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加工iPhone，富士康“加工”他们的青春 | 时事长报道

文 ✎ 张文政

编辑 ✎ 卜昌炯

“你的意思是中国的地位这是降低了？”

“那肯定啊。”郭海峰停顿下来，瞧着在座的诸位，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派头，对大家的反应似乎有一些失望。

这是位于郑州市郊的一栋公寓楼，也是富士康的职工宿舍。屋内陈设简洁，霜色的地砖，4架鸭卵青色的双层铁床，地上的脸盆里放着个人洗漱用具，旁边凌乱地摆着碗筷茶杯。

苍黄色的窗帘即使在大白天也总是拉着，以便那些下了夜班的工人能迅速入睡。紧挨着窗户，有一个非封闭阳台，像是很久没清理、打扫过，堆着不少丢弃的鞋袜和衣架——其主人很可能是某个已经搬走的人。

▵2015年10月20日，郑州，下晚班的富士康工人与上早班的工人交错而行

已是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再过不到24小时就是郑州富士康普通员工春节休假的日子。上午9点，夜班归来的郭海峰回到宿舍并没有倒头就睡，而是忙不迭在一张一米见宽的木质方桌上扒开一块空地，拎起方才买回来的烙饼和一袋花生米，挤放在当间，然后从柜子里掏出几个透明玻璃杯，又坐回床上，熟练地从床下摸出半塑料瓶白酒。

像一场即兴而简易的私人派对，39岁的郭海峰有苦闷倾诉，想和三两兄弟借酒唠唠，随后再上下一次流水线，便可以名正言顺回老家洛阳过年。

其间，郭海峰跟工友们聊起他在车间镭射工站的见闻：苹果手机最新一代国行版产品背面的镭射标示发生了“剧变”，背面“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的标识后面相比国行版iPhone6s和6s plus多了一行英文单词——Assembled in China。

讲完这个发现后，郭海峰故意问了一句：“你们知道那个意思吗？”

没等人接话茬，他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翻译过来就是说研发中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在中国组装。以前写的可只是‘中国制造’。就这一点，中国网友已经很不愿意了。”

70后郭海峰年长又能说会道，30岁的林占鹏习惯称他“大哥”——这在中国的多数场合，是资历与权势的象征，但郭海峰没什么权势，8个月前他在西安的生意砸了，辗转回到河南，在富士康做普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来过渡的”。

作为宿舍里见过世面最广的人，郭海峰似乎对任何事情都能讲出一套粗浅的道理。关于2016年9月上市的国行版iPhone7和7 plus背面的“Assembled in China”，郭海峰有自己的解读，认为对“在中国组装”这一事实的刻意强调是对中国制造的一种贬低（一个他所忽略的事实是，在iPhone6、6 plus、5s、5c、5等更早的国行版iPhone背面，“Assembled in China”标识就已经出现）。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但是库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也跟咱中国政府承诺了，要在北京成立一个研发中心，就是‘知识产权’……像他这种总裁或者老总，能给咱低个头，咱还有啥说的，我感觉挺自豪的。”

说完，他转向林占鹏：“眼镜儿，你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吗？”

“我不关心。”或许察觉“大哥”已经喝了不少，林占鹏丝毫不想搭腔。

除了在郭海峰这里，林占鹏鲜少有其他渠道去获悉外面的世界和观点，他也没有动力到网上搜索再多一些信息以证实平常兄弟间这些谈资的真伪，有时附和几句，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听、接受。

在富士康的车间里，工人因工服颜色得以区分，“白皮儿”是普工，“蓝皮儿”是干部。流水线上，刚进入富士康的普工郭海峰是“白皮儿”，有十几名“手下”的林占鹏是“蓝皮儿”。但一下线，他们的身份似乎倒转了过来，“大哥”郭海峰从来都是话题的主导者和制造者，大家都爱“听他的”。

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话题无关真假或对错，只要使参与者能收获情感上的刺激，目的就已达成。这也是他们在枯燥、机械的车间作业后，最主要的情绪出口。如果说流水线上他们是形象模糊的“代工机器”，那这一刻，他们恢复了“人性”。

距离郑州中心城区东南20公里左右，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所在，紧邻新郑国际机场。郑州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市”，1949年前，它只是默默无闻的一座县城，因为修建铁路得以迅速发展。1997年，中原地区最大的航空枢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开通后，当地政府一直在寻找围绕机场提升经济的机会。

