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5年3月25
日，星期二，农历二月二十六，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能扛事，即为才华横溢。成熟并非因年龄见长，而是历经迷茫至自知、自知达坚定，渐学会扛起责任，独自直面生活风雨。成长中懂得扛事，方为真正成熟。美好一天，从 “能扛事” 开始！周二，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322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202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国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期两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今天
（
23日
）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在年会上表示，我国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更新旧动能，发展新动能。韩文秀介绍，我国的工业门类十分齐全，产业链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集成优势明显，这在世界上是独有的，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然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存在着需求侧管理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协同性不足与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强需求侧管理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协同，通过促进高质量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话题关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研究
2.政企协同创新激发活力。
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棋局中，河南正以“制度创新+要素畅通”双引擎驱动，通过公平竞争环境建设为全国市场循环枢纽赋能。作为承东启西的经济大省和交通枢纽，河南以改革破除制度壁垒，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市场枢纽势能，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种政企协同的创新动能，正是河南模式的生动写照。从规则统一到生态共建，河南正在加速推进郑州数据交易所标准化建设，在自贸区试点“负面清单+极简审批”，外资企业设立时限压缩至1天，设立百亿级公平竞争保障基金。当蜜雪冰城从郑州走向全球万店，当中信重工特种机器人服务全国矿山，河南正以“公平竞争”为底色，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河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制度创新+要素畅通”双引擎驱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河南以“全国一张清单”市场准入制度为基础，推动商事登记“一网通办”，破除制度壁垒，清理隐性壁垒文件，废止限制性政策，落实“非禁即入”。同时，河南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也表现出色，开展数据要素交易试点，推动土地流转，实施专利促进和保护条例，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许昌的民营企业群体也为市场生态优化做出了贡献
，
此外，河南还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增强了企业的信心，政企协同推动创新发展。河南正在加速推进郑州数据交易所标准化建设，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话题关注：“政校行企”协同构建河南省产业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3、工信部：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创新创业。
3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李乐成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布局一批新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优化创新平台网络，推进国家高新区提质增效，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中证网）
蔡子微评：
外资企业在华创新创业，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积极姿态。这不仅能够吸引更多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还能增强中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外资企业的参与，将为中国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形成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创新生态。
话题关注：网络嵌入视角下外资进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4、创新驱动全球资本重估中国资产。
DeepSeek爆火出圈，人形机器人走进人们日常生活……今年以来，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科技创新力量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一系列成果促使全球资本重新认识中国国际竞争力，重估中国资产成为当下全球资本的关键叙事。海外投资者不仅看多唱多中国资产，还纷纷拿出真金白银，加大对中国资产的投资。今年以来，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普遍陷入调整，相比之下，A股和港股市场均走出独立行情，我国资产重估趋势明显。数据显示，年内A股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科技成长板块表现尤为突出，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科创50
指数
均不同程度上涨。
（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今年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科技创新力量吸引了全球目光，促使全球资本重新认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资产重估趋势明显。我国资产重估的背后是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我国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在资本市场成为主旋律，相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支持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硬科技企业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科技创新的不断突破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提振了全球投资者对我国资产的投资信心。
5、开放、开源、全球化: 国产算力展现三大演进趋势。
我国计算产业正在自主创新中快速发展，呈现出开放、开源、全球化三大趋势。专家认为，面对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加快应用带来的海量算力需求，我国计算产业亟须抓住机遇，构建算力新体系，打造世界级新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3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量质齐升。截至2024年末，全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数超过880万，算力总规模较上年末增长16.5%。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算力对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已经显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2023年）》显示，算力每投入1元钱，就将带动
3元至4元
的GDP增长。（中经网）
蔡子微评：
开放、开源、全球化成为国产算力产业的发展趋势，更是推动了产业生态的繁荣，吸引众多合作伙伴，壮大了开发者群体，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拓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全球化趋势下，产业各方通过资源共享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了国产算力产业的国际
影响力。
但在全球竞争中，仍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同时，在开源生态建设中，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统一，确保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话题关注：生态共建模式促进算力产业竞争力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
6、低空经济乘风起。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快完善低空经济监管体系，有序发展低空旅游、航空运动、消费级无人机等低空
消费
。“发展低空经济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向锦武表示，低空经济涵盖低空制造、飞行、保障及综合服务等多个领域，产业链条长、应用场景广、带动效应强，对推动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建设意义重大。
蔡子微评：
近年来，低空经济持续火爆，市场规模不断攀升。然而，低空经济的发展还存在核心技术薄弱、安全监管薄弱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加快低空经济发展步伐，保持低空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局面。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应加快制定和出台低空经济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和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测度，防范化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
