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研究综述
郑少雄、李荣荣
近几年社会人类学研究呈现逐渐深入之势，表现为人类学家的主体性观念逐渐加强，视野渐次打开，希望从中国意识出发，把人类学田野资料放在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以及现代世界的多重格局中进行审视，从而发展出兼具多元和整体、反思性和主体性的中国人类学风格（赵旭东，2012）。与此相关，王铭铭（2013）继续推进关于“三圈”的论述，目的是反思现代社会科学所隐含的西方中心论，试图建立一种从中国意识出发、以关系为特征的关于诸文明差异的论述。在他看来，“差序格局”式的天下观本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与此同时，西方汉学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视角同样不能忽视。赵树冈（2014）发现近30年来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几乎都围绕革命、传统与现代性这三条主轴展开，取得了认识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洞见，但一定程度上似乎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如前代学者所做的）。本土学者的探索一方面针对西方，通过对西方知识谱系的梳理，指出“母权社会”神话的背后不是实证问题，而是对人性自然的探索（吴飞，2014a，2014b）；另一方面反观中国，通过对古代丧服制度的社会科学考察来反思“差序格局”概念，认为差序格局概念只反映了“亲亲”的平面关系，而没有体现包括“尊尊”在内的立体结构；由于“尊尊”等级关系的引入，家、国、天下也就不是同心圆中先后被牺牲的顺序；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处境，并非可以普通同心圆之一环视之（吴飞，2011）。这个独特的考察具有较强的理论穿透力。
在视野和理论概念之外，学者对方法和方法论的关注也在提升。张小军和阿皮孜（2014）与蔡华（2014）形成了有意义的对话：前者认为民族志应翻译成“文化志”方为妥当，文化志书写应当充分关注真实性的达成条件，以及关注“互主体性”的田野经验，才能回应后现代理论挑战；后者持有相反的看法，他以自己在纳人社会中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民族志写作经验为据，深入论证了科学民族志的可能性，回应了克利福德关于失真、主观性和文学文本性的解释学质疑。罗红光（2012，2013）通过“常人民族志”和“对话的人类学”方法，来探讨知识的公共性和共建问题，反思道德、知识权威的自我检验可能，并探索大规模文化研究的方案。
对汉人社会的研究，重要者在于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能力。张亚辉（2014）考察晋祠所祭神祇在历史上的变化和空间、权力争夺。三个神祇分别代表的皇权、儒家和乡土社会，三者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赖，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图景，富于历史人类学的论证逻辑。胡宗泽（2011）则通过对一个华北乡村非典防御过程的参与观察发现，国家在地方社会的眼中，是一个奇妙并且形象多变的复合体，它既是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由分化并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接而成的。
以下侧重回顾近年来新兴的分支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
一、民族与海外地区的新拓展
（一）民族走廊概念持续升温，流域、道路研究兴起
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现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国际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申遗工作中引入“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遗产类别，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对跨文化互动的线路研究的热情。麻国庆（2013）回顾了民国以来关于“岭南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指出对该走廊的研究应当具备中心、边缘时空转换的视角，并且要意识到不同生态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系，即要具备流域乃至环南中国海的视野。杨志强、赵旭东和曹端波（2012）提出“古苗疆走廊”概念，用以指称自湘西横穿贵州中部入滇的古代驿道；认为这一通道的独特性在于并非依自然地貌自发形成的，实质是明清国家权力的贯彻，连接起西南边地的多样生态和族群。重视对“古苗疆走廊”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对当代民族（族群）理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思。李星星（2013）试图明确界定民族走廊的内涵，认为应该兼具地理特征和历史内容。他主张把“巫山—武陵走廊”列入民族走廊的范畴中加以探讨。张原（2014）认为以走廊与通道研究为代表的区域模式，与族群模式、跨国模式相比，因具备关系主义视角而更贴近社会历史现实。
人类学者进一步开辟了流域研究、“路学”研究等新领域。明确以流域研究为号召的活动，有2015年在西南大学举行的“中国流域人类学工作坊”（还将出版《流域人类学》辑刊），也强调流域的廊道特征和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必要性。“路学”（roadology）最主要的策动者是周永明，他多次阐述路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于2014年底在重庆大学召开了以“道路、文化和空间”为题的路学工作坊，标志着路学已经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回应。要言之，“路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在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总体框架下，从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等几个方面讨论现代道路带来的复杂动态影响。