2010年，富士康在郑州航空港的落户，正缘于此种背景。同年，一位当地官员曾对媒体表示，富士康的到来加快了郑州航空港由“港”变为“城”的进程。

郑州富士康占地5.7平方公里，专门为苹果公司服务，现有35万名工人，94条生产线，每天生产50多万部苹果手机。成品通过停靠在郑州机场的波音747运送到全球各地。《中国经济周刊》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称，自富士康落户河南以来，手机逐渐成为这一省份出口最多的单项商品。

▵2014年9月6日和9月10日，郑州，南航河南分公司分两批把共计93吨的最新款苹果手机iphone6发往美国芝加哥

也因为此，郑州在当地人口中有了一个新的称谓——苹果城。除了物流、劳动力等优势，当地政府还给予富士康积极的政策支持。据公开报道，过去几年，郑州为富士康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工厂设施及员工宿舍，此外还给予各种税收上的优惠。

如今，富士康成了郑州市内最重要的企业之一。甚至远在好几年前，关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的招募信息，就一度被当地一线高中教师在课堂里宣介。

一部苹果手机由来自全球200多个供应商的零部件构成，组装好需要400个左右的工序。林占鹏的主要工作是为手机充电做某项检测，每天他经手的手机半成品最多时有一万多部。

这些年来，苹果手机和它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在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有时候，林占鹏和同事们会觉得与有荣焉，但产品的光环很少照耀到他们身上。

他们每天感受更多的是流水线上白晃晃的灯光。在林占鹏眼里，富士康车间就像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器皿，整整齐齐装配着大型机械和灯管，循环生产着光明制品，似乎永不枯竭。每次走出车间，抬头望到红日或者星光，他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清醒感。

林占鹏口中的“两点一线”是在流水线工位和床之间构成的，空间感因为简单粗暴的生产生活而萎缩。“6点半起来，洗洗弄弄，路上买点东西一吃，就直接上班去了，然后下班回来，买点东西一吃，躺在宿舍里边玩手机，瞌睡了手机往那儿一放，好，睡觉，一天就过去了。”他如此描述自己每日的生活。

▵富士康郑州厂区8人间的员工宿舍

不出意外，这样平淡无奇的日子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虽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要求苹果将硬件制造工作迁回美国，但从美国国内舆论及苹果公司的反应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

“我感觉特朗普的话不可信。苹果公司好像回应不会在大陆撤资，如果真要撤资的话，那就撤好了，它的成本会更高。这是国家上层政客的事，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26岁的流水线线长高峰说。

郭海峰也觉得把苹果的装配流水线从中国迁到美国不太可能。“（苹果）80%的供应链都在中国，比起河南给富士康的那些税收优惠，特朗普给什么了？”

不管特朗普的言论有多耸听，等穿越大洋来到这个封闭的器皿时，都像是强弩之末。至少在这个宿舍，特朗普的话并没有掀起太大涟漪。而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力这样的话题，他们也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

眼下最要紧的，是做好手头上的事，表现好一点儿，多赚点钱。若能获得领导赏识，被擢升为干部，当然更好。

林占鹏出身农村，大他6岁的哥哥本科毕业后在郑州卖动物疫苗和饲料。初三那年，成绩不佳的林占鹏放弃了考高中。父母勉强同意后，命令式地劝他：一定要拿到初中毕业证，然后去学门手艺。

十几年时间过去，这个身材瘦小、戴一副眼镜、不善言词的男人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富士康车间里最低一级的“干部”。

“这不是一个岗位，只能说是一个资深的干部。”他和普工郭海峰相比，没有任何底薪和加班费标准上的差异，唯一的福利，不是可以偷懒，而是“在不忙的时候，普工没有加班的情况下，干部是有加班的”。

这意味着林占鹏有更多获取劳动机会的资格，可借此赚取加班费。“日常工作日的加班，每小时是正常的1.5倍，大概每小时18块钱左右；双休日的加班费是2倍；节假日则是3倍。”林占鹏说。平均下来，他每月收入约有3000多块钱。

此外，林占鹏还要做好手下十几名普通工人的日常管理，为更高一级的“线长”分担部分工作。

这种基层管理岗位的晋升并不取决于进厂时间的长短，更看重个人表现。从普通工人到“干部”，林占鹏花了一年多时间。2014年9月，林占鹏进入郑州富士康，2015年春节刚过，他被提为“干部”。这种晋升没有明确的、定量的考核标准，但不妨碍林占鹏从此把提升管理能力当作生活中少有的一件具有方向感的事情。