话题关注：低空经济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智慧物流的中介效应
7、亮明“身份”迈出AI治理重要一步。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工具，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滥用的问题。
AI技术
降低了
虚假视频制作成本，被用来伪造明星代言、伪造科学家带货，让批量生产、快速传播、收割变现、注销换壳的欺诈营销快速形成闭环。为了吸引流量、快速起号，“深度合成工厂”利用AI技术批量生产虚假信息，猎奇、极端、煽动情绪的假新闻充斥互联网，令公众真假难辨。
（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随着人工智能科学兴起，AI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带来了侵犯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知识产权等风险。对此，一方面，加强AI治理学理研究是保障全球AI发展的理论之基。政府应加大对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促进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解决技术漏洞与技术风险的潜在威胁，从而推动应用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提升AI数据治理水平是增强全球AI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
8、打好优化消费环境政策组合拳。
优化消费环境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环节。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
（
2025—2027年
）
》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使供给质量不高、市场秩序失范、维权效能不足等问题得到系统治理，商品、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消费风险明显降低，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全国消费环境明显优化。（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消费环境优化、居民消费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优化消费环境能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减少消费顾虑，为消费升级提供良好土壤。消费升级则反映居民对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促使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供给质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助力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繁荣。
话题关注：消费环境优化、居民消费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9、让诗意栖居可触可感：文旅融合的乡村美学实践。
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大山里的人不但没有离开，还有不少大山外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从全国范围来看，返乡创业人员自2012年到2022年底已累计达到1220万人，到2025年将超过1500万人。这些人也将新鲜的创造力带回了家乡，比如近年来以青瓷文化与研学旅行为特色的浙江丽水溪头村、以滨海休闲与夜间经济为卖点的日照后滩西村……很多乡村都在探索通过文化遗产活化、产业融合创新和社区共建，实现从传统村落向文旅综合体的转型。（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近年来，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尤为重要。然而，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目前存在着人才培养不足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道路、停车场、卫生间等设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将人才资源开发放在优先位置，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人才“下乡服务”，打造乡村文旅人才技能培训基地。
话题关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的生态补偿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10、减少黑灰产70%曝光，小红书发布多项措施进一步推进平台治理
。
在“清朗浦江·2025”网络生态治理
旬
期间，小红书公布多项举措进一步落实算法公平公正，流量向上向善，推动平台治理相关规则透明化。小红书把建立算法沟通机制放在首位。小红书已上线算法公示页，公开算法的基本原理与运行机制，并在服务热线中增设了算法专线
。
而通过“内容偏好调节”等功能，可保障用户对推荐内容拥有自主
选择权
、自主管理权。（第一财经）
蔡子微评：
黑灰产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平台的健康生态，还严重威胁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与安全。小红书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加强技术监控和处罚力度等措施，能够有效打击黑灰产，保护用户的利益和信任。此举体现了平台对用户负责的态度，有助于提升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同时，这也为其他社交平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共同推动网络空间的清朗和健康。
话题关注：演化博弈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多主体动态治理机制研究
11、引金融活水润泽乡村沃土
。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源头活水”，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当前，如何加大真金白银的投入，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通过金融手段振兴乡村，值得研究。近年来，我国加快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三农”关键领域融资难点，完善基础金融服务，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乡村全面振兴领域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力有效，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拓宽，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乡村振兴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政策和制度支持，更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仅能缓解农民融资难题，还能激发农村经济的活力。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的协同合作，可以有效拓宽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创新投融资机制、优化金融产品，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竞争力。
话题关注：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助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12、共建共享公平税收环境。
税务部门近期发布的两组数据备受关注：一个是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
政策，
去年减税降费及退税超2.6万亿元；另一个是去年全国税务部门共查处高风险加油站2722户，查补税费款和加收滞纳金、罚款共计57.89亿元。两组数据释放明确信号：税收减免的政策红利要应享尽享，但对各类偷逃税行为也要严厉打击，切实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中经网）
蔡子微评：
超2.6
万亿元的减税降费及退税，为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这不仅直接减轻了企业负担，还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生产规模。节省部分资金可以用于技术攻关、人才引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能更好地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质量
，
推动产业升级，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一项历史制度主义考察
作者：邓天奇. 来源：《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11期
导读
数字化不仅是一个现代知识与技术密集的场域，更是一个全球政治与经济博弈的场域。作为世界较早实践数字化的国家，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先后经历了以完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早前发展期、以活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快速推进期、以推动电子数据利用为核心的深化提质期和以构建数字社会为核心的日臻完善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审视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变迁历程，发现宏观环境上较为稳定的政党政治、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发展中内嵌的结构性矛盾，中观制度上政府主导的制度场域以及社会建设拉动型模式的自适应机制，微观主体上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相关产学研机构的不断互动等要素分别构成推动日本数字化政策实现锯齿状变迁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借鉴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实践经验，未来中国可从顶层设计引领、核心理念优化、数字治理创新三大维度入手，全方位提升中国数字化政策的效能。
关键词：
数字化政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历史制度主义
引用格式：
邓天奇. 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一项历史制度主义考察[J]. 中国科技论坛, 2024, (11):179-188.
