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物志系列】
慈禧的知识
君子误国，甚于小人
李鸿章的衣钵
愚人误国
善耆：所谓开明
程家柽：与虎谋皮
光绪：身体与政治
高阳先生以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应变、私生活、机遇等为标尺，为清朝皇帝打分。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排名第六，位列中等。其失分项，主要是体格、应变与机遇。应变一节，我觉得光绪不算差，该评为“中”而非“下”。譬如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准备逃亡，光绪则道：“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也。”（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随后换上朝服，准备自赴使馆，慈禧不允，强令同行。结合此前光绪对义和团及民气的判断，可知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大政治事故之后，他从躁进转向沉稳，已经政治成熟，不仅能明辨时势，还能开出药方，并不缺乏应变之才。
再说机遇，按高阳定义，指“国运及个人得位之机会”。这两点，于光绪而言，都有些不由自主。他被立为皇帝，年仅四岁，不但自己不能作主，就连其父醇亲王奕譞，听说儿子将入承大统，震惊之下，痛哭失声，以至昏厥。至于国运，虽说与当国者相关，不过光绪执政，备受掣肘，大清王朝步入末世，他需承担的责任不该超过三成；况且他处身的时代，正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势所趋，无人可逆，纵使借他康熙之才、雍正之术，怕也难挽狂澜于既倒。
有待论析的是体格。在清朝，做皇帝是苦差事，强势如雍正，都会感慨“为君难”。康熙晚年曾公开诉苦，他自八岁继位，现在年近七旬，数十年来“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故而对皇帝而言，首要具备一副好身体，其体格往往关乎国运。倘若身虚体弱，五劳七伤，哪有足够的精力和心血料理国事呢，还谈什么励精图治、日理万机？更麻烦的是，身体亏空到一定地步，则将殃及生育能力。清朝的皇帝，从咸丰开始，子嗣锐减，至同治、光绪，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谁来继承皇位，遂成难题与祸端。要言之，清朝国运之衰微，与皇帝身体之衰微，几乎同时发生，两者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
做皇帝与身体的关系，还表现于选拔程序。话说清朝皇帝之选拔，以立贤为主旨，从未奉行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从顺治到宣统，金銮殿上，并无几人是长子；恰因贯彻了立贤的准则，清朝皇帝的能力与政绩，堪称两千年皇权社会之最。说起立贤，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条，便是体格。当年顺治病危，考虑接班人，他本属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皇三子玄烨，双方相持不下，咨询经常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此子体格好，而且已经出痘（天花），今生便可豁免于这一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治的恐怖疾病。于是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同治十九岁而崩，膝下尚无儿女。去世当天，朝廷议立嗣君，按规矩，同治是载字辈，他的继承人该是溥字辈，有人提议道光皇帝的曾孙，有人提议恭亲王奕訢的儿子，可惜这些人选，都不中慈禧心意。因为倘由溥字辈继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与皇帝相隔两代，再无垂帘听政之可能，必须退隐寂寞的深宫，以其年富力强，权力欲之盛，如何能够甘心呢？是以她抛开祖制，力排众议：“文宗（咸丰皇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翁同龢日记》）进而宣布奕譞长子载湉继统，是为光绪。由这一节故事可知，光绪被立为皇帝，并未考虑身体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于其孱弱的肉身，实属不可承受之重，最终不仅压垮了这个人，还摧毁了这个王朝。
光绪皇帝（1871-1908年）
论身体素质，光绪也许是清朝十二位皇帝当中最差的一个，不仅不是做皇帝的好材料，哪怕作为常人，都不合格。慈禧曾向大臣回忆光绪入宫之时的情形：“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瞿鸿禨《圣德纪略》）这番记载，不无为慈禧辩白、宣扬其慈爱之嫌，不过光绪幼年体弱，气血不足，则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自小便怕打雷，一遇雷鸣，往往要钻入他人怀中，以求保护。这固然不能直接推论其胆小如豆，却不妨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光绪的保护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妈慈禧，二是他的老师翁同龢，慈禧虽是女性，于他却如严父，翁同龢虽是男性，于他却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亲近的人，超过其亲生父母（光绪五岁，翁同龢便开始教他读书，师生之情长达二十载）。然而这二人，一个压抑了他的性格，一个限制了他的格局，一个养他而废他，一个教他而误他，最终都成为了他的敌人。
