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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前坐者）与周佛海（前左一）、戴笠（后左一）及卫队成员合影

“军统前身”不能与“力行社”画等号

　　“军统”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于1938年，由于组建于“力行社”(全称“三民主义力行社”)解散之际，故而在不少历史类著作中都认为“军统”前身就是“力行社”，同时也有说“复兴社”或“蓝衣社”。

　　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埔生藤杰、贺衷寒、康泽等人有感于党政日趋腐化，决定组织一个以黄埔生为主，效忠于领袖(蒋介石)个人的秘密团体，这就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吸收成员采取递进制，即先入第三层组织（“复兴社”），再入第二层组织(同志会)，最后才进入核心“力行社”。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即“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它最诡谲之处在于，基础组织中除了干部外，一般成员根本就不知道有上层组织的存在。

　　那么“蓝衣社”又是怎么回事？无论是在日本方面或是中共方面的史料记载中，“蓝衣社”或“蓝衣党”都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所指的其实就是“力行社”。这个“蓝衣社”之由来，其实与醉心于法西斯主义的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刘健群有关。早在“力行社”成立前的1931年，刘健群撰写了名为《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

　　“力行社”成立后，刘健群对他的“蓝衣社”之梦念念不忘，他在建社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中提出“主张别组一‘中国国民党蓝衣社’，重振党纪，重建民心，庶几党国有力，而敌寇可御”。尽管效仿褐衫党“着蓝衣”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正式采纳，但刘健群我行我素，继续散发《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还将这行动付诸实践。“力行社”的下线组织“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华北活动时期，自任“总队长”的刘健群指令“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成员们一律着蓝衣进行活动，导致一时间“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的消息广为流传，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震动。此外，一个名为“革命救国团”的团体在1933年编写过一本《蓝衣党的罪恶》，书中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之外另组“蓝衣党”，并要以“蓝衣党”消灭国民党，质问蒋介石“何以先生以中央领袖，而在党外组织蓝衣党，以破坏国民革命？”

　　“蓝衣社”本身是个误会，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蓝衣社”(“力行社”)性质的认定，并不认为其是国民党中的组织，而是一个“欲消灭本党(国民党)”的“新党”。

　　“力行社”与后来的“军统”的确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不能说“力行社”就是“军统”前身。

自成体系的特务处

　　“军统”的前身是什么组织？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当事人——无论是国民政府解密的官方档案，还是如沈醉、陈恭澍等“军统”大佬的回忆录，“军统”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戴笠的崛起史。

　　根据戴笠的学长文强等人的说法，戴笠在黄埔军校期间就是个“包打听”，特务工作从个人单干做起。当然回忆录只能作为参考，从更严谨的角度出发，“军统”前身则要从一个叫“密查组”的小团体算起。1927年春夏之交，“清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在激烈的斗争中，特务工作也有其滋生之土壤。6月，密查组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设址南京老虎桥27号，组长由黄埔二期生胡靖安担任，五期生萧烈任副组长，下设总务、侦缉、审讯三科，成员有徐志强、戴笠、黄安禄、许忠五等十余人，主要由黄埔生任骨干，负责收集各地军情然后呈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过这个密查组存在的时间很短，随着同年8月13日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密查组亦随之解散。

　　组织名义上虽解散，但胡靖安、戴笠等成员却一直留在上海继续为蒋介石效力。等到蒋介石于1928年1月通电复职时，又准备重设密查组，但此时组长胡靖安已赴德留学，蒋便令戴笠以“上尉联络参谋”的名义继续组织工作，正式开启其双面人生之起点。时逢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这个组织主要职能针对张作霖、张宗昌等北洋军阀的动态。当时密查组的成员仅有戴笠、徐亮、唐纵、王天木、周伟龙等十余人，所以后来“军统局”的官方史料将这十余人视为“军统”开山元老，称之为“十人团”。