0 引言
数字化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正在不断冲击与颠覆已有技术路径、组织模式乃至国家战略。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1]
。当前，依托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大规模的数据以及丰富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我国在数字社会建设上已经相继衍生出多种新业态与新模式。然而，我国关于数字化的政策与制度建设还相对较为滞后，亟待规范与完善
[2]
。
作为世界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日本自21世纪初期起即针对数字化相继推出了“e-Japan”“i-Japan战略2015”以及《面向实现数字社会的改革基本方针》等系列政策法规与实施路线。综合来看，日本的数字化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演进过程，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善、契合国情的政策架构。针对日本的数字化政策，有学者
[3]
从数字政府的角度出发，透视了日本数字政府转型过程中战略平台、战略理念及战略单元的设置经验；亦有学者
[4]
针对数字经济这一议题，分析了Web3.0时代日本数字经济战略的特征与实践路径；还有学者
[5]
基于数字社会构建这一支点，从背景、规划等层面全面讨论了日本为实现数字社会所出台的科技战略。上述研究较为全面地讨论了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垂直细分议题，具有高度的专业化特征。然而，数字化政策作为国家宏观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仅仅关注以上垂直细分领域容易产生“管中窥豹，仅见一斑”的后果。
历史制度主义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面出发，不仅关注个案独特性的历史细节，而且关注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能够为研究日本的数字化政策提供一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为了充分借鉴域外经验，为我国的数字化政策建构与完善提供参考，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全面剖析日本数字化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性与结构性逻辑。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回答以下问题：①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如何？②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存在何种制度逻辑？③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变迁历程对于我国有何启示？
1 理论框架：作为分析范式的“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缘起于部分学者对于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主义的不满，其核心主张是制度的生成与发展往往不是制度设计者当初有意识地创造或制定的结果，而是特殊历史过程与环境要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6]
。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历史制度主义存在结构观与历史观两大重要分析维度
[7]
。在结构观上，历史制度主义不仅强调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以及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认为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对于行动者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强调行动者对于制度环境并不完全是被动消极地适应，而是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透过探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分析过往事件之于当下的影响，明确了“关键节点”上行动者的政治选择可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将历史过程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与本研究的关注对象具有高度适配性。这种适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①日本的数字化政策自20世纪初开始摸索至今经历了约20年的历史，存在早期发展、快速兴起以及深化提质等不同历史阶段，符合历史制度主义以历史分期方式探寻制度发展“量变”与“质变”的理论主旨；②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能够超越单一的制度文本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于研究的制约，从“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角度切入，为分析日本的数字化政策提供一种全局性的视角；③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与历史观不仅能够揭示宏观政治与制度的双向互动过程，而且能够揭示历史对于当前的启发。综上，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可以为分析日本的数字化进程及政策变迁历程提供解释框架，具有高度的可行性与应用价值。
2 制度沿革：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历史进程呈现出不断变迁的特征。结合20世纪以来日本数字化政策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将日本数字化的政策变迁划分为早期发展、快速推进、深化提质与日臻完善四大历史阶段。
2.1 早前发展期(2000年11月—2003年6月)：以完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
为了顺应数字化浪潮，日本政府于2000年11月正式推出《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下称《IT基本法》)。《IT基本法》提出“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的表述，用于指代透过互联网以及其他高速信息通信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安全地获取、共享或发布各种信息及知识，激活所有领域创造力与活力的社会
[8]