慈禧对光绪的抚养，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鉴于对同治的教育失之于宽，对光绪的教育遂趋向于严，慈禧曾下旨，要求服饰光绪的太监必须是老成质朴之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强梁而严酷，在其威势之下，光绪的成长，鲜有自由与快乐可言，如慈禧喜欢听戏，光绪怕吵，却不得不常常陪侍在侧，锣鼓喧天，于他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妨断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光绪虚弱的身体与更加虚弱的性情。
翁同龢对光绪的耽误则更深。作为讲究“圣贤义理之学”的士大夫，一来隔膜于实务，二来隔膜于时势，他所教出的学生，大抵是他的克隆品：光绪的空疏与偏执，正与其师一脉相承。以他的才具，置于政坛，只适合担任翰苑之臣，然而凭借光绪的信任，先后掌户部，入军机，“隐持政权”，俨然一国宰相，这不仅使他左支右绌，疲于奔命，于朝政更是得不偿失。甲午战争，他一味主战，误导光绪——光绪也是激烈的主战派，这正基于翁同龢的教育——终使国家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更要命的是，以他为首领，集结了一帮激进派文士，后世称之为帝党，即光绪一党，其动机无可非议，却滋生一大恶果：有帝党，则有后党，针锋相对，暗斗明争，导致光绪与慈禧之间的裂痕日渐深化，不可弥补，等到戊戌变法，刀兵相向，两败俱伤。
这里且说戊戌变法。今人的反思与批判，大都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认为他们“卤莽灭裂，轻易猖狂”，毫无行政经验，不知统一战线，以革命的方法搞改革，空洞的政策与强硬的态度，硬生生把改革推向了死地。不过，我们显然忘记了一点政治常识：皇权专制之下，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的臣子，而非相反。哪怕说康有为们投机，那也取决于光绪的口味。所以说，康有为们的躁进，正折射了光绪的躁进，康有为们的偏执，正折射了光绪的偏执，康有为们的不切实际，正折射了光绪的不切实际。变法失败，光绪的责任并不亚于康有为们，批判后者而遗漏前者，甚至指责后者蛊惑、误导了前者，则落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对双方都不公平。
光绪的躁进，首先是一种时代病。他亲政之后的中国，已经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朝野上下有志之士，大都怀有祸迫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激进主义乃是最流行的对策，只是有些人投身改革，有些人献身革命。其次与他的身体不无关系：哪怕时值青春华年，他便已多愁多病，备受神经衰弱、肝病、肾病等困扰，加上国事刺激，郁积了满身虚火，导致性躁、易怒。这些病象，在其生命最后一年，尤为显著，如医生称其“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近乎是一种躁狂症，足见十年囚禁岁月对其肉身和心境的戕害。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此后十年，他一直生存于严密监控之下，不仅帝位摇摇欲坠，甚至性命危若累卵，屡遭死亡威胁。倘若就此心灰意冷，沦为行尸走肉，倒也未必是什么坏事，然而，偏偏他的见识与敏感更甚早年，偏偏他不能忘情于日渐沉沦的国事，如此一来，只能在痛苦与怨恨之中辗转反侧，在无力与无助之间虚度时光。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比“哀莫大于心死”更悲哀的是“哀莫大于心未死”。
此时光绪手中只余一件武器：时间。毕竟他比慈禧年轻36岁，熬到慈禧死亡，他依然处于壮年，有望东山再起。说起来造化实在弄人，想当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他一直在争分夺秒，与时间抗衡；到头来，所能依赖的唯有时间。当然，老辣如慈禧，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控制不了时间，却可控制光绪的身体。当身体毁坏，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呈现了最残忍的一面。对政治人物而言，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改革的本钱，甚至是所有政治斗争的本钱。光绪一生最大失败，无疑便是本钱不足，一来他的身体素质太差了，二来他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自主性，从其死亡来看，无论是否死于慈禧毒杀——哪怕光绪并非由慈禧毒杀，而系病死，论其疾病之成因，慈禧也是最大元凶——都显出了身体政治学的真义：身体之于政治有多么重要，政治之于身体就有多么残酷。
2017年2月22日
供《中国经营报》
隆裕：命运与国运
光绪一生的大悲剧，可以分解为许多小悲剧，其中之一，即其妻子隆裕皇后的命运。
隆裕本名叶赫那拉·静芬，小名喜子，绰号大木头，系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论形象，她与慈禧相距甚远。在美国传教士赫德兰眼里：“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我见过两张她的照片，一是与慈禧合影，二是画像，哪怕是后者，经过画师美容，依然难称美女，清秀的眉眼之下，却是一脸拘谨，略带愁苦之色，人生之不如意，溢于言表。至于她的性情，由其绰号可见一斑：老实、木讷，以至怯懦，不仅缺乏主见，而且缺乏欲望，包括权欲。
隆裕一生最大不幸，无疑是生在了皇亲国戚之家，并摊上了慈禧这样一个专断的姑姑。她与光绪的结合，纯属政治婚姻，此后她的角色，则成政治道具。如果说1898年后，光绪沦为傀儡，用来装点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那么早于十年之前，隆裕已经沦为花瓶，用来装点暗流汹涌的大清皇宫。
