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本平台后，每天为您挖掘8篇历史史事

1941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在书房留影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胡適寄自美國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文中，胡適首次公開提倡白話文，並闡述了“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等八項文學改良的主張，得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的結論。在彼時身陷傳統向現代轉型陣痛中的中國，這般響亮的吶喊如同征討文言文的檄文，成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聲。

如今，100年過去了，《文學改良芻議》的坐標已被歷史定格。當我們告別紙筆，在電腦和手機屏上“吐槽”“不明覺厲”的段子、收發顏文字（Emoji）和表情符時，卻會不禁反思，網絡語言作為壹種更“白”的白話文，能否再掀巨大的語言變革，成為下壹代人的通用規範用語，進而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文中，胡适首次公开提倡白话文

“提倡白話詩的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章太炎曾在《國學概論》中拋出壹個例子：唐人史思明之子史朝義（懷王），某日曾詠壹首櫻桃詩：“櫻桃壹籃子，壹半青，壹半黃。壹半與懷王，壹半與周贄。”有人勸他，應將後兩句上下對掉方可押韻。可史朝義不然，稱：“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章氏將這種“不用韻”的詩歌算作白話詩的始祖。

其實，早在漢魏，因佛教的傳播和譯經的需要，早期白話便已萌芽。當時的僧人為使勞苦大眾都能聽懂教義，故意采用壹種跟當時口語十分接近的文白夾雜的文體。到南朝時的《百喻經》，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他”和判斷動詞的“是”已出現。至於來自民間的“樂府詩”，則為後代保留了大量充滿生活氣息的白話文作品，廣為流傳的《木蘭詩》便是其壹，“阿爺”“爺娘”“阿姊”都是很口語化的稱呼。

到唐代，佛教興盛，白話譯經的傳統也得以延續。無論是傳世作品，還是敦煌文書中，變文、曲子詞、禪宗語錄、早期話本，都已通篇采用白話文，與南北朝時期的作品，已完全不是壹個面貌。“雞湯界”推崇的寒山、拾得二僧就留有白話詩壹則：“豬吃死人肉，人吃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反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土裏藏。彼此莫相瞰，蓮花生佛湯。”

入宋後，人們的口頭語和以先秦口語為基礎的文言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很多讀書人甚至未必能用文言文表達下裏巴人要說的話。宋人呂本中的《軒渠錄》中就記錄了這麽個小故事：壹婦人請書生代寫家書，婦人口述道：“孩兒要劣妳子，以鬩鬩霍霍地，且買壹把小剪子來，要剪腳上骨出兒肐胝兒也。”（大意為“孩子跟母親調皮，嘰嘰喳喳的。妳買把小剪刀來，我要剪掉骨節上的老繭”）書生聽後，遲遲不能下筆，反被婦人嘲笑不識字。在這種情況下，話本小說、南曲雜劇、俗詞俚語諸宮調等白話文作品紛紜叠出，迅速占領市井生活的高地，瓦舍勾欄、食肆酒館、戲臺曲苑壹片說學逗唱的景象。至此，作為漢語書面語“小傳統”的古白話文完全成熟。

兩宋理學思潮的興起，也開辟了理學家們用白話記錄師徒語錄的傳統。“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糊糊塗塗、含混不明），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癢”，這種白話體的師徒對答在二程語錄、《朱子語類》中大量可見。

至於明清的小說和戲曲，則將古白話這壹書面形式推向高峰，前者有《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等，後者包括《琵琶記》《牡丹亭》《長生殿》等作品，影響深遠、家喻戶曉，可謂婦孺皆知。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批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折：“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四爺的爆款奏批“朕就是這樣漢子”，則證明白話文的使用範圍此時也並非局限在民間了，其先例可以追溯到元代。原來蒙古族統治者入主中原，由於漢語生疏，往往在詔書中直錄口語。在成吉思汗寫給丘處機的詔書中就有這樣的大白話：“丘神仙，妳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麽⋯⋯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妳，我不曾忘了妳，妳休忘了我者。”入明後，布衣皇帝朱元璋更不管什麽“之乎者也”，在他對“西番地面”的詔書中親筆寫道：“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裏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妳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著，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妳快活者，不著軍馬往妳地面裏來，妳眾西番每知道者。”

明清時代的白話大繁榮並沒有改變白話文的從屬地位，白話小說之於士大夫們更像是“洪水猛獸”，多數難逃被禁的命運。可“異端”李贄不幹了，他在《童心說》中質問“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甚至將《西廂記》和《水滸傳》列入“古今至文”。癡心於白話段子的馮夢龍隨後也提出“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的思想。然而，但正如“高考是指揮棒”壹樣的道理，在讀書人醉心於八股文的年代，白話文不可能撼動文言文的正統地位。