。基于《IT基本法》精神，日本政府于2001年1月正式在内阁下设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推进战略本部(下称IT战略本部)，并推出“e-Japan战略”，首次将数字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e-Japan战略”计划在5年内将日本建设为世界先进的IT国家，并建成有3000万家庭宽带上网以及1000万家庭超宽带上网的环境，确立了“超高速网络建设及竞争政策”“电子商务及新环境营造”“电子政府的实现”“人才培养的强化”四大基本政策
[9]
。为了加速推动“e-Japan战略”，日本政府于2001年3月与6月又相继推出“e-Japan重点计划”以及“e-Japan2002项目”。在前者中，日本政府将“世界高水准信息通信网络的形成”“教育振兴与人才培养”“推动电子商务”“推动行政信息化与公共领域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高度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性与可信赖性的保障”五大领域设置为优先事项
[10]
；在后者中，日本政府明确了日本数字化的五大工作重点，即“推进高速·超高速网络的普及”“强化教育信息化与人才培养”“网络内容的充实”“电子政府·电子自治体的切实推进”“强化国际合作”
[11]
。透过“e-Japan战略”，日本政府在2003年即完成了2001年所提出的“5年内建成有3000万家庭宽带上网以及1000万家庭超宽带上网的环境”这一目标。由此，“e-Japan战略”基本完成了完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使命，为后续社会全领域的数字化奠定了物质前提。
2.2 快速推进期(2003年7月—2013年5月)：以活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
尽管“e-Japan战略”提前实现了既定目标，但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实际使用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伴随着日本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府等相关政策的逐步出台，IT战略本部于2003年7月推出“e-Japan战略Ⅱ”，旨在强化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广泛运用，推动日本数字化迈入全新阶段。“e-Japan战略Ⅱ”将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利用作为重点，勾勒了“建设让全体公民能够充满活力、安心生活、享受新的悸动与无上便利的社会”这一宏伟蓝图。为了实现该蓝图，日本政府要求在医疗、餐饮、日常生活、中小企业金融、知识生产、劳动与就业、行政服务这七大国民生活领域实施先导性改革措施。日本政府要求，在结构性改革上，积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避免浪费，推动经营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新价值创造上，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创造新产业与新服务；在用户服务上，基于社会公众的角度推动改革，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个人使用度；在新型国际关系上，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大力开展国际合作
[12]
。透过“e-Japan战略Ⅱ”，日本的宽带普及率得以大幅提升，为后续建设泛在化信息社会提供了支撑。在“e-Japan战略Ⅱ”的基础上，日本总务省于2004年5月推出“u-Japan计划”，旨在推动日本数字化的重心由“以有线宽带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打造有线与无线相融合的网络环境”。该计划提出，至2010年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实现随时、随地、任何物体、任何人均可连接的泛在网络社会”的目标，并将“实现何时何地均可舒适利用网络的社会”“实现可持续创造新商业及服务的社会”“实现任何人都可安心且安全生活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四大领域的改革作为政策的核心面向
[13]
。整体来看，该计划高度重视技术与服务乃至整个社会生产间的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了日本的网络社会建设。
2006年日本IT战略本部提出全新的“IT新改革战略”，强调日本在未来五年内要继续扮演全球IT革命的领跑者，并于2010年完成IT改革。在宏观目标上，该战略延续了“u-Japan计划”的精神，致力于将日本打造成拥有世界最强大基础设施、潜在运用能力以及技术环境的IT国家。为此，日本IT战略本部设置了“通过IT解决日本社会存在问题的各类政策”“完善泛在网络社会基础设施的各类政策”“提升日本国际贡献与国际竞争力的各类政策”三大政策群来辅助改革战略的落地
[14]
。2008年6月，为了深化推动“IT新改革战略”，日本IT战略本部基于社会公众的视角制定了“重点计划-2008”，作为“IT新改革战略”的政策路线图，针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社会服务化提出了“一站式电子行政服务”的目标。本阶段受全球技术加速演进与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日本在世界数字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鉴此，日本IT战略本部于2009年4月制定了“面向数字新时代的新战略——三年紧急计划”，并于同年7月推出了“i-Japan战略2015”。在“i-Japan战略2015”中，日本IT战略本部首次提出了“数字包容”的表述，强调至2015年将让数字技术像空气与水一样遍布日本社会的所有角落，成为包容整个经济社会的存在
[15]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还首次设置了首席信息官(CIO)，专门负责监督日本IT战略的推进，以此提升各级政府与行政人员对于电子政务、医疗健康等领域数字化的重视。进入2010年后，为了推进数字化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公民主导型，日本政府检讨了过往改革的局限性，并于同年5月推出“新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提出推动日本社会数字化的三大核心支柱，即“国民本位的电子政务实现”“地域联系纽带的再生”“新市场的培育与国际进军”，强调推动国民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现实必要性。
2.3 深化提质期(2013年6月—2018年5月)：以推动电子数据利用为核心
2010年以来，网络的泛在化以及物联网的出现使得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世界进入数据大流通时代。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与相应制度规范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将数字化政策重心转至数据利用层面，重点关注大数据以及开放数据的共享，强调让公民享受数据的规模化与集聚化红利，构建一个“官民数据活用社会”。
为了更新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集中投资的基础设施、提振日本经济发展信心，安倍政府在2013年向IT战略本部作出指示，强调要推动IT政策担当大臣与相关大臣一道推动日本在节能社会、远程医疗、居家办公等领域充分利用IT技术，推动日本社会成为全球最高水平的IT社会，并重新检讨IT政策