确切来讲，自隆裕被指定参加皇后选拔赛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便如木偶，从此不由自主。此事发生在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选手共五人，首为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光绪本来看中了德馨之女，欲授如意，作为信物，为慈禧出言所阻，不得已而改授隆裕。慈禧担心德馨的两个女儿一旦入宫，必将争宠，于是直接拒之门外，这则便宜了长叙的两个女儿，此即后来的谨妃和珍妃。由这一节故事可知，光绪与隆裕的包办婚姻，近乎强扭之瓜，并无感情可言，甚至埋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光绪怀疑隆裕是慈禧安插在他身边的耳目，加之二人性格不合（光绪急躁而隆裕呆板），这样的夫妻生活，如何能够和谐？
从1889年初帝后大婚，到1908年秋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二十年来，隆裕一直生存于丈夫的冷遇与婆婆（姑姑）的压制之下。她的形象，一度令我想起鲁迅的发妻朱安；她的遭遇，只怕还不如朱安：鲁迅的母亲鲁瑞待朱安甚好，慈禧虽然在利用隆裕，却谈不上多么待见她。鲁迅死后，朱安自称是“鲁迅遗物”；然而在光绪生前，隆裕的地位便如遗物一般无二，这不仅因为光绪的疏离和抛弃，更是因为，在皇权政治的禁锢之下，她的生命彻底被物化。
隆裕皇后（1868-1913年）
光绪与慈禧死后，隆裕的生命似乎挣脱了阴影，得以短暂复苏。她试图成为慈禧第二，只是慈禧在她这个年纪，与恭亲王奕訢明争暗斗，借风使船，收放自如，充分呈现了超一流的政治天赋，她却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才干，非但对付不了以暗弱无断著称的摄政王载沣，反被逼入墙角，大权旁落。不过，即便此时她执掌朝政，怕也无法主宰清王朝残存的征程。帝国正如断线的风筝，飘过如血的残阳，一头扎进无垠的黑暗。
最可叹造化弄人。当长夜降临，帝国行将就木，隆裕却迎来了一生最辉煌的时刻。1912年2月12日，她作主颁发了《清帝逊位诏书》：“……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这本是无可奈何之举，却将她一举推上历史伟人的宝座，为孙中山和袁世凯两派一致赞颂，称之为“女中尧舜”“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大公报》更是不吝誉美：“既非依附于帝王，亦未尝有垂帘之政绩，而独以让德高怀，召亿兆人之讴恩，曾不以国体之变迁，而稍驰其爱敬者，伊古以来，实惟前清隆裕太后。”至于今世，她则被誉为“最先醒来的人”、中华民族的恩人，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此相应，清帝逊位被比作英国的“光荣革命”，《清帝逊位诏书》被赋予熠熠生辉的宪政意义。
与事实不符，便属过誉。首先，隆裕并未醒来，只不过作为妇道人家，欠缺如良弼、溥伟、善耆等人困兽犹斗的狠劲，故而不曾卷入宗社党的末路疯狂；其次，她的考量顺序，先是母子二人的性命，次是清室优待条件，最后才是万民忧乐和天下太平；复次，大势之下，她的选择，不仅是最佳选择，而且近乎是唯一选择，有人说她本可反抗到底，请注意，在她身上，并无反抗的勇气，正如在她周围，并无反抗的资本（朝廷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仅有一支八旗子弟组成的禁卫军，一无战斗力，二来人人但求自保，无心为国牺牲；至于退回满洲，垂死一搏，更不可行，试看“长啸返辽东”的善耆之结局），当反抗沦为宗社党式的叫嚣，那不叫反抗，叫表演。
假如隆裕拒不退位，历史该当如何书写呢？死于革命党人之暗杀的良弼，已经提供了答案。对于老牛破车、弱不禁风的朝廷，只消几颗炸弹，便可了事。说到这里，需要指出，隆裕的运气足够好，遇到了一个有底线的对手。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袁世凯便有机会篡清自立，不过思量再三，终未听从张一麐等幕僚的建言，其第一点考虑，即“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正基于此，袁世凯逼宫之际，始终没有撕破脸面，动用武力，且在谈判桌上，给隆裕留足了余地。倘若他不讲究恩义，不在乎名声，以其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实力，取爱新觉罗而代之，简直如臂使指，哪里还会有什么“女中尧舜”？
职是之故，那些颂词，与其施与隆裕，不如施与她的对手，包括革命党与袁世凯，后者在造势，前者则在顺势。能够顺势，乃是智者的选择；不得不顺势，乃是弱者的处境。这两点，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还隆裕一个公正的评价。倘只侧重其中一面，譬如赞颂隆裕“女中尧舜”，把被迫退位美化为主动禅让，这不止过誉，更像说谎，以此安抚失败者，其效用则如补刀，反而对隆裕构成了一种伤害。
话说回来，1912年9月11日，应袁世凯之约而北上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满清皇族举办的欢迎会上，称道隆裕为“女中尧舜”，此刻她尚且在世，应该有所耳闻，不知作何感想？从史料来看，她显然没有被政治家的场面话所蒙蔽。其晚景之凄凉，则使她彻底醒来。死前她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并告诫溥仪：“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这般伤心人之语，读来令人潸然。毋庸置疑，隆裕正是近世中国一大伤心人，自嫁给光绪之后，不知爱情，不知快乐，不知自由，自此她的人生便是余生，命运随国运风雨飘摇。有人从中看到了荣耀，我只看到无奈和残酷。
2017年2月15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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