進入19世紀末，面對“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發現，典雅精煉的文言文在表達新生事物、傳達新思想時已力不從心，此時漢語的白話小傳統便開始“春潮湧動”了。

黃遵憲最先站出來，在縱覽西歐及日本語言文字的變革大勢後，高呼“我手寫我口”的口號。他認為，中國必須走“語言與文字合”的道路，這樣才有助於平民教育、保國保種。隨後，梁啟超向桐城派古文宣戰，並在《變法通論·論幼學》表達了“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思想。晚清白話文運動就此拉開。

黄遵宪（1848-1905年），清末外交家、思想家

1898年，中國第壹份白話文報紙《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壹文，喊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成為倡導白話文理論的集大成之作。此後，各地白話報就如雨後春筍壹般紛紛興起，《寧波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京話日報》先後湧現，至清廷預備立憲期間形成高潮，數量竟達130余種，蔚為壯觀。

在報人們的努力下，政府告示此時也嘗試用白話行文，以便於平民百姓閱讀。《大公報》最先發聲，創始人英斂之在“敝帚千金”欄目中撰文稱：“政府裏再出告示，壹律改用白話，越淺近越好。”《京話日報》則更決絕：“凡是告示文字，都當用白話編成。各處的言語不同，也可以隨著土音編造。”半個月後，此舉得到響應，京師外城工巡分局頒發白話告示，提倡春節禁炮：“倘然飛起來的火星兒，落在容易引火的物件上，著起火來，害處實在不小⋯⋯妳們要是心疼自己合人家的房子物件，怕擔那放火的罪過，就應該不放這等花炮才是。”

近代城市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壯大，讓中國另壹白話文傳統——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小說此時也濫觴了。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就曾寫道：“在這五十年之中，勢力最大，流行最廣的學，說也奇怪，並不是梁啟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紓的小說，那是許多白話小說。”

據作家阿英估算，晚清的白話小說已達1500多種，題材涉獵廣泛，有批判社會問題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有寫史詩戰爭的《罌粟花》《中東大戰演義》，有反映立憲運動的《新中國未來記》《立憲萬歲》等，有俠義公案小說《三俠五義》。其中，《何典》《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方言小說，與傳教士們翻譯的白話《聖經》，壹反千年來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語言，形成了漢語方言入白話的傳統。

1910年，19歲的胡適留學美國，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後，師從杜威。受其實用主義影響，胡適逐漸形成“壹時代有壹時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觀，“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紀之活字”。後來任教北大時，為了論證白話文簡明達意，胡適就如何回絕行政院秘書職位壹事出題，請學生擬電報稿。學生擬出“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12字的電報稿，而胡適僅用了5個字回絕——“幹不了，謝謝”。

為支持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是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稱“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鋒”錢玄同及時跟進，發出打倒“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口號，直接把文言文視為“獨夫民賊”“文妖”。

《新青年》第2卷第1号封面

1918年1月《新青年》開始刊發白話文，但此時的文學作品往往還是“文言序言”加“白話文本”的體例，比如魯迅的白話“日記體”小說《狂人日記》，序言部分寫道：“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至正文自述部分畫風壹轉：“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次年，五四運動爆發，白話文運動進入高潮。壹年之內，全國上下白話報至少出了400種。《星期評論》 《曙光》 《少年中國》《湘江評論》等都在這壹年推出。

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

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國語研究會”，圍繞國語標準音問題引發大範圍探討，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漸呈相輔相成之勢。至1920年，教育部訓令“國民學校壹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文體，以期收言文壹致之效”，白話文至此確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數年後，葉聖陶主編、豐子愷繪圖的白話語文教材《開明國語課本》問世，壹時洛陽紙貴，供不應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來，壹版再版，影響深遠。

1961年，创作中的丰子恺

然而，面對風起雲湧的白話文運動，有人很不爽。國學大師黃侃針鋒相對，也出了壹例，“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妳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文則僅需‘妻喪速歸’4個字即可”。

黄侃（1886-1935 年），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作为国学大师对于白话文的推行极其反对

这样的反对之声并非个例。当胡适、陈独秀、鲁迅在《新青年》上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时，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条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们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简约精雅，视其为母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达能力非是白话文所能企及。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声讨胡适“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抛出疑问，“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而从横向上看来，方言白话小说确实难以达到文言文超越语言障碍通达四方的传播效果。“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张爱玲以国语译完《海上花列传》时曾作如是叹。