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强调“点”“线”结合、“动”“静”结合、“质”“量”结合，以及“史”“志”结合。他还针对汉藏公路展开现代性的时空分析，重点关注道路之于人群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引发社会重组的可能性（周永明，2010，2012，2015）。赵旭东和周恩宇（2014）着重评述道路与族群关系及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关系，认为传统驿道卫所与生态环境较为亲和，现代交通道路则只关注效率和理性，但两者都服从于政治治理的需要，只是实现方法各异，前者表现为分隔地方非汉族群，后者表现为对族群交融及一体化的追求。总体而言路学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海外民族志及海外研究继续向前迈进
海外民族志在学界的合力推动下向前迈进，继续为中国人类学用汉语生产及表达有关世界的知识积累个案与理论。马强（2011）以俄罗斯黑土区乡村地区为田野点，围绕“俄罗斯心灵”这个俄罗斯文明的代表性概念，探讨其在不同时代被建构的文化实践，力求展现俄罗斯乡村社会百年来的转型历程。20个世纪20年代末，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人类学方法的启发下，在印第安纳州曼西（Muncie）开展中镇（Middle Town）研究，随后开启了对当代美国社会进行社区研究的传统，而中国人类学美国研究的继续推进也难以绕开这一传统。迄今为止，已有高卉（2012）、梁文静（2013）、向星（2013）等研究者以中镇为田野点，分别关注慈善公益事业如何守护社会底线、公益建房项目及其体现的社区精神、花园生活呈现的美国人的社会结合方式等内容。夏循祥和陈健民（2014）以香港反拆迁运动为个案，探讨了“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与增长过程，进而反思了特定语境中的权力关系结构，体现出人类学惯有的“绕道他者反观自我”的文化批评精神。罗杨（2012）以柬埔寨、赵萱（2014）以以色列东耶路撒冷为田野点的研究，分别完成了博士论文。徐薇（2012）对博茨瓦纳叶伊人的研究也有成果发表。另外，跨境民族受到关注，如李伟华（2014）以中缅边境文蚌人为对象，探讨了边疆及跨境民族主义等问题。围绕着国家与族群关系这一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核心议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积极推动以东南亚跨境民族为对象的研究，并推出东南亚民族志丛书等成果。移民研究的重要性亦随跨国流动之日益普遍而不断显现，张少春（2014）以生活在新加坡的中国技术移民为对象，展现了流动的家庭如何在传统文化理想和跨国生活现实之间被塑造出来的过程。
随着海外民族志个案研究的积累，相关学者开始尝试超越零散的个案研究，并在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予以反思及提升。高丙中（2014）提出以“世界性社会”支撑海外民族志，既继承了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这一概念，又回应了当代世界性社会不断显现的经验事实。杨春宇（2014）尝试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小结，提出海外研究的基本特性在于田野工作者往往需要应对因阶层、年龄、学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越界”带来的各种问题。龚浩群（2014）倡导亚洲学界与非洲学界之间进行交互性研究，以推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多主体参与。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在地方性场景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考察来认识海外以及中国与海外共同构成的世界社会，需要我们继续开展有民族志深度的研究。
二、介入公共议题，参与当代进程
（一）环境（生态）人类学研究逐渐成熟，灾难研究崭露头角
虽然环境和生态就概念来源而言并不一致（罗桥，2013），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倾向于使用生态，之后倾向于使用环境（张雯，2013），但是国内生态和环境人类学研究往往互不区分（如几个大学合办的刊物命名为《生态环境人类学通讯》）。鉴于大部分地区环境污染、水源枯竭、土壤退化、生计受损的严重性，近年来环境（生态）人类学发展较为突出，逐渐走向团队化。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包括，2012年成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生态人类学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底“石河子大学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及众多期刊开办生态人类学专栏。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国外理论转型和研究进展的了解、掌握越发敏锐直接（张雯，2013），关于国内环境（生态）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综述（尹绍亭，2012；崔明昆、崔海洋，2013；张珊，2014）能让我们对此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以及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代表的自然灾难的强烈冲击，国内人类学界开始关注对灾害成因、灾害干预、灾后重建等议题的研究。最近几年的引介和研究都大有升温之势，其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学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常年开设灾害人类学专栏；彭文斌牵头广泛翻译引介的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作品尤为引人关注。风险与灾难被认为是环境及人类系统中的内在成分，可用以有效测试社会适应和可持续性；同时，救灾过程中多重知识间的冲突与协调决定了人类学家在社会重建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见奥利弗—斯密斯，2011，2013，2014；奥利弗—斯密斯、霍夫曼，2011）。按照他们的界定，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人类学因其综合研究灾难中交织在一起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面向，在社会科学中最具备整体性视角的优势（霍夫曼，2011）；认为灾难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类社会自身长时段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主要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以及“应用与实践”几大范式（霍夫曼、奥利弗—斯密斯，2014）。
