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报告 | 全国律师业务：非诉业务人均锐减4.4件！“内卷”成常态？

2024年，是否是中国律师行业最艰难的一年？

在业务端，今年诉讼业务增速低于2023年，非诉业务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因为受调控影响，不及往年。与此同时，律师人数保持高速增长，行业内部竞争愈发激烈。行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内部总体已经呈现出边际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体律师劳动力所得显著下降的现象。

法律服务市场现状如何？业务未来增长的方向在何处？内生式发展会成为常态吗？

诉讼业务作为律师行业较为传统的业务，伴随着人民法院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进程，在业务市场、竞争态势等方面不断变动。

在业务市场方面，因2023年经济复苏，各类经济活动、社会活跃度增加以及法院将诉前调解案件纳入统计范围等原因，2024年法院受理各类案件的增速不及2023年，但总体数量仍保持增长。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24年1-9月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来看，今年前9个月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共3597.3万件，同比增长5.78%，低于2023年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同比增速15.62%。其中，诉前调解成功案件1020.4万件。

诉讼案件增长率对比分析

2024年前9个月，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分别为51.5万件（下降4.83%）和731.3万件（下降7.56%）。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的大幅下降与法院案件处理方式的优化、源头治理的重视、以及法院与其他部门合力加强预防与化解工作有关。

刑事案件方面，前9个月案件数量为128.2万，同比下降0.36%，案件构成呈现出明显的趋势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减少，轻微犯罪案件则呈现上升趋势。2024年截至9月，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9.74%，重刑率也从去年同期的8.04%下降至7.1%。从法院的收案情况来看，侵犯公民隐私（受理的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案件）、危害税收征管以及开设赌场等犯罪类案件的增长尤为显著。

民商事案件方面，前9个月案件数量为1569.4万同比增长2.78%，其中破产清算 ^[1] 案件、劳动人事案件数量呈现显著增长态势。企业在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和外部环境动荡的双重压力下，面临经营困难，陷入运营低谷，内部面临多方面的困境，从人力方面尤其体现。其他运营风险也在合同的签订与执行、公司治理结构、知识产权的维护、国际贸易往来等多个领域得以显现。

民商事部分案件增长率对比分析

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个人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婚姻家事、劳动人事案件上尤为显现。

在竞争态势方面，律师群体内部竞争激烈。2019年至2023年期间，律师代理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数量由607.5万件增长至983.1万件，增幅为61.8%。但同期律师人数也从47.3万增长至73.1万人，增长超过50%，人均办案数量增长不到一件。

外部竞争方面，律师代理案件比例逐年升高。2019年至2023年期间，民商事案件上律师代理案件占比由29.6%上升至41.2%，刑事案件从55.4%上升至73.0%；行政案件从27.3%上升至44.7%。

民商、刑事、行政案件数量与律师代理占比

在非律师代理的诉讼案件中，除了被民诉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三类人员代理外，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是，法律咨询公司通过与律师、律所、企业合作，变相承揽诉讼业务，实质性挤压诉讼案件市场份额，尤其是在劳动人事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两类案件上。

目前，通过爱企查系统以“法律咨询”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经营范围中包含“法律咨询”的公司已超过50万家 ^[2] 。而相对比，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仅为4.3万余家。尽管目前法律咨询公司处理案件类型主要限于上述诉讼业务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类低端非诉业务，但其数量上的压制，已成为律师群体不得不重视的主要竞争对象之一。

今年5月，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宣布联合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题调研，目前调研结果尚未发布，法律咨询公司是敌是友，未来与律所的竞争格局将走向何处暂不能知。

近5年，企业对法律顾问业务的需求稳定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19年到2023年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家数逐年增长。非诉法律事务因为经济环境、政策变化呈现较大波动，于2020年与2022年分别减少7.77%以及15.68%。咨询和代书业务数量因为替代性法律服务商例如法律咨询公司、法律文档自动化公司的出现而主要呈现下降趋势。

律师非诉业务数量

高端非诉业务，寒意凌冽。2023年起，受宏观经济与微观调控的双重影响，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审核流程紧缩，监管机构对IPO的审查标准日益严格。伴随“827新政”、“315新政”以及新“国九条”等监管政策的相继出台，众多计划上市的企业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巨大的资源投入后，仍面临上市失败的挑战。

对律师行业而言，IPO业务持续大幅减少，行业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律所转向开发与内地上市业务紧密相关的新型法律服务领域，比如金融证券监管等，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并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2019年至2024年1-11月A股中企IPO态势

相对比，2024年中企境外上市，明显升温。截至11月，赴香港与海外上市的中企数量为109家，超过近两年同期水平 ^[3] 。其中，57家企业选择赴港上市、52家企业选择美股上市。除了减息周期的原因，中美关系持续影响企业境外上市兴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香港成为中资企业IPO的首选市场。但基于美国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仍有许多公司考虑在美上市，尤其是尚未录得盈利的企业及高科技企业。因此，在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变动，对赴外上市业务维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更为合理。