“既然走这一步了，就想往上升一步，尽量努力吧。”林占鹏说。在他的认知里，工作没有是否稳定和是否有趣之分，“最根本的是能挣到钱”。

虽然在富士康的工龄只有两年半，林占鹏已算得上老人，有很多人仅仅工作几个月后就因为各种原因离开。

初到富士康时，郭海峰对车间的管理方式很不习惯。根据富士康的规定，工人不允许携带手机等金属物品进入车间；抽烟必须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区域，如果迈过黄色分界线，发现一次会被记大过，年终扣除500块奖金，发现两次将被开除，车间的课长、组长、线长三级则负连带责任，扣除部分绩效。每个车间，还有巡逻的“义警”，“查你睡觉啊、吃东西什么的”。

▵2010年8月4日，富士康郑州厂区投入生产的第一条生产线

“有时候我就想跟他（门岗）作对，带两根烟、两根火柴进去。但想想这么弄没意思，这么大人了，咱来这儿不是来图个丢人的。”渐渐地，郭海峰感觉到自己被驯服。

他将这种人生状态的变化归咎于家庭负担的转移。“年轻的时候都有理想和梦想，但是当你真正到社会上了，那些东西说白了，没有一天你弄个100块钱实在，真的，因为自己首先要生存，要吃要喝，然后呢，父母养老、老婆孩子，这些你逃不过去的。”

身为管理着100多人的线长，高峰对普工的建议是“没事不要乱辞工”，“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或者没有好的项目（生意），没有一个更好的目标的话，待在富士康也不错”。

高峰每月的工资有5000多元，对此他“很满意”。或许感觉到高中学历并不足以让他走得更远，他准备进入富士康校企联合主办的大专院校半工半读。在富士康有句口号，他想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背诵了出来：“学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人脉是金牌，思维是王牌。”不管是哪一张牌，他都想尽自己的努力把它打好。

过去几年里，高峰结了婚，买了车，还在郑州东南方向一个偏远小镇上付了房子的首付。与把富士康当作“过渡”的郭海峰不一样，他有意在富士康深扎下来：“未来两年的目标是坐到组长（线长的上一级）的位置，然后下个目标就是课长（组长的上一级）。”

进入富士康之前，郭海峰曾是北漂。

1999年，从郑州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后，郭海峰和3个朋友背着乐器到北京，住在朝阳区劲松的城中村。每天晚上6点，他都和朋友蹲在村口表演。

“四四方方那个城中村，每天晚上往里边一看，都有背着画板、画笔或者背着吉他出来的。”那是一段甘苦交织的回忆，最落魄的时候，郭海峰和朋友睡过公共厕所。

“我这几年越来越意识到，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能耐去选择北漂呢？”没多久，他就告别北京，辗转几个地方做销售。2016年夏天，因广告生意“不称心”，觉得被商人算计，他回到郑州，决定到富士康“缓缓”。

和郭海峰一样，林占鹏也是在外面辗转了一大圈后，选择了富士康。

2009年，通过亲戚介绍，22岁的林占鹏和邻村21岁的女孩结婚，儿子第二年出生。儿子一岁断奶后，夫妻俩一同外出打工。

他们的第一站选在昆山，林占鹏的二叔在那里。在昆山3年，林占鹏和妻子前后换了七八个电子厂，“有台资厂，有欧美的，也有日韩的”。他们借此感受了中国的全球化，只不过“做的事儿没太大分别”，都是流水线上随时可被替代的一环。

刚到昆山那年春节，林占鹏夫妇没回家。除夕夜，妻子在出租屋睡觉，林占鹏出门找了个网吧，一个人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

“人家都放炮了，俺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说‘你还不回来呀’，我说‘回去回去，马上看完了’，看到12点，然后回去睡觉了。”林占鹏回忆，“那滋味儿真难受，大过年的人家都是团圆，俺两口在那小出租房里边儿，也没有个电视，啥也没有，就一个灯泡。”

2015年初，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原本想回到家门口寻找生计的林占鹏，未遂后带着妻子去了上海，投奔在华硕电子厂工作的朋友。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苹果手机，当时那条流水线上流动的产品是iPhone5C。