　　与其说“十人团”是国民党中的组织，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的私人团体。因为自成立之日起，它就与蒋的宦海沉浮紧紧绑在一起。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期间，他们帮助蒋介石掌握军阀的动态，对党内政敌亦进行情报或策反工作。1931年12月，蒋介石受“九·一八事变”之影响，遭党内政敌围攻而“下野”。去职前，他命戴笠将“密查组”改为“联络组”，一方面联络黄埔学生，另一方面侦探各方事态。不难看出，无论蒋介石在朝在野，戴笠的这个小组织始终对其忠心耿耿，等到1932生3月蒋氏再度出山，“联络组”开始改头换面，朝着正规化的路上迈出一大步。

　　正如前文所言，蒋介石在1932年复出时，藤杰等人组建了“力行社”，蒋介石担任社长之职，而“联络组”的戴笠等人也在“力行社”成立之初参与其中。

　　从4月1日起，戴笠领导的“联络组”扩大为“力行社特务处”，也称“情报处”，这也是不少人认为“军统”前身是“力行社”之原因。实际上，戴笠的特务处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它们有自己的沿革且一直独立行事，并非实质上的从属关系。归根结底，“力行社”也是个非正式的秘密组织，特务处仅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经费是由“力行社”补助，每月亦不过几千元，对发展组织造成很大障碍。为解决经费问题，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调查统计局”，这个机构下设两个处，特务处被划归该局，设为第二处。在政府机关下的机构可以正式领预算，经费问题便有了着落。

抗日锄奸与暗杀异己

　　特务处处长戴笠负责综理全盘业务。

　　正式成立后干的第一单就搞了个大新闻。“七七事变”前，中日全面战争虽未起，但双方已是谍影重重，日寇在各地的特务活动尤其猖獗。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即在冀东设置特务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机关长，到处勾结失意政客，密谋效仿炮制伪满政权之方式制造“华北国”。这次被日军选中的是北洋时代在湖南恶贯满盈，在民国烂人榜上能排得上号的军阀张敬尧。日本人为他提供了1000万元的活动费，让他在北平一带举行武装暴动。这一消息很快被特务处侦知，并密报给时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得知此阴谋后，何应钦即与特务处华北区特派员郑介民商议对策，决定“制裁”张敬尧。

　　“制裁”是“军统”常用的术语之一，即刺杀之意。当得知张敬尧藏身于中国人难以管理的六国饭店后，王天木、白世维等人潜入饭店，摸清了张敬尧的住所。5月7日这天，白世维发现张敬尧后随即拔出手枪对其连开3枪，张敬尧胸部连中两弹，送往医院后即丧命，而白世维等特工则在成功刺张后全身而退。

　　当时日伪在中国设立的汉奸组织多如牛毛，例如“上海市人民自治促进会”“中日满文化协会”“大光社”“大亚细亚同盟会”等组织均被特务处侦知，但因取证困难，一时未采取行动。不过在证据确凿或影响恶劣的情况下，即使涉及日籍人员，特务处也照抓不误，例如郑州通商东巷9号的敌伪特务组织“文化研究社”因被戴笠掌握实际证据，于1937年1月14日被捣毁，社中的日籍成员山口勇男被抓获。

　　涉及日籍人员的还有藏本事件。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副馆长，1934年6月9日突然“失踪”，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跑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大吼大叫，声称藏本已被抗日分子击毙，日本大使馆也发出强硬照会，限中国于48小时内找到藏本，同时将军舰集中于下关江面，一副随时准备开战的势头。国民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不知所措，倒是戴笠立即采取行动，他判断藏本6月8日还在南京，仅隔一天即告失踪，不可能走远，极可能就潜藏在南京近郊紫金山一带，于是立即下令搜查。果然13日午后，特务处人员在明孝陵附近寻获藏本，并将其送至外交部。既然人已找到，日本也不好再挑事，这场国际风波遂告平息。

