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之间,先生百年人生玉成的善良、智慧和正气将永远开悟与润泽后人,先生的生命将在她的著作中延续。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
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
《我们仨》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出版
Kindle电子书上线
1998年,钱锺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当时已92岁高龄的杨绛在书中以平和笔调记录了她与钱锺书及女儿钱瑗相守63年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与她一同沉浸于苦难与幸福、快乐与忧伤交织的人生实境中。书中同时收录了三人往来的文字、书信及图画,不仅如梦似幻地道出挚情难断的依恋,也在清丽幽默的文字中浓缩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在《我们仨》的最后,杨绛写道: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终于结束了孤独的寻觅,踏上归途,享年105岁。
“我们仨”再也不会失散了。
抗战胜利后,约1946年,摄于上海。从左至右杨绛、钱瑗、钱锺书
以下文字片段,摘录自2011年杨绛先生百岁诞辰前夕,《文汇报•笔会》主编周毅对杨绛先生的书面采访,发表于该报2011年7月8日。采访文字征得杨绛先生同意,收入《杂忆与杂写:1992-2013》(三联书店 2015年4月刊行)作为“代前言”,有删节。
七月十七日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地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七月十七日是我生日,不是比十月十日早一百天吗?
……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
……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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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锺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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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
我对这部小说(按:《堂吉诃德》)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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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按:《斐多》),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一九八九年冬与钱锺书在北京三里河宿舍院中散步
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
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绝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