[16]
。为此，日本IT战略本部于同年6月推出《世界最先进IT国家创造宣言》。该宣言立足于创新、合作、可持续发展、数据安全四大层面，提出在2020年前建成世界最高水平IT应用社会的宏观图景，确立了“积极创造新产业新服务、促进全产业增长的社会”“实现能够健康安心舒适生活、世界最安全且灾害防范最完备的社会”“公民均可随时随地享受一站式公共服务的社会”三大目标
[17]
。此外，为了高效推进以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国家战略，日本IT战略本部于2013年正式更名为“IT综合战略本部”，并在内阁官房下设IT综合战略室，用于解决政府IT投资事业上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与重复建设等问题。
尽管日本中央政府不断强调推动大数据的使用，但地方自治体与民间企业并未广泛参与大数据的统合。鉴此，日本政府于2016年12月推出《官民数据利用促进基本法》，明确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及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义务，有效推进了官民数据活用的相关施策。在推进机制上，该法赋予相关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各都道府县政府乃至市町村基层组织以积极参与的义务，并在IT综合战略本部下设由内阁总理大臣作为议长的“官民数据活用推进战略会议”，保证了国家与地方间数字化政策实施的统合性与一致性
[18]
。及至2017年5月，立足于全球数字化的新变化，IT综合战略本部正式推出《世界最先进IT国家创造宣言·官民数据利用促进基本计划》。该计划以“经济再生与财政健全化”“地域的活性化”“国民生活的安全与安心确保”为核心面向，旨在推动电子行政、健康医疗与护理、旅游、金融、农林水产等八大领域的数字化
[19]
。在该计划的牵引下，IT综合战略本部顺势将电子政府的改革提上日程，推出了《数字政府推进方针》。该方针主张“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技术利用”与“官民协同的创新创造”是未来日本电子政务的理想模式，呼吁以“搭建官民协作的平台”“创造价值的IT治理”“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行政服务改革”作为支点来撬动日本的数字政府改革
[20]
。
为了进一步将日本中央政府的数字治理方针贯彻至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IT综合战略本部于2017年12月推出《面向IT新战略制定的基本方针》
[21]
，并于2018年1月推出旨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数字政府实施计划》，力图以此推进政府行政手续网络化、民间企业连接政府行政机构部分信息系统等事宜
[22]
。此后，日本的各级行政机构不断基于该计划要求着手制定中长期数字政府改革规划，并根据各项具体措施的实施进展进行策略优化与内容扩充。
2.4 日臻完善期(2018年6月至今)：以构建数字社会为核心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日本虽然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诸多成就，但在电子政府与开放数据等应用领域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为此，日本内阁会议于2016年推出《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并首次提出建设一种高度融合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以人工智能为基础、以提供个性化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超智能社会”
[23]
。
为了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愿景，日本政府在2018年6月至7月相继出台了《世界最先进数字国家创造宣言·官民数据利用推进基本计划》与《第二期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前者聚焦政府的数字化行政服务改革，提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行政服务改革、地方的数字化改革以及民间部门的数字化改革
[24]
；后者则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全面转化与应用，夯实超智能社会5.0的数字技术应用基础为目标
[25]
。由此，日本的数字化进入了以数字社会构建为核心的全新历史阶段。2020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推出《面向实现数字社会的改革基本方针》。该方针提出，要通过数字技术推动实现“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服务”“实现多层次幸福”的社会，推动友好型数字化建设。在基本原则上，该方针认为，需要以开放·透明、公平·公正、安全·安心、可持续·稳定·强韧、解决社会问题、迅速·柔软、包容·多样性、渗透性、创造新价值、提升国际贡献为基本遵循，有组织地推动日本数字化。随后，日本政府再次修订了《IT基本法》，并计划设置一个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领导核心，拥有向其他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权限，定位为官方和民间数字化改革指挥塔的“数字厅”。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此次《IT基本法》的修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日本数字化建设的法律环境，推进了日本新一代通信标准5G的基础设施网建设。
为了进一步明晰《面向实现数字社会的改革基本方针》的实施路径，日本政府于2021年6月推出《面向实现数字社会的重点计划》。作为日本数字社会构建的指南，该计划不仅明确了“迅速且有重点地实现数字社会”这一基本工作遵循，而且明确了数字厅以及相关省厅部门的具体推进路线图。在宏观目标上，该计划重点瞄准“数字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战略”“医疗·教育·防灾·育儿等准公共领域的数字化”“数字化推动的区域活性化”“没有数字孤立的数字社会”“数字人才的培养·保障”“以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DFFT)为牵引的国际战略”六大重点任务
[26]
。在实施路径上，该计划聚焦“数字临时行政调查会”“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实现会议”“国际战略推进”“网络空间等的安全与安心确保”“应对AI极速进步与普及的策略”“综合性数据战略推进及未来措施”“Web3.0的推进”七大战略领域(见表1)
[27]
。
表1 《面向实现数字社会的改革基本方针》战略领域的基本内容
3 制度阐释：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为了探析制度变迁中的动因，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种“宏观环境—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透过梳理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制度的自我学习与强化、制度主体间的互动博弈不断推动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实现一种“锯齿状”的制度变迁。