20世紀初國運維艱，迷失在“歐風美雨”中的知識分子往往會文化自卑。回歸文本，壹些為白話文正名的奔走者希望以“直譯歐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繼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在通過以翻譯為紐帶的語言接觸後，歐洲語言的壹些特點逐漸進入漢語，最終融於其中，成為別具壹格的“歐化”漢語，這也是“五四”百年以來的白話文區別於傳統白話的特色。

1921年12月31日，朱自清（右）和叶圣陶在杭州

在魯迅的早期作品中，常會交替采用“他”或“伊”來指代女性。到1924年《祝福》發表時，魯迅才開始固定使用“她”。壹年後，在《傷逝》中魯迅開始使用“牠”（同“它”）來做非人類的第三人稱代詞。小作品反映的是白話文大趨勢，為了對應英語中的she,he和it，此時的漢語逐漸產生“他”“她”和“它”的分別。

鲁迅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序言

而《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時代尚未區分的形容詞和副詞後綴“的”和“地”，在“五四”洗禮後逐漸分野，乃至很多人會在原本就是副詞的詞後生硬加上壹個“地”，如茅盾的《追求》中“草地上頓時更加熱鬧起來。但似乎大家都忙於吃喝，暫時地沒有話。”

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刊文稱：“白話文必不能避免歐化，只有歐化的白話方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復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為了吸收這種“細密的結構”，“五四”以來漢語大量使用連詞、介詞，也更註重使用範圍修飾語，如“就⋯⋯而論”“在壹定程度上”“對⋯⋯來說”等等都被吸納。這樣，“枯藤老樹昏鴉”，在歐化漢語翻譯來，就會是“枯藤纏繞在壹顆立有昏鴉的老樹上”。

從“五四”至今，歐化從未止步。但許多文人為了追求時髦，在唯“歐”是瞻的風潮下，盲目構造為了歐化而歐化的文藝腔。1925年，徐誌摩的《巴黎的鱗爪》發表，開篇便是壹段冗長的定語“他是壹個畫家，住在壹條老聞著魚腥的小街底頭壹所老屋子的頂上壹個A字式的尖閣裏”。20世紀30年代，有人用直譯的歐化句法來寫作，比如將“theapple of my eye”譯為“我目的蘋果”，將“took the heart out ofhim”譯成“將其心拿出”。

時至今日，白話文運動已有百年。有些歐化的語法現象已經滲入漢語肌理，成為現代白話文不可分割的血肉；但仍有些“老骨”，依然頑固地卡在喉結，難為漢語所吞咽。比如，以抽象名詞做主語：“橫貫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頭條新聞”；生硬構造英語中的名詞後綴“-度”“-性”等，“很難”“很快”“易讀”改為“難度高”“速度快”“可讀性高”；新句型“不能同意更多”隨口而出；更有甚者，在不清楚被指帶人的性別時，以TA來代替。

“中文本來是說‘因此’，現在不少人卻愛說‘基於這個原因’；本來是說‘問題很多’，現在不少人卻愛說‘有很多問題存在’。”詩人余光中曾痛批盲目“歐化”，“緩慢而適度的西化甚至是難以避免的趨勢，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長補短。但是太快太強的西化，破壞了中文的自然生態，就成了惡性西化。”

在談及歐化漢語時，鴛鴦蝴蝶派張恨水曾以《三國》舉例，“‘階下有壹人應聲曰，某願往，視之，乃關雲長也。’這種其實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為歐化體：‘我願去’，關雲長站在臺階下面，這樣地應聲說。文字盡管淺近，那壹般通俗文運動的對象，他就覺著別扭，看不起勁。”

在網絡時代，貴族書寫的門檻已被打破，文字不單單為少數精英所掌握。如今的漢語面對的不僅是“歐化”，還有以段子、縮寫、誤寫、假借、顏文字、表情符等方式的龐雜“網絡化”。相較於白話文運動，網絡語言壹方面既可精確記錄口語，暗合“我手寫我口”的理念（如“港真”“醬紫”“香菇藍瘦”），又在壹方面與“五四”先驅們試圖以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以拉丁字母替代白話文，最終讓中文走上表音文字的努力相背（如“呆”“囧”“Orz”及顏文字都是以象形符號的方式存在於網絡）。面對無限的網絡空間和多種技術手段，“網化文”的未來在何方，也許超出妳的想象。

經過壹百年的或急風驟雨或和潤物無聲的變遷，古人穿越到現代，需要應對歐式語法、外來語、固有詞的新指代、以北方方言為基準的普通話，越是經濟發達地區，交流起來困難越大，筆談貌似還有戲，不過碰上簡體字也只能淚奔了。

（參考資料：《翻譯與現代漢語的變遷1905-1936》《論晚清至“五四”的白話文運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