国内学者开展的灾难（灾害）人类学述评和研究工作也明显增加。夏少琼（2011）回顾了国外灾难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把灾难研究内容分为灾前、灾时、灾后三个阶段，指出灾难研究存在着从片段到系统、从客位到主位、从变迁到连续、从经验到理论的变化趋势。周大鸣和夏少琼（2012）进一步指出近百年来国外灾难研究在研究立场、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十大转变，并提炼出从共识到冲突、从例外到常态、从事实到建构等几方面对灾难的看法。李永祥和彭文斌（2013）回顾了本土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现状和成就，其中较具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讨论了脆弱性、政治生态学、传统知识等概念和理论取向在中国的应用。李永祥还在脆弱性概念框架下讨论了云南傣族社区对泥石流灾害的反应（2011）、傈僳族社区对干旱灾害的反应（2012），既强调国家的力量，也挖掘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在灾害应对中的价值。
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对于灾害（灾难）的处理和建构，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王晓葵（2013）比较了中日两国对于大型灾难记忆空间建构方式的异同，将作为“自然”后果的灾害引入了文化探讨的空间。比较特别的是梁永佳（2013），他通过自己的印度田野经验，讨论了占星术对印度洋海啸的解释，从中敏锐地发现作为印度民族主义两大基石的科学和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共处模式，既有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力量，也深具人类学独有之魅力。张原、汤芸（2011）更明确提出“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认为人类学者应当充分意识到灾难的社会属性，视灾难为人类历史经验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从整体论的视角着手讨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灾难形成、认知和应对。范可（2011）从仪式理论入手，直陈对于灾难的仪式化纪念，实际上是社会、政治权力竞争的场域，也导致了对灾难的多样化建构。
（二）医疗（药）、健康与社会身体观
作为一门关注人类健康与社会或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近年来逐渐显现繁荣之势。景军（2012）指出，中国医学人类学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转型，即从早期的学科介绍、学科建设倡导、著作翻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迈向了教材编写、课程开设、研究人才培养和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随后，景军和薛伟玲（2014）在理论层面检视了与医学人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四种社会理论，即社会阶梯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生物权力理论以及未预结局理论，并讨论了这四种理论之于医学人类学揭示社会不平等、医学知识的建构、镶嵌在医学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医学干预的未预结局等问题的价值与意义。经验研究方面，讨论较多的是生殖医学的社会影响、少数民族医药医学的现代经验，以及器官移植与身体观念、身份认同的关系等内容。例如赖立里与冯珠娣（2014）力图展示国家“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这一宏大项目从认识论到实践上对民族医药的规范化努力，及其与地方性的文化创新，尤其是与积极发展本地医药的地方知识与文化精英之间既摩擦又共生、交会的复杂场域。余成普从身体不但作为生物性存在，亦作为社会文化性存在的整体观视角出发，追问基于身心二元论或机械论的器官移植技术给患者移植后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余成普，2011）；探讨器官移植者因身体变化而产生的自我认同的转变与重塑（余成普，2014）；并从人类学礼物研究出发检视器官捐赠作为生命礼物的社会事实（余成普等，2014）。可以说，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为医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深度个案，进而为我们思考“生命”“身体”“健康”在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的多元表现以及应该如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三）饮食、认同及食品安全
早在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建立之初，食物就已是人类学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不但将其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其实用功能以及生产、加工、食用等环节，亦将食物与宗教仪式、文化认同等主题联系，探讨饮食的象征意涵。彭兆荣、肖坤冰（2011）提出，尽管中国人类学的食物研究开展较晚，但已取得长足进展。回顾本阶段的相关研究，饮食与身份认同（李伯彬，2014）、饮食与祭祀仪式（王斯，2014）等传统主题仍然受到关注。