3.1 深层结构：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宏观环境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时代背景与宏观结构是把握制度发展规律的必要条件，否则分析就会因脱离所处环境而缺乏其应有的解释力。基于这一利益、观念和制度联结而成的结构性关系，可知影响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结构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三大变量，三者共同构成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宏观背景。
第一，政治环境。政党政治与政策实施体制等的相对稳定性是保障日本数字化政策有序变迁的核心要素。在政党政治上，尽管日本在数字化过程中曾经历过几番政党轮替，但由于政权交接的相对平稳性以及主要政党理念的高度相近性，日本历届政府均将数字化政策视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关于数字化的理念与主要施政方针得以一以贯之。此外，在政策执行上，日本政府不断明确日本数字化政策的阶段性目标以及相应政策路线图，透过设置IT战略本部等专门性政策实施机构来上传下达政策指示。得益于政策实施机构权责明晰、专家参与的运行机制，日本数字化政策的运作效率性与工作权威性得以保障。受上述双重因素的影响，日本的数字化政策最终上升为一项稳定、持续的国家战略，规制着后续制度变迁的路径。
第二，经济环境。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加速了数字化政策的变迁速度。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持续通缩的“失去的20年”，区间内年均经济增速停滞不前。鉴此，日本政府希冀借助数字革命来拉动经济增长，由此日本数字化的政策变迁进程得以不断加速。在将数字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后，日本经济仿若重新步入复苏的轨道，但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这一复苏呈现半途而废的迹象。因而，日本政府决定不再等待原本“IT新改革战略”的到期，而是决意制定旨在加速日本数字化进程的全新中长期政策，力图透过《面向数字新时代的新战略——三年紧急计划》来改善日本的雇佣状况与经济杠杆。及至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日本经济中原本就存在的中长期投资缺乏、城乡差距拉大、中产阶级数量减少等矛盾不断加剧，由此日本政府专门设置了数字厅，期冀以加速推进数字化来推动“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变革与经济结构转型。可见，在提振低迷经济的牵引下，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得以不断发展与完善。
第三，社会环境。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人口、就业等结构性矛盾，导致日本社会普遍期待数字化政策能够有效回应社会问题。这种期待一方面来自社会公众对于便捷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来源于社会企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伴随着技术进步，日本社会公众热切期盼能够透过数字化构建“安全城市”“多彩城市”以及“智慧城市”，享受数字技术在政务、教育、文娱、养老等领域的社会化应用场景。在此背景下，日本公众对于数字社会构建的期望与数字化赋能社会发展尚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力。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少子高龄趋势的加剧以及制造业发展模式的迭代使得日本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遭受巨大冲击，亟需引入数字技术来提升应对环境变化的自我变革能力。而数字化正是弥合工程链与供应链之间巨大鸿沟、提升日本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在社会环境维度上，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变迁是社会公众与社会企业追求数字社会发展红利的共同结果。
3.2 路径依赖：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中观制度
历史制度主义基于政治生活的组织化与制度化视角探讨制度何以长期运行，认为一旦某种制度被建立并选用后，其演变规律即会在前序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强化，形成特定的“路径依赖”
[28]
。纵观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过程，发现其主要存在稳定的制度场域、制度的自我适应机制与思维定式两大路径依赖，使得制度呈现出锯齿形增长的自我强化变迁态势。
第一，稳健的制度场域。当代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变迁历程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致使制度场域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对于作为制度实体的国家而言，其利益诉求决定了制度的决策参与机制。日本政府将数字化政策上升至指导和制约一般性政策制定的国家战略层面，对于实现日本数字化的技术突破、产业集群与社会服务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自始至终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变迁均处于相对稳定的场域。尽管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以及“3·11地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变迁的进程，但在持续稳健的制度场域下，其仍能紧跟全球数字产业前沿发展趋势，呈现出内在的连续性。从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至活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再至推动电子数据利用与构建数字社会，虽然日本数字化政策的重心存在阶段性变化，但不论顶层设计还是实践路径均未与前序制度间形成彻底的断裂，而是在稳定的制度场域中不断优化前序制度。在外部因素冲击下，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变迁并未中断，而是呈现出锯齿状增长之势，体现出能够抵御外界制度场域变化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制度的自适应机制与思维定式。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主张，事件在一个序列中何时开始影响着它们如何开始
[29]