　　对于日伪汉奸的打击和破坏，特务处的确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但不能否认，这种特务组织正如一把双刃剑，在对付国内不同政见者时，它们也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案例，例如震惊国内的杨杏佛案。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杨杏佛怎么说都算是“党国元老”级的人物了，但他在政治上确与南京政府水火不容，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坚决反对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监禁爱国人士。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驾车外出，途经上海亚尔培路时，被事前潜伏的特务开枪射击，杨杏佛与司机身中数枪，不久身亡，杨小佛腿部中一弹，幸免于难。这次负责刺杨的正是特务处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凶手一共6人。刺杨案仅过去一年半左右，戴笠手下的特务又在1934年11月13日杀害了著名报人、民主人士史量才。杨杏佛案和史量才案引起各界人士的愤怒，不过当时人们不了解特务组织情况，只说是“蓝衣社特务”所杀。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第三党）、杨杏佛（第三党）、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对于中共，特务处取得的成果相当有限，这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中共自身谍报工作就相当厉害，特务处虽强，但并不能捞到多少便宜。其二，蒋介石对中共及党内政敌等国内工作，主要由“CC”系的“调统局”第一处(即后来的“中统”)负责，特务处也没有多少插手的余地。直到两统正式成立后，还一直延续着“中统”重心主内，“军统”重心主外的特点。

“西安事变”是条分界线

　　特务处对中共固然难以造成致命打击，但情报工作做得不差。1936年特务处至关重要的成果就是针对中共、东北军及陕军的情报工作。当年6月，在甘陕地区作战的红军曾派遣李克农潜入洛川第67军军部与王以哲、张学良密谈，达成和平协议。事情虽然隐秘，却没逃过特务处的眼线，戴笠得此报告后，立即上报给蒋介石。另据文强回忆，“西安事变”前夕，戴笠手下已从张学良身边亲信处得到“兵谏”的风声，并通过戴笠之手紧急呈报蒋介石。不过“蒋得知后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决不会出此异谋”。万万没想到，12月12日，兵变就在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了。

　　文强说，在“西安事变”爆发的三四天内，“戴笠哭丧着脸，围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焦虑中的戴笠甚至生出奇思异想——即寻找能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爬越城墙救出蒋介石，可惜这不是武侠小说，没用。随着宋美龄等主和派发声与各方势力的调解，“西安事变”竟开始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听闻宋氏兄弟决定飞往西安，戴笠自告奋勇同去，据说上飞机时，他还暗藏了两支枪。

　　“西安事变”如一条分界线，在这个过程中，“力行社”发生分裂，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力行社”的骨干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都站在了宋美龄的对立面，坚决主张讨伐张、杨。时任“复兴社”南京支社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小组长黄家驹道出了“复兴社”在此事件中的致命失误——“复兴社”“在事先既无一纸报告所谓张、杨叛变的消息，没有尽到防范未然的责任。”

　　反观戴笠的特务处，早在夏季就已得到张学良与中共密谈的情报，事变前夕及时将兵谏消息告知蒋介石，只是蒋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说服张学良，才导致身陷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为“救驾”费尽心思，最后还与宋美龄一起亲赴西安，这些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一书中，提到了戴笠的名字并有所表扬，更使戴笠引为不世之荣宠。尽管特务处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两者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天差地别，所以戴笠的崛起与“力行社”之衰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军统局长”并非戴笠

　　“七七事变”后，特务处全力投入抗战，一系列锄奸行动对与日军合作的汉奸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戴笠与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合作，组建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投入对日作战的战场。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特务处迎来了飞跃性的发展。

　　193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大力扩充特务组织的主张，最终决议将原属于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维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名不变，简称“军统”，其班底为戴笠的特务处人员，职能侧重于对外抗战。同年8月，“军统局”正式挂牌成立。

　　至今为止，很多人认为戴笠就是“军统局局长”，实际并非如此。戴笠虽深受器重，但要作为“军统局局长”还是资历不足，所以局长之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主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担任副局长，但掌握实权，“军统”上下皆以其为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就在“军统局”成立的同时，“力行社”也宣告解散，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