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肖旭
不管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莎悲剧》)，它们都是中古以来源远流长的脍炙人口的爱情名剧。由于它们的剧情“基本依据前人的作品，没有推陈出新创造出使人耳目一新的情节”，也就在这—点上产生一些使人臆想不到的看法分歧，或以为不及前作，或以为某些改动不妥等等，这就涉及到继承、创新问题。本文拟作如下探讨：
（一）
《王西厢》的素材出自唐·元稹的《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写的是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崔莺莺这个大家闺秀的形象，她敢于冲破礼教藩篱，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身份、教养等原因，莺莺受封建礼教束缚较深，这使她时时表现出两重性格：一方面对爱情有热烈的向往，另一方面又犹豫徘徊。莺莺既然约张生相会，但当张生赴约而来，她却“端服严容”，大谈了一番“非礼勿动”的道理。可是几天之后，她又主动去找张生，做出超越礼教的大胆行为。张生开始追求莺莺，后来竟将莺莺遗弃，并斥之为“必妖于人”的“尤物”，俨然变作旧礼教的卫道士。作者对这个玩弄女性的伪君子不仅毫无批判，还赞美张生的负情是“善补过”，散布了女人是“祸水”的偏见，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因此我们说《莺莺传》的主题有严重的缺陷。到了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才对《莺莺传》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突出了莺莺、张生同老夫人的矛盾，张生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变，他由一个负心人变成一个多情人；作品把老夫人写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把她推到前台加以批判，把莺莺的悲剧性结局改成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董西厢》从根本上改了《莺莺传》维护封建礼教的总的思想倾向，成为歌颂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进行斗争的作品。因此，具有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明清以来，有些著名学者如胡应麟、焦循就认为《董西厢》高出于《王西厢》。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八章写道，“董作是崔张故事改弦更张的根本，却也便是崔张故事最后的足本。以后王实甫、李日华、陆天池诸人的所作，小小的所在虽间有更张，大关键却是无法变更的。”言下之意，也是褒董抑王的。
西方人的理念与我们不同，他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情的大关键，包括借自前人的历史、故事、诗歌，甚至上演过的他人戏剧，并不以为嫌，反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在他们看来，体裁的不同是创作，高于前人的情节也是创作。我倒觉得这样的看法比较公允。西方人批评的着眼点是另一路数，评论的标准常常是和蓝本做比较，看到底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李耳王》和《哈姆雷特》也啧有烦词，遑论其他。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来自意大利著名古老传说，讲述凡隆纳世仇之家一对子女不意相爱情死的悲惨故事。这个故事经过后人一再改写，添上了晚会、绳梯、瘟疫、坟场、情死等传奇情节。到1562年英国诗人阿瑟·勃洛克根据鲁其·达·坡托的法文译本，写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史》叙事诗歌，就成为莎士比亚藉以创作的蓝本。据歌德考察，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原来传说较为忠实”，可是，“把原来的悲剧内容为了两个滑稽角色，迈丘西奥(有译为“穆克修”者)和保姆，几乎全部毁损了。”可见，“小小的所在虽间有更张”是不能轻意视之的，因为文艺作品是有机结构，“牵一发而动全局”，可以弄到情调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