。日本的数字化政策缘起于世纪之交的经济低迷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期待透过技术变革这一政策工具来拉动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因而逐渐形成了以带动社会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的数字化政策。这种政策价值偏好直接将日本的数字化模式限定为“社会建设拉动型”，并与美国的“技术-制度双轮驱动型”、德国的“工业升级推动型”形成了明显差异。与此同时，这一数字化政策的不断推进也强化了行动者参与数字化并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价值观念，使其被限定在既有政策框架之内。在该政策框架的牵引下，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发展思路、内容与举措一脉相承，越来越多的企业、研究机构、高校与行业协会被吸纳为数字化政策的参与主体，并对已有制度体系形成高度的路径依赖。由此，自日本政府于2001年将数字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后，在价值偏好的锁定效应下，日本数字化政策牵涉的多元参与主体渐次接受并巩固了这一“以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数字化政策实践模式。
3.3 动力机制：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微观主体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多个行动者互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理解”，因而不论是基于制度的顶端抑或是底端，均难以全景式描摹制度变迁的全部内容。在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变迁中，政府机构、社会公众与相关产学研机构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博弈构成了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
第一，政府机构。历史制度主义的互动观强调各大微观行动主体之间掌握权力的非对称性，认为政策的变迁趋势总是由力量强势一方占据主要话语权。在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过程中，日本中央政府一直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核心推动者，掌控着政策变迁的顶层设计与总体方向。因而，在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前提下，日本中央政府的数字化政策塑造了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相关产学研机构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关系，使其均在中央政府的价值利益偏好下实施行动。作为数字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虽然日本地方政府在数字化行为选择上一定程度上受到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管理机制的影响，但由于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数字化发展上存在广泛的个体利益追求，因而对于数字化政策变迁亦存在巨大的个性化影响，如日本东京都、大阪府与京都府相继推出的《“智慧东京”实施战略》《大阪府数字化改革中期计划》《京都府智能社会推进计划》等政策文件。由于日本中央政府阁僚主导型的内阁体制，地方政府得以不断回应在地需求实现政策创新，在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在地化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二，社会公众。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微观行动者不仅是制度环境形塑的对象，亦是组织的主动设计者，存在一种推动制度建设思路革新的“倒逼机制”。在日本数字化政策的变迁中，作为重要微观行动者之一的社会公众主要透过施政过程中的抵制行为来不断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展开博弈。例如，近年来日本政府针对个人编号卡改革的乏力招致数据泄露与隐私威胁频发，由此涌现了大量群众要求停止使用个人编号卡的社会运动，拉低了岸田内阁的整体支持率。受此影响，岸田内阁表示将责令数字厅全面核查已有的数据和系统，彻底采取防止新数据错误登记的措施，提高服务便利度。可见，在社会公众与政府主体的互动下，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得以不断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社会公众对于数字化政策变迁的话语权亦由此不断递增。
第三，相关产学研机构。在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相关利益者间的博弈还体现在政府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冲突上。一方面，在政策初创期，部分产学研机构由于在数字化上存在人才与财力不足等先天劣势，因而对于全面的数字化并未表现出浓厚兴趣乃至心存抵触。为此，日本政府加大了对于相关产学研机构数字化的支持力度，不仅透过举办IT研讨会、咨询会以及派遣专家咨询等措施来全面提升其对于数字化的认知，还专门建立了信息处理支援机构制度，并在金融财税扶持上相应推出低息融资支持与财政专项补贴等政策。另一方面，相关产学研机构在政策演进期内逐渐成为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实施主体。在“政产学研用”协同推进数字化的合作机制搭建上，日本政府不断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展开合作。例如，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宫崎大学与企业合作设立了“宫崎县数字人才联盟”；东芝积极与政府展开合作，希冀透过数字化成为数据盈利型企业。从数字化政策实施初期的被动接受者演变至当前的主动推进者，相关产学研机构对于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话语权日益攀升。在回应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之上，日本的数字化政策获取了得以调整、修正与变迁的交互性动力。
4 制度展望：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经过20余年的发展，日本构建起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配套完善的数字化政策体系，并显示出较强的外部环境适应性。借鉴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未来可从顶层设计引领、核心理念优化、数字治理创新的视角提升中国的数字化政策效能。
4.1 顶层设计引领：立法先行与分层执行
