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纸”的理论起点、话语衍变与历史实践（1942-1953）

龙伟，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董佳琦，重庆大学法学院新闻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基金“从私营报刊到人民报刊：建国初期私营报刊的转型研究”（2017CDJSK）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016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谈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作为中共党报理论的核心观念，“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共革命实践过程形成的重要思想结晶。对于“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起点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基本认识。一种看法认为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论，始于1945年胡乔木在《新华日报》的一次谈话（陈力丹，2016）。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947年1月《新华日报》刊载的社论《检讨和勉励》是这一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尹韵公，2014；李冉、邹汉阳，2014）。然而通过文本细读，本文发现这一思想的起点显然要早于1945年。

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胡乔木到《新华日报》对编辑部发表了讲话，提出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增强党性就是增强人民性。胡乔木讲话后来以《人民的报纸》为名刊载在《新华日报》的内刊《新华报人》上。胡乔木说：

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胡乔木，1945年12月30日）。

胡乔木在这段论述中首次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概念，并且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作了初步论述。据此，学术界多将这段论述视为中共党报理论中使用“党性”“人民性”概念的肇始，并将此作为党性、人民性统一论思想的起点。如果单纯从概念的生成来看，这样的判断或许并无错讹。然而概念往往是基于思想的言说，思想的生成多先于概念的出现。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胡氏的这一论述真的是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的思想起点吗？

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说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要从集体的行动背景中去寻找，否则就难以发现这个理性意义的世界（曼海姆，1929/2005：4）。曼海姆所言提示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现场，从历史的处境中去考察观念的生成进程。在胡乔木上述论述中，除了提及“人民性”的概念外，还出现了“人民报纸”以及相关联的“人民的报纸”“人民大众的报”等提法。如果对延安时期的文本不陌生，则不难看到“人民的报纸”“人民大众的报”等提法是延安时期党报经常性的表述。因此，单从逻辑上讲，要理解党报“人民性”，就有必要梳理“人民报纸”的思想起点。更关键的历史追问是，胡乔木为何会在《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演说中公开阐释“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一思想？这只是胡乔木对中共中央既定新闻理念的老生常谈，还是胡氏在《新华日报》的即兴言论与自我认知呢？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了经毛泽东修订的社论《致读者》，这篇社论明确指出“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在这篇社论的最后，《致读者》还指出《解放日报》改版的终极目标是“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无疑，贯彻坚强的党性，避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党报能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和倡导者”是《解放日报》改版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为研究者多有忽视的是，《解放日报》的目标所指除了要使报纸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外，还特别强调“群众性”，明确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社论中“同时也就是”一语所表达的意思，换言之即是说，一张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一定也是一张天下人的报，它能代表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意志，成为天下人的喉舌。《解放日报》此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天下人的报”的表述，也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这一经典论述的最初形态。《致读者》一文虽然并未使用“人民性”一语，但其对“群众性”的重视，对“天下人的报”的追求正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思想的最初实践。

如果再考察同时期响应延安整风的《新华日报》，事实上也不难看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一思想在《新华日报》上的体现。为响应整风，1942年5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的社论号召读者对《新华日报》进行批评，社论明确“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大众的喉舌”是《新华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努力的目标，“本报既为中共机关报，又以人民喉舌自期，就更加要切实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新华日报，1942年5月23日）。

三个多月后，《新华日报》正式改版，同日发表社论，宣告要对过去的缺点进行彻底的改革，“其主要方向，是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使新华日报真正做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1942年9月18日）。该社论再次出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这一关于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的经典性论述。很显然，1942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改版都并非只是片面强调党性，而是要通过强调人民性来增强党性。两报的改版都透露出，中共新闻理论中已经萌生出党性、人民性是统一、一致的观念，只是该时期这一思想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论表达而已。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各自的社论可以说是两报改版的号角。两报关于“天下人的报”与“人民喉舌”的提法其实都反映出两报有意识地改进此前报道方式上的不足，并以改版来践行党性、人民性的统一和一致。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解放日报》改版的要点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014：111）。“反映群众”与“增强党性”并提，可见毛泽东将“反映群众”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学术界往往将“反映群众”解读为毛对群众的重视，这当然没有错，但其实严重忽视了“反映”两字，以至未得要领。中共早期的党报实践中，群众主要是党报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对象。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于党报与群众的关系定位发生了认识上的根本变化。表面上看，群众的定位变化反映的是党报在不同政治语境下对群众的认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共对党报自身的定位、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一言以蔽之，不是作为报道客体的群众发生了变化，而是党报本身应该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党报如果不能反映和代表群众，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显然是极不恰当的。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此可谓高度重视、反复强调。此前的3月8日，毛泽东给《解放日报》题词，所题即“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字。这一题词显然意有所指、饶具深意，既是对党八股的反对，更是对人民性的强调。毛泽东殷切期望的，是要党报通过深入群众、反映群众去增强党性。在毛看来，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正因此，两天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26）。《通知》所言无疑已高度接近“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的思想内核了。此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纷纷改版，明确提出党报还要成为“天下人的喉舌”“人民的喉舌”，这既是党报自我定位与功能角色的重大转变，显然也是“党性、人民性统一论”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办报实践。

“党性、人民性统一论”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延安时期得以酝酿形成，显然有着历史、思想的背景。这一观念既是中共延安时期逐步成熟的人民主体思想的反映，也与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提出相呼应，是党的根本宗旨在党的宣传领域中的体现。人民主体思想在党的革命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共二大时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利益而奋斗”。延安时期，人民主体思想不断发展成熟。1942年1月11日，张申府在《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新华，我看着生长，长大》，明确希望能把党报变成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解放日报》随后在3月9日转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张申府的意见很好，新华、解放都应实行，还明确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以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党的党报上说话。

《解放日报》随后提出的“天下人的报”，“愿意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其实就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人民思想的直接反映。当然，“天下人的报”只是一个略带文学性的表述，毛泽东这一时期更经常使用的是“人民大众”一词。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明确回答了文艺必须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014：117）。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动态，可知《解放日报》改版时毛泽东在为谁服务这一问题上已经思索良久，并且已有了较成熟的答案。《解放日报》社论所提“天下人的报”的概念反映出毛泽东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党报必须反映人民、代表人民，这不仅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所思所想，也与党的根本宗旨完全一致。这一观念延续而下，1944年10月毛泽东在看望《解放日报》、新华社同志时就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吴冷西，2006：15）。1945年中共七大上，中共最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入了党的章程。

经过两年多的改版和不断改进，《解放日报》不断丰富和完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由一张党性不完全的党报转变成一张党性鲜明、完全的党报，并呈现出明确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的风格（黄旦，2008）。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学术界津津乐道的是这篇社论宣称：“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还明确宣示：“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这是我们这个报纸的第一个特点”（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两年多的改版经历了从1942年《致读者》所说要成为的“天下人的报”到“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的历史进程，“党报”与“人民大众的报纸”的并列性称谓也明确宣告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日报》的改版成功塑造了“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统一”的典范。延安时期中共对“人民性”的强调，或者说明确党报也是人民报纸，已然揭示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真实地反映了党运用新闻媒体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

不难看到，早在1942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改版之初，两报就提出了要成为“天下人的报”“人民自己的报纸”等口号，最终经过不断的改版，两报从“不完全党报”变成“完全党报”，既是党报，也成为人民大众的报纸。经历过延安整风且对党报理论了熟于胸的胡乔木，1945年随毛泽东来到重庆，他在《新华日报》的发言显然并非他的即兴发挥，而是忠实地沿袭了经历延安整风后已趋成熟的党报观念。因此，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论也并非胡乔木及此后《新