对与饮食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讨论则彰显了人类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在人类学的研究中，食品安全不单纯是食品自身的问题抑或政府监管的问题，更是转型时期人与社会之关系问题的特定反映。例如，邵京（2012）从食品安全来反思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伦理、政治等各种问题的忧虑。赵旭东与王莎莎（2013）则引入对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特点的讨论，指出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焦虑与当代中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有关，以及与差序性的信任有关。此外，倘若我们将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种植也纳入饮食研究的范畴，那么，范可（2014）从风险社会及政府公信力的视角切入，讨论了当下转基因之争的政治化特征。在此可见，人类学的整体论视角使其得以在讨论食品安全等公共议题时提出别具深度的独特洞见，而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价值也将随着对这些与普通民众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的深入讨论而不断彰显。
（四）边缘人群的学校与社会教育
教育人类学是由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形成的一门综合性人文社会学科，使用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教育中的问题（陈学金、滕星，2013）。近年来教育人类学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其标志之一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于2013年成立，2014年召开首届年会。甘永涛、刘倩（2014）简要回顾了教育人类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经过，并且通过具有相当直观性和新颖性的知识图谱研究，展示了1988—2013年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以及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群体和期刊名录。陈学金（2014）详尽回顾了中国教育人类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认为少数族群地区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成果也最丰富，汉人地区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对海外社会的教育研究初见端倪。他还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教育研究出现理论和方法上的“人类学化”趋势，并且主要关注弱势边缘群体的教育公平与正义问题。
纳日碧力戈（2014）从认同的多重性出发，认为教育人类学是讨论各族美美与共的学问，应对弱势群体持有人文关怀，以语言和文化的中层相对主义呼应国家治理和市场运行的高层普遍主义，沟通国家治理和社群需要之间的利益诉求，实现“爱民族”和“爱国家”之间的互补共存。滕星（2011，2012）也在“多元一体化教育”的框架下，研究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情况。作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庄孔韶正在开展一项关于农村教育变革的人类学评估课题。他认为对教育的关注不应局限于学校，还应重视家庭及社会教育；教育内容不应局限于知识传递，还应包括文化传承和人性转换（庄孔韶等，2014）。涉及农村教育中的一对悖论“离农”抑或“为农”，他认为这两种进路都和中国传统的约束性教育体制有关，应该下放权力，让乡村教育提供者和接受者根据城乡结构关系的动态变化，自行选择“离农”到“为农”之间的连续统上的任何一种路径（庄孔韶、王媛，2011）。樊秀丽关注日本学校安全法立法状况（2011）和家庭教育支撑事业的保障状况（2014），滕星、孔丽娜（2011）关注墨西哥印第安人多元文化教育情况，但主要侧重于对国外实践经验的介绍。
三、其他交叉学科的发展
（一）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
2011—2014年，影视人类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且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本阶段中国知网以“影视人类学”为主题的文章已达百余篇。其中，鲍江（2014）透过对中国人类学电影开山作品的解读，提出以“你我”为民族志的视阈；朱靖江（2014）通过探讨不同时期“藏边影像”所呈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图景，揭示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化立场、创作方法与权力关系。《雪山之书》（郭净，2012）、《娲皇宫志》（鲍江，2013）、《田野灵光》（朱靖江，2014）、《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第一卷）（郭净等编著，2013）、《鄂伦春族——纪录片档案》（杨光海，2011）等专著相继出版。此外，郭净、朱靖江、雷建军、陈学礼、鲍江、陆文东等学者在暂无经费支持亦无法支付稿费的情况下志愿发起主编电子期刊《影视人类学论坛》，为学术交流搭建平台。
