、医药和机械四大行业，不过，其工业部门中涵盖众多其他行业、被誉为“隐形冠军”的中小型企业和家族企业也不容忽视，这些雇员人数少于250人的企业占德国工业部门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它们通常在制造业的某一产品细分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国际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目前，德国工业部门拥有约800万名员工，约占德雇员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上游和下游的服务业公司也提供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它们从工业订单中获益，并为工业部门提供重要的应用产品。工业企业通常是有吸引力的雇主，愿意支付高薪并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与整个经济界相比，工业企业雇员从事非典型工作（兼职工作、边缘工作、有期限工作、临时工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仅为13%，而整个经济界为21%。他们的工资也高于平均水平，电气、金属和钢铁行业员工的毛工资中位数已超过4300欧元/月，而须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全职雇员的毛工资中位数仅约为3600欧元/月。

除了提供大量优质工作岗位外，高工业占比还有助于拉动出口、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率。德国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中有80%以上来自工业部门，仅汽车、机械、化工产品和重型电气设备就占出口商品的近一半，德国的大幅贸易顺差也主要得益于其工业部门的出口。德国约85%的研发投资来自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创新能力得以提升，从而助推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此外，2010年至2020年间，德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率约为30%，是服务业的两倍。

德国工业部门对维持国家经济韧性也具有重要作用，高工业占比是德国经济抵抗危机的有力支撑。在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工业部门的高占比，德国相对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其他国家（如工业比重较低的法国）必须常年承受危机带来的后果。为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都在努力采用“德国模式”，提高本国工业比重。

“德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助推了德国工业历史上的兴盛发展，具体体现在科研创新体系、劳动力培训体系、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

一是科技创新的驱动。德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接连制定了系统的创新战略和政策，近年来研发支出更是迭创新高，2022年达到1214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3.1%，经济界的投入占三分之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工业企业。德国研发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还在于高度重视转化研究，即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成果，并由制造型企业进行商业化。

二是专技人才的供给。德国拥有广受赞誉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种模式把职业学校里贴近实际的理论教育与企业里的实训相结合，为德国工业部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技能娴熟、生产效率高的专技人才。并且,双元制教育也在向高校延伸。实践性的学习环境、理论知识向实际应用的转化、实践经验向理论教育的再转化，为学生提供了掌握多种技能的机会。

三是劳资共识的支撑。德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劳资关系较为缓和，这和德国工业部门里普遍存在的多种形式的共决机制关系密切。研究表明，拥有强大共同决策权的公司通常会奉行以创新和研究而非成本为导向的战略，它们的经济效益也往往更好。

四是出口导向的增长。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大约每四个工作岗位就有一个与出口相关。这使德国经济增长严重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影响的同时，也迫使德企尤其是工业部门的企业不断创新，保持德国产品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

以上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德国复杂的经济制度和工业发展模式，和以高质量高效率为特色、拥有熟练劳动力、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的工业竞争模式。除此以外，德国工业的兴盛也得益于俄罗斯廉价的能源、中国的市场机遇和美国的安全保护。在能源方面，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严重依赖来自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从俄进口的天然气占比高达55%，石油为34%，石煤与褐煤为26%，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对德国能源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市场方面，中国市场为德国企业创造了巨大发展空间，德企不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2023年对华投资再创新高，其中主要是在华大型德资汽车和化工企业的追加投资，而且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德国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安全保障方面，德国长期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的安全保护，由此一直将自身国防支出保持在低水平，远未达到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提出的本国国防支出占GDP2%的要求。正是如此，德国才能够将财政预算投入到研发创新等其他领域。然而，这些有利因素在大国博弈加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都或多或少遭到了侵蚀甚至破坏。

鉴于经济增长依靠工业的比较优势，德国历届政府都很重视维护本国工业区位，近年来更是出台多份产业政策文件，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有针对性地扶持重点工业领域，以在新一轮世界产业竞争中保持自身工业的领先地位。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德国甚至计划到2030年把工业部门占价值创造的比重提高到25%。

然而，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成为德国的“时代转折”，也迫使德国政府再次审视其工业政策。德国经济与气候保护部2023年10月发布的新工业战略“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再次强调保持工业区位的指导原则：“德国应在动荡时期保持强大的工业地位，包括基础材料工业，同时成为未来工业——从半导体到转型技术——的重要基地。”这符合在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危机下，德国重新实现经济繁荣、参与共享繁荣机遇、加强自身和欧洲经济安全的目标。

虽然德国政府确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现实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预期。2023年底，德国工业部门在总价值创造的占比下降到了20.4%，延续了前几年的下降态势。同时，德国经济也出现问题，2024年依然无法走出衰退的泥潭，2025年实际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2%。事实上，德国工业出现逐步衰弱的势头，是前述支撑其工业发展模式的部分要素遭遇挑战的合力结果。首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截至2024年底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包括能源进口禁令在内的15轮制裁，德国宣布从2023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这标志着德国已完全与俄能源脱钩，导致德国国内能源短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了战后最高值。其次，在对华“去风险”“降依赖”等政策因素影响下，中德双边贸易额也开始呈现缩减态势，2024年美国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再次，在美国施压及乌克兰危机影响下，德国不断提高国防支出，包括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用于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其防务支出在2024年首次达到GDP的2%以上。在因经济不景气而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势必限制了用于拉动经济增长所需的必要投资。

不仅如此，虽然德各界仍在强调要加大对工业部门尤其是高科技的投资，但在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投资额仍是杯水车薪。德国工业联合会、波士顿咨询公司与德国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工业国度德国的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德国20%的工业价值创造将面临严重风险；到2030年，德国必须再投资1.4万亿欧元，才能重回增长轨道，实现气候转型目标。

雪上加霜的是，德国专技人才的缺口也处于创纪录的水平。万宝盛华集团2024年专技人才短缺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里，德国认为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企业比例从2014年的40%上升到了2024年的82%，这个数值高居全球第二。劳资之间的共识也部分瓦解，雇员方在过去几年实际工资遭受损失的背景下希望迎来更大的工资涨幅，而雇主方迫于竞争压力和国内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不得不计划外移生产基地。全球经济低迷、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也使得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更大的变数。

德国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仍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