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气温升高，手指敲击键盘的动作开始略带粘腻。想起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你抬起头，看到水蒸气从不远处的稻田缓缓升起，但是你听不到那些水牛合时宜地哞哞轻语，而是现煮咖啡在咕噜咕噜冒泡，打印机时不时的嗡鸣，还有旁边会议室里那个狂甩业内术语的熟悉声音，不绝于耳。
如果你端坐在公司隔间的办公桌前看到这段话，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藏在稻田和水牛之间的Hubud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
Hubud是“Hub-in-Ubud”（乌布枢纽）的缩写，坐标定位在巴厘岛的乌布，距离那里赫赫有名的猴子森林只有100米。这个由竹子和树木搭建起来的房子是全世界范围内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以及小微企业家的乐园，他们在这里租用桌椅，共享打印设备、咖啡机和一个布满豆袋懒人椅的美丽花园，对了，还有猴子们。
虽然Hubud看起来还像一个异类，但是类似于它的共享工作空间事实上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当然，直接推动它们发展的是那些成群结队，抱着电脑，苦苦寻觅网络信号，在地球各个角落游荡的远程工作者。
游民Pieter Levels，图片源自the guardian
就像Pieter Levels，一个从事软件开发的荷兰人，但郁金香和风车并不是他生活中的常客。相比于工作时间的技术宅，Levels却更像一个游牧民，从新加坡、香港、东京、台北到马尼拉，他轻装上阵，抓起背包，说走就走。Levels说决定他行踪的因素只有WiFi网速、平均气温、异域食物和生活成本，基本上和他手头的工作毫无关系。说的也是，当你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充实大脑就能赚钱养家，在哪里施展拳脚有什么不一样。
足迹遍布世界，逐WiFi而居，这些精力充沛的人们并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者，而是“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
在《4-Hour Work Week：Escape the 9-5，Live Anywhere and Join the New Rich》一书中，Timothy Ferriss描绘了一幅醉人图景：那些皮肤被阳光上好完美古铜色的新一代企业家。Ferriss笔下的新贵群体利用他们工作上奢侈的独立性，沉溺于旅行和探险，将那些他们早已见怪不该的物质财富冷落一旁。
对于那些现在正在路上的奔走的“数字游民”，这些美好的形容估计只能作为其中一类群体的肖像画，而非群像。比如电子书设计师Janet Brent就是一个例外。她曾对the guardian的记者坦言，很多人误以为她周游世界无忧无虑，但是事实上经济因素是她决定目的地的最重砝码。“我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在一个地方租个房子安顿下来，而是永远在路上，在世界各个角落短暂的停留”，Brent说。并不是只有做足资本原始积累的人才能带着工作周游世界，那些依然受物质财富牵绊的，也可以是“数字游民”身份的绝对拥护者。依据AfterCollege网站的调查，大约有68%的千禧一代承认在求职的时候如果看到远程工作的条件，他们会很吃这一套。
数字分析师Mary Meeker定义了“轻资产一代”（the asset-light generation），他们用数字化的方式获取文件、音乐、电影以及其他媒体，而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这样的词汇可以用来形容年轻一代消费者的独特价值观：偏爱于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与其奢望黄粱一梦般的房契，airbnb的交易凭证显得更加唾手可得，和世界共享至少好过两手空空吧。
不仅千禧一代，所有认同这种消费态度的人们逐渐接受这一种轻盈的生活方式。此外，世界范围内的工作便携化趋势，使得通过信息化设备进行远程工作成为可能。加之共享经济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电子工具被人们掌握在手，游民身份不仅仅是网站设计师和自由撰稿人的独家福利，甚至覆盖到时尚设计师、营销人员、医生和交易员身上。一项2015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仅在美国，就有37%的工作者宣称自己正在远程工作，这一比例在10年前还只是9%。而DNX Global在同年的报告更是大胆预测，到2035年，全球“数字游民”的人数将超过10亿人。
2。
当旅行者降落在曼谷、香港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多半会把大包小包甩在酒店的行李架上，然后瘫倒在旁边的床上登录TripAdvisor或者大众点评，手指纷飞，津津有味地寻找热度不减的游客集中地或是可以一饱口福的当地小餐馆。但是“数字游民”们并不能这么任性，刚刚来到新环境的他们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时间打点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哪里有实惠不坑人的饭菜可以填饱肚子，方圆2千米哪个咖啡馆WiFi信号最强烈，以及如何说服自己长期忍受那个斤斤计较的Airbnb房主。