华硕的苹果代工厂临近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林占鹏夫妇在旁边租了间房子，每月租金450元，里面除了一张不大的床和一个衣柜，只余下不到一米宽的过道。

初到华硕的生产线，林占鹏形容“跟监狱一样”，成百上千人挤在一起一声不响地做着同一个动作。

如果没有富士康在郑州设厂这档子事，林占鹏猜测自己此刻可能还留在上海。他最终选择回到河南，也是为了离家更近，从郑州驾车到他的老家长葛市仅需要一小时左右。而他现在的工作跟在上海并没太大区别，“富士康的作业，说难听的，只要你有手、脑子正常，哪个活儿都能干”。

另一个宿舍的普工李凯飞来自河南登封市下辖的乡镇，5年前进入郑州富士康。25岁的他觉得“青春都砸在里面了”。厂里到处是像他这样的青年，大多来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域，在通向高等教育的路上受阻后，汇集到这里。

高峰比林占鹏、李凯飞要更早进入富士康，可能身为线长的关系，年纪不大的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对富士康“我为公司谋发展、公司为我谋福利”一类的企业文化和口号熟记于心，并不时从嘴中蹦出。

富士康给了他归属感，也给了他荣誉感。“‘全球最大的iPhone手机生产产业园’就是我们做的，所以国外或者国内的人拿着的iPhone可能就是我这条线组装的，尤其是别人用了，感觉到苹果系统或者苹果本身确实品质很硬的话，我们很自豪的。”高峰说。

▵2015年2月13日，北京西站，来自富士康郑州工厂的1200多名职工结束在北京的进修，踏上返乡旅程

苹果公司通常在每年9月发布新产品，工人会在当年6月底开始加班加点备货，这个繁忙期一般持续3个月左右，此后的生产计划则根据市场的订单量来调整。通过生产线的调整和加班时长，林占鹏能感受到市场的态度。

2016年下半年，前3个月iPhone7生产得比较多，后3个月iPhone7 plus生产得比较多，且以“亮黑色”和“黑色”为主。林占鹏所在的生产线是负责装配“亮黑色”iPhone7 plus的，“从加班来看，我们做亮黑的一直都很忙，比那些做玫瑰金、土豪金和白色的加班要多……iPhone7基本上饱和了，销售不动了”。

“大家都对这个产品有期望值，结果没达到。”他如此评价iPhone7。林占鹏期待苹果做的产品越来越能符合市场消费者的喜好，“卖得好，订单量就大，对我来说就越好，加班就越多”。

现在，由于离家近，每到双休日，林占鹏都会和妻子一同搭同乡的车回家探望父母孩子，有时间还会亲自送儿子去舞蹈班。“我表姐加盟了一个专门教舞蹈的门店，我就想着让儿子去学学基本功，他现在上幼儿园，六一、元旦也能表演。”

上初中时，林占鹏想考艺校，“上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学校），但是家里边的条件不允许，就没有去”。他记得隔壁村子有一户人家，世代都搞器乐，大清早起来练唢呐，“现在都改歌舞团了，谁家办丧事了，我每次去就看那个敲架子鼓的人”，觉得“可潇洒”、“可得劲儿”了。

出于对器乐的眷恋和耿耿于怀，儿子有什么要求，他都予以满足——想学书法，就花钱寻个老师来；想学画画，就买些彩笔和图画本。旁边的郭海峰插嘴说：“你光花钱不行啊，你得在方法上引导，发展他的兴趣。”

“可我也不懂啊。”林占鹏答。

前些年，富士康几起跳楼事件一时在社会上引起热议。林占鹏对此看得很开，觉得在一个30多万人的大厂，难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单方面怪罪公司。他笃信一句话：“你既然改变不了，就要学会适应。”

郭海峰也持相同态度：“既然选择了在厂里上班，就要适应人家的游戏规则。”

2016年，林占鹏新添了一个女儿，妻子暂时辞掉工作回家照顾孩子。这让他开心了好一阵儿：“俺感觉吧，要是俺孩儿自己一个的话，将来如果俺都老了，俺孩儿一个人负担太大了……俺想着不管是啥，再要一个，刚好生了个妮儿，还挺好。”

“如果你有一天离开富士康了，最可能因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外边有更好的生意做，也就是说，能挣得更多。”林占鹏说，但他坦承，自己并没有计划可言。

（应采访者要求，高峰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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