作为系统论的重要范畴，顶层设计重在强调系统性与整体性。伴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当代社会的运行方式与组织架构产生重大变化，亟需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首先，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在变迁过程中高度重视“立法先行”。自《IT基本法》的出台至《官民数据利用促进基本法》等法律文件的登场，有线通信、无线通信以及广播电视等不同领域法律的完善为日本的数字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其次，在政策执行体系上，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形成了由上至下的分层执行体系。为了推动数字化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不仅成立了IT战略本部这一专业化部门，并赋予总务省、产业经济省等行政机构以相应职能。此外，为了保证政策执行的科学性，日本政府还推动成立了囊括信息服务产业协会(JISA)、日本情报处理开发协会(JIPDEC)等在内的半官方色彩组织，起到联络政府、企业与公众纽带的作用。
着眼于顶层设计对于数字化的引领作用，中国在数字化政策上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办大事”的优势
[30]
。在立法先行上，中国的数字化亟需围绕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政府服务创新等重点领域构建完善的法治体系。结合中国的数字化实践，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在政府数据开放与防范数据垄断领域尽快完善法律条款，形成公平规范的数字法治生态。在分层执行上，尽管2023年10月中国国家数据局已挂牌成立，且各个省级行政单位相继设置了专责大数据管理的行政机构，但各单位的机构性质与职能定位尚不明确。因而，亟需理顺地方大数据行政机构与国家数据局之间的职责关系，构建起上下协同、多元参与的中国特色数字化政策执行体系。
4.2 核心理念优化：“因时而变”与“人本导向”
核心理念事关政策制定与实施，对于数字化的发展路径具有重大影响。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在核心理念上强调一种“因时而变”，重视每一阶段政策环境的变化与施策对象的反应。在数字化伊始阶段，日本的数字化政策高度重视完善本国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及至数字化的进阶期，日本的数字化政策迅速意识到技术与产业、社会融合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因而注重于构建一种数字技术可落地的生态系统。同时，日本的数字化政策还强调一种“人本导向”，以构建一个充满韧性的数字社会为根本目标，一直以来均高度关注在日常生活领域应用数字技术，重视推动服务升级、满足公众需求与激发公众活力。
着眼于核心理念对于数字化政策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数字化政策需要及时调整阶段性目标，促进数字化的融合发展以及全景生态模式构建。基于“因时而变”来看，近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全球数字化格局迎来诸多新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数据要素逐渐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源动力。为此，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数字化政策需要立足于数据流动成为数字化核心战略资源这一转向，借助数字孪生、区块链、量子技术等尖端科技激发数据要素，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社会构建。基于“人本导向”来看，即是让社会公众在数字化政策中充分感受到政府的温度，以数字化切实为社会公众带来便捷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要在加快数字新基建升维的同时积极推动其实现在社会公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其充分赋能城乡居民的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
4.3 数字治理创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尽管日本政府已经建立起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丰富的数字化政策体系，但由于在组织文化上的相对保守性与封闭性，其数字化政策实践仍面临众多的掣肘性阻力。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上，日本政府应对网络攻击能力的相对欠缺以及信息作业能力的相对薄弱招致数据失泄情况频发，由此引发的社会公众对于个人隐私保护的担忧成为日本社会抵触与排斥数字化的直接导火索。在这一社会思潮的裹挟下，部分日本公众在数字化进程中更加倾向于关注数字化的负面危害，而较为忽略数字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红利。综合来看，由于难以形成一种关于数字化的正向共识，因而日本数字社会的构建目标推进缓慢。
在全社会持相对开放态度的数字化氛围中，中国的数字化政策更应高度重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避免社会外在因素招致的数字化改革进程停滞不前。具体来看，平衡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即是要在明确数据产权的基础上全方位规范数据开放流程。因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数字化政策需要在数字治理上遵循效率与公平的双向平衡原则，分离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收益权，让数字化政策的所有施策对象均能享受到数字化所带来的社会红利。在数据开放流程上，应高度重视个人数据收集的合法性，以数据分级分类制度保障个人隐私信息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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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日科技传播政策及其实践的比较研究”(CUC210D013)。
作者简介：
邓天奇(1995—)，男，陕西渭南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科技传播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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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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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张晓丹、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王敬峰、韩俊莹、庞清月、王旭、张雅彤
审核审校：
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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