但是这些挑战让“数字游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的另一面。几次到当地医院或者自助洗衣店的的拜访，或是跟Airbnb房主大吵一架，这些经验能够带给“数字游民”在国家博物馆里看不到的风土民情。
虽然当游民们面临琐碎的当地生活时，可以用这些糖衣炮弹安慰自己。然而有些时候，特别是当“数字游民”们苦苦飞行16个小时，就是为了从一个星巴克搬到世界对面的另一个星巴克，他们可能会质疑自己的选择是否必要。
有时候“数字游民”们苦苦飞行16个小时，就是为了从一个星巴克搬到世界对面的另一个星巴克”，图片源自the guardian
那段和星巴克跨越千里的重逢桥段出自Bryce Adams和他的几个同为游民身份的朋友。就职于一家80%的员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WooThemes公司，Adams坦言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尽管常常在Instagram上抛出战线从曼谷拉到首尔的美食探险，但是他也承认“数字游民”的生活中不是没有失望。在接受the guardian采访时，Adams表示他的工作地点并不是热带绿洲中的某一棵芒果树下，而是那些全球化城市里的小角落。别想那些异域风情的原住民小屋和海滨咖啡店了，持续不断的空调冷气和给力的网络信号才是硬道理。并不是他不能将就，而是宽带密集型的工作和娇气的电子设备让他不得不把这些工作条件放在完全的自由之前。
把握生活、旅行和工作的平衡是每一个“数字游民”遇到的难题。这句话也是Karin Christen的肺腑之言。她是一个设计师和网络代理公司required+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一个在博客上忠实记录自己生活的“数字游民”。Christen感叹，当你选择这一身份那刻开始，你就将办公时间这一概念说再见了，和老板、客户与同事总是处在不同时区可不是那么有趣。如果经历了一晚上工作上的狂轰乱炸，似乎很少有人还能有精力好好享受第二天的瑜伽、徒步或是潜水训练，我想一节清晨海岸边的冥想课已经是极限了。
英国卫报的记者Anna Hart分享了自己一段不那么成功的游民经历。在几年之前，6周的蜜月时光让她有机会一边云游东南亚各国，一边进行断断续续的工作。“我并不介意时不时地早起，趴在房间或者海边小屋通过Skype进行线上采访，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们这段漫长而舒适的假期能够在经济上成立，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度工作狂呢。”但是这种平衡貌似没有保持多久。“6个月那样的生活真的足够了”，Hart随后坦白：“在异国他乡工作的自由固然是令人兴奋的，但是这种新鲜感迅速变质成脱离感、乏味和寂寞，特别是当WiFi信号不佳时，还会特别沮丧。”
Anna Hart短暂地体验了一把游民生活，图片源自The telegrap
3。
这些获取“数字游民”身份过程中的重重考验是Hubud诞生的原因。
Hubud的创始人是加拿大人Peter Wall和澳大利亚人Steve Munroe，Wall是一名视频记者而Munroe之前为联合国工作。这两个不搭嘎的人在七年前相遇于乌布，他们都带着自己年轻的家庭，同样被这里知名的私立国际学校Green School所吸引，而且一致认为“我们整天在家做的那些自由工作者的事儿，并不那么有趣。”
随后，收集了25个创始成员的投资，他们建立了Hubud的第一个共同工作空间。当然这群数字游民的需求层次不仅仅停留在超高速宽带上，随着那些讨论会和社交活动的欣欣向荣，游民可以在这里共同工作、生活甚至是学习从编码到商业指导的成人课程，Hubud渐渐形成了一个社群。“之后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出现在这里。虽然从未想过这里能够成为那些独立工作者的麦加圣地，但是我们做到了”，Wall自豪地说。
Hubud的共同工作空间，图片源自littlestepsasia.com
Hubud，图片源自indonesiaexpat.biz
对于当地生活的缓慢适应，工作和生活的把控困难或是同熟悉过去的疏离感让“数字游民”越来越渴望抱团取暖，分享经验。除了类似于Hubud的共同工作空间，游民村（Ditigal Nomad Retreat）应运而生。比如Roam、Hacker Paradise、WiFly Nomads等一系列公司，提供的服务类似于Airbnb，但是考虑到游民们的工作需求，他们专注于打造“workation”（工作度假）的概念，帮助这些“数字游民”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旅行、生活和工作之间。
成立于2015年的Roam公司在全球有好几个驻点，从伦敦、东京、巴厘岛再到迈阿密和旧金山。花费500美元，游民们可以在Rome全部5个据点中拥有一周舒适的房间，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共享这里的极速WiFi和公共空间。工作生活之余，还可以参与社群中的聚餐和集体活动。在Roma做一个脱离大部队的云游侠，不妨碍游民们享受群居动物的生活方式。
Roam，图片源自CNN
Roam在东京，图片源自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