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山东青年于欢“刺杀辱母者”一案，甚嚣尘上，凭借踩痛整个中国社会神经，成为影响力超10亿人次的全民事件！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中国社会巨大的不安全感！
2017年的3月真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不安全集中爆发的多事之秋，先是一连串的房价暴涨及限购政策，让北上广精英发出阵阵哀嚎：社会阶层固化，无论你多么努力都比不过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没有房就意味无法体面的生活，无法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为老人提供可靠的医疗…
正当伤心欲绝的一线白领们要重弹“逃离北上广”的老调，突然爆裂而出的“刺杀辱母者”事件又让一这个选择变的十分可笑—如果说前者只以为丧失了更好的生活的可能，而后者则意味在公共环境更为糟糕的基层你或许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收到保护，在被反复逼迫忍无可忍之后，挥刀为己一战！
当中国社会走到，连财产，尊严甚至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的这一步的时候，群体的不安全感就可想而知了！
对应这种集体的焦虑，咪蒙曾写过一个脍炙人口的标题叫做《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在直接粗暴的主题背后所指的是一个简朴的道理即：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一条属于所有人的幸福之路了，有的只是少数人的出路！
当然，群体性的致富是不可能的，但当在丛林里的生存变的越来越艰难，抱团取暖就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如标题所说，社会越是动荡不安，大众越应该拥抱彼此，互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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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越是万恶的社会，越是人人自危，在极端的恐惧之中会凸显人性丑恶自私的一面，此谓之经济学中人为皆为理性而自私的判定；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但在真实的人类进化史中，一群完全自私、各自住在自己洞穴中的个体，比那些学会合作的群体难以生存得多，互助利他，是一种通过局部的付出换取整体存活下来的群体策略；
而今天当下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经济下行，百业萧条，房价高畸……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会因为个人乃至家庭的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的高压， 以各种形式进行互助抱团，其中强调“利他”的网络互助是倪叔尤为关注的一种模式。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提案：鉴于网络互助在解决因病致贫、精准扶贫和社会创新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建议有关部门对网络互助这一新兴行业进行整体调研，促成其规范发展，让网络互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
而人大代表之所以如此推崇网络互助形式，究其根本，原有的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两种模式不足以撑起社会全部的保障需求，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在逐渐完善，但是“一人生病，全家返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现象每天都在各地上演着。
2016年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统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患大病的和患长期慢性病的贫困人口疾病负担重。有的人群即使暂时摆脱了贫困，也往往因为患病而再次返贫。
为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许多人选择向网络求助，这也催生了网络慈善的发展。但是，网络慈善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保障缺位的问题。况且网络求助往往真假难辨，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的“罗一笑事件”，最初只是爸爸为白血病女儿卖文募捐的小事，却牵连上“商业推广”“欺诈”等一系列问题，最后连民政部门得不得不介入调查——罗尔事件，不但影响了网络慈善的公信力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而相比于“单向捐助”的网络慈善，强调利他互助，可以实行“双向共赢”的网络互助更值得借鉴与推广！
所谓网络互助，它是一种原始保险形态与互联网结合，利用互联网的信息撮合功能，会员之间通过协议承诺承担彼此的风险损失。
以倪叔所熟悉的17互助平台为例，用户在网上自助付费申请加入社群，当任何一个加入社群的会员发生重大疾病或者意外事故后，只要符合公约规定的范围，即可获得其他会员无条件的捐助。 例如，某会员患重大疾病需要给付30万互助金，如果有100万会员，每人无条件捐助0.3元。
而这种“一人有难八分支援”的模式，迅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目前，我国网络互助机构大约有120家，而像17互助一样运营比较规范，且具备有一定影响力的机构有10余家。
它兼具了慈善、保险、医疗、救援等各种社会公共渠道，也是对国家社会保障与求助制度的重要补充——相比于个人偶发性的求助，网络互助是一种集体性的互助行为，通常是由特定的互助机构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运作，将粗放的通过熟人帮忙，变成具有较强的风险防御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网络互助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是总体而言是以公益性为主，其利润也远远低于商业保险。购买商业保险要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并且对年龄、健康等方面设立了一定的条件，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各种求助五花八门，十分复杂，大多是偶发性的，并不一定适合商品保险定制的某个险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17互助创始人高竞表示： 网络互助这种“低门槛、后付费”模式的背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性善心循环，借助互联网的信息撮合功能，连接广大社会群体，通过社会大众互帮互助，将慈善众筹的“单向捐助”变为“双向共赢”，从而降低保障成本，提高了社会保障整体额度，具有“普惠万家”的社会意义。
虽然，自网络互助诞生已降，历经了舆论的非议与监管的重压，但依然可以凭借非常低廉的获客成本快速成长，究其根本还是其背后对应着巨大的社会结构需求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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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点对点的个体慈善，到群体性互助，网络互助的利他基因为其在中国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西方的社会结构，像一捆捆扎清楚的柴，人际关系就像是“柴束”中并排平行束在一起柴枝一样，平等而简明。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石子投在水面上，一圈圈荡漾开去又互相叠加影响的水轮。因而中国的人际关系有鲜明的“圈子特征”，以家族为核心，你的人脉、人情构成无数圈子，你做不同的事要动用不同的圈子。
相比个体偶发的传统慈善，以圈子为互助单位的网络互助，无疑更适合中国的文化土壤。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各种民间互助组织也早已经证明了这点。
在中国社会的集体安全感越来越低的大趋势之下，只要跨过了合规化这道槛， 网络互助模式在未来的中国必将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