在民族志电影领域，本阶段呈现作者、作品日益增多态势。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2014）、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2014）、第七届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学术研讨会（2014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年会）、“相处之道”——中国民族志电影展（2013）等为众多民族志电影提供了展映平台。此外，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诸多机构展开持续的相关教学与研讨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始招收影视人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些都在为该领域的发展积蓄力量。由影视人类学学者带动的乡村（社区）作者影像实践在云南、青海、广西、四川等地开展，其学术意涵及学术潜力亦令人瞩目。
（二）艺术人类学方兴未艾
艺术人类学的学术阵营大致集中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本阶段艺术人类学不乏具体案例研究发表，如洪颍（2014）对农民版画生发历程及身份定位的探讨。大体看来，具体案例的研究往往侧重阐释艺术实践的社会文化语境。此外，本阶段关于理论与方法以及学科定位的总体讨论相对突出。李修建（2014）指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体系性的理论著述，同时，国外相关理论的译介亦受到重视。并且，各艺术门类研究者具有了方法论的自觉，充分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艺术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鉴于艺术研究特有的关注对象与切入路径，王建民（2013）指出相关研究有可能弥补以往人类学研究中重理性、轻情感，重访谈、轻体验等弊端，故有望为人类学探索文化提供一种新途径。人类学向来以整体观见长，人类学艺术研究是否体现了对生活世界的整体观照相应地成了学者们呼吁或反思的对象。例如何明（2011）强调了人类学艺术研究须在整体观视角下参与观察生活世界如何建构艺术，以及艺术如何表述生活世界。李立（2012）则提出不能将艺术人类学的对象完全等同于“文化”，并呼吁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回到并回应艺术学、美学提出的艺术问题，为艺术人类学寻找相应的对象和议题，进而促使学科之间形成有意义的对话主题，使艺术对象真正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焦点。此外，对于艺术人类学是否已成为人类学内的一个分支学科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刘正爱（2011）认为，艺术人类学在目前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学科分支，无论是对于美学、文艺学，还是对于人类学而言，它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与视角。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蓬勃兴起有可能成为艺术人类学成为分支学科的契机，但学者们须在“问题意识”上保持学术自觉。
（三）企业（工商）人类学研究逐渐开拓
经济人类学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四个基本分支学科之一，一直受到中国人类学界的重视，学者借助其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乡村，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世界（罗康隆、田广，2014）。近年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直接针对工商企业经营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出现，具有开拓之功。西方企业人类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霍桑试验”及50年代英国的“曼城工厂研究”，发现了现代工厂中个体身份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并把工厂视为“文化的组织”（袁同凯等，2013；殷鹏，2014）。田广和周大鸣（2013）也简要回顾了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历史，指出在中国开展工商人类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张继焦（2014b）则认为从费孝通江村经济、昆厂劳工时代开始，中国已经有了本土的企业人类学研究。事实上，对近几年中国企业人类学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的还有日本传统。被称为“经营人类学之父”的中牧弘允屡次到中国访问并协助组织相关会议及论坛，并于2012年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日本企业人类学的专题讲座。他主要讨论日本现代企业（会社）中的神社、墓地、入社礼、社葬，以及公司博物馆等要素，将会社视为一个文化生活共同体，认为会社取代大名（传统日本封建领主）成为日本文化传统的承载者（中牧弘允，2015）。
潘天舒和洪浩瀚（2011）所讨论的上海“麦工”（麦当劳的工作）世界，虽然没有中牧弘允所关注的那些传统符号，但仍然形成了深嵌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本土意义体系中的文化景观，从而与西方世界关于“麦工”的刻板负面印象形成了较大反差。陈刚主持过若干工商人类学研究（李文睿、陈刚，2014；陈刚、白廷斌，2012），以参与观察法和访谈、问卷方法，探讨昆明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环境和压力，以及泸沽湖地区旅游商品的经营状况，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国内在企业人类学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学者还有张继焦（2013；2014a），他先后进行关于“老字号”企业的研究，探讨企业与政府关系如何影响“老字号”企业发展；提出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下，政府与企业之间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的“伞式社会”特征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他还主持出版了两部关于老字号企业的皮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