与此同时，并购重组作为IPO的替代方案，成为企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退出的热门途径。自2023年9月2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并就《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以来，政策层面对并购重组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A股市场的并购重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2019年-2024年1-11月中企并购市场宣布交易态势

在跨境并购市场方面，全球高通胀、高利率、政治等宏观因素叠加并购后整合效果不佳，中企参与跨境并购目前依然保持谨慎态度。安永发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海外投资概览》显示，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204亿美元，同比下降29%；中企宣布的并购数量为313宗，同比下降17%。

股权投资市场方面，降幅出现收窄趋势。根据清科研究，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和规模分别为2777只、10142.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9.2%、26.0%。投资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案例数共5494起，剔除极值案例后披露金额3778.79亿元，同比降幅分别为28.3%、28.6%，较上半年有所收窄，第三季度投资金额环比微升。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今年发布《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显示，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受理IPO项目中，约有65%的企业在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条款。

在当前IPO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和并购市场尚未完全活跃的背景下，回购权为VC和PE提供了重要的退出机制。但在大部分企业都将逐渐面临退出压力的当下，过高的回购权比例将持续影响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可持续性，企业创新热情持续遭受打击。

在律师人数方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律师人数从47.3万增长至73.1万人，增幅为54.5%。2024年9月6日，国新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提到截至目前律师是75万人左右,已经超额完成司法部22年发布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的75万的规划。

在业务方面，2019年至2023年，全国律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从1124.5万件增长至1459.8万件，增幅为29.81%，远低于律师人数增长。五年间，律师诉讼业务人均办案量增长不到1件，而非诉业务下降4.4件。律师行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内部总体已经呈现出案少人多、边际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体律师劳动力所得显著下降的现象。

律师处理案件数量与律师人数

内卷作为一种现象，最早尤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从艺术的角度提出，指一种由过度精细化造成的单调复杂。在戈登威泽的理论上，另一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分析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中，将内卷定义为“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是自己内部更加复杂化”。

对于律师行业，在前期市场空间较大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增加使得行业自发进行内部的组织优化、分工细化和专业化提升，这样“精耕细作”的服务模式维持了行业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但在目前市场空间逐渐变小的过程中，行业内部劳动力过密增长开始导致激烈竞争，出现竞争主体相互倾轧、自我内耗的现象，稳定现状岌岌可危。

因此，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探索下一阶段行业的新增长路径，是当下律师行业的必然阶段。

2024年，中国企业的出海浪潮迈入4.0时代，是全球产业链重组下一场深刻的全球化再平衡。

今年以来，我国在货物进出口数据以及对外投资数据方面，态势良好。在出海目的地方面，东盟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其次为欧盟与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上，作为中企出海桥头堡的香港占比继续领跑对外投资目的地。

与此同时，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烈度依然极高不下，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为中企出海带来大量不确定性。美国方面，自2018年以来，对华制裁法案和政策工具箱涵盖了多个领域，千余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制裁或列入制裁名单。

被美国制裁和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

欧洲方面，政治极化现象凸显，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12月16日，欧盟在通过第15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时，宣布对7个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成为欧盟第一次对中国实施的“全面制裁”。

出海4.0时代，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不再是线性的单一问题，而是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多维度挑战。一方面，传统的法律服务如反倾销、反补贴、对外投融资、并购重组、关税等，呈现愈加复杂的情况。例如，“美墨加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条款修订将对部分中转贸易产生影响。

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小民营企业出海的数量大幅增加，律所需要应对更为及时、细节以及分散的需求。例如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企业提起的“附表A”案件数量影响着数千家中国的跨境电商卖家。而目前，较少律所涉及此类业务，大量业务流向与美国律所合作的法律咨询公司。

同时，律所在协助企业进军新兴市场时，逐渐扮演更多的角色，律所将需要提供从市场调研、公司注册、牌照申请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全方位服务。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法律服务，确保企业能够更加顺畅地在新兴市场中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是简单的概念创新，而是意味着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同样需要关注的是，在发展范式转换的情况下，高端技术面临的国产率不足问题，对此政治格局、法律秩序亦“置身事内”。

在转型大潮中，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数字治理与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的增长引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3.9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攀升至42.8%。在这片蓝海中，数字治理领域的法律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潜力巨大。随着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围绕数据主权、数据要素市场化、数字资产保护等核心议题的法律服务需求正在快速涌现。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已然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描绘了宏伟蓝图：到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

作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的核心力量，律师行业正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的全链条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截至2023年底，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约98.4万人，同比增长1.5%，其中，执业专利代理师为34396人，同比增长9.7%。法律服务持续对于知识产权转化起到的支撑作用，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的增长足以证明。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企业快速增长下带来的法律服务机遇，主要涉及数字治理与知识产权。2023年8月15日，全球首个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 AI）的治理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该法规与《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在Gen AI治理方面的初步法律框架。

《暂行办法》在监管Gen AI服务时，遵循了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的原则，以服务提供者为监管重点，明确了包括算法、内容、知识产权、训练数据和数据标注等方面的合规要求。尽管目前Gen AI服务的业务数量尚未大规模增长，但《暂行办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在Gen AI治理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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