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署场面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大概对近代史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过需要补充的是，
中国历史上“强国也无外交”
——那只是聘问、朝贡、理藩，是在一个依据大小强弱而定的等级制国际格局中的互动，而不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有对等权利的现代外交，用近代史学者蒋廷黻的话说，“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
在这样一个剧变面前，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思维定势需要剧烈的转变，还意味着亟须了解原本陌生的“国际局势”究竟如何，而与此同时，他们手里却没什么牌可打，留给他们的时间又是如此之少。
曾任民国外交部代理次长的金问泗曾在检讨晚清七十年的外交时说，当时丧权辱国固然是因为中外强弱悬殊，但“其时负外交之责者，不明世界大势，不谙国际公法，眼光浅近，手腕迟钝，实为外交失败之总原因”。
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不重视外交，这从晚清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规格上就可见一斑：这个1861年新设的机构
一切体例均比照清代最高政务机构军机处来设置
，并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任职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
直至1907年之前的晚清外交官群体在办外交事务时均属没有品级的“差使”，这并非他们的“本职”
——打个比方说，山东省省长被借调来去办奥运会的筹备运营工作，但他的本职是“省长”，奥运会仅是他被临时调来处理的一件事务，也没有专门的职务体系；虽然在很多年内他的主要精力可能都放在奥运会上，但他的职位提升仍体现在省长等“职缺”上。
这意味着，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心目中，
外交事务虽然重要，但却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只是由皇帝授权、指派信得过的高官兼职处理，换言之，他们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业余的”
。
与传统上泛泛地指责晚清衮衮诸公颟顸误国不同，李文杰在《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中，敏锐地将视线集中在这个群体如何从这样一种缺乏独立性、没有自成系统的上升规则的兼任状态，逐渐演化成后来具有专业精神的高度职业化新式精英的。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显然，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必由之路，因而赞许晚清培养出来的许多职业外交官，后来在民国初年都曾活跃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国力衰弱的时代尽可能地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足以证明晚清在外交官培养上的转型何等重要。
在此或许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晚清外交官起初那么“业余”呢？打造一个具备专业精神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为何就那么难？答案或许是：那确实非常非常难，因为
在此之前，整个文官体系的主导精神恰恰是反专业化、非职业化的
。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着重指出，明清时代士人获得社会权力的关键是古代经典所认可的教养，“而非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
生活在我们现代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中的人，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
：工作时间就该做工作的事，更不应混淆个人兴趣与专职。但在传统时代，这却是常有的事。
一个官员除了少量公务外，大部分精力可能都放在风雅之事上，还会将之带入公务中：晚清著名的古董金石学家吴大澄擅长篆书，结果他任官时批公文也写小篆，害得下属根本看不懂，不得不再三跑来请教。如果从行政效率的职业要求来说，吴大澄这样做显然无异于渎职，然而此事却会被传统士大夫传为“佳话”。
这种现象在宋代以降的一千年里尤为显著。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宋代政府事务日益复杂化，从事专门事务的衙门胥吏日渐职业化、专门化，他们出身微贱，但长年处理具体事务，因而熟知其中的窍门、弊端和漏洞，善于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从中舞弊取利。
与这种常任的、职业化的胥吏不同的，则是非常任、非职业化的文官群体
，其结果，是胥吏在细节事务中操纵舞弊，而上司懵然不知。
虽然一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上，士人对胥吏几无佳评，但却又拿他们毫无办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或许就在于
传统士人既不屑于细节事务的“末技”，鄙视专业化，同时其自身理想又被设定为是“全能”的
——所以有所谓“儒将”、“儒医”以及文人画，仿佛一个读书人读通经典后，即可胜任为高级将领、名医及画家，而那些专职的画家反倒不过只是“画匠”而已。
这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中，或许尚能行得通，但在社会事务日渐复杂、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就显得空泛脱节了。与此同时，
非职业化又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各个领域缺乏独立发展的内驱力
。
这方面其实最严重的不是在外交领域，而是军事。北宋以来，由于强调文官统兵，武官也须取得文资才能自高身份，常常既不安心供职，又求赏图利来补偿自身在社会声誉上的损失，“不图名就图财”吧。
表现在与外国交往时，儒臣往往也不重视外语，只用通事通译，且不说这些人在翻译时可能会做手脚，儒臣如果懂外语，还可能会被君主怀疑是里通外国。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曾指出的，当时君主的心态是“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时代的中国，无论君臣，在看待这些文化乃至军国要务时，都抱有
一种反专业化的理念，对他们而言“成效”或“效率”都是其次的
。
晚清政务也有类似情形，各部门的奏议必须由六七名堂官共同讨论，并逐一署名，其结果，正如本书所言，“为保证施政建议能得到堂官的一致同意，必然向各方妥协，牺牲建议质量，宁可守旧，不愿开新”；“任何改变成法的创举，不但可能遭到同僚反对，更可能给他人的仕途带来祸患”。
显然，
这种制度设计在意的不是“效率”，而是“均衡”，权责分散而不明朗，结果是无人负责而权力分散，使皇权不会受威胁
。不过，从前代历史来看，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即出现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相”，由少数关键人物以极强的政治意志和权力，摧毁同侪之间的合议性，而单独决定政治进程，但
这种“效率”却又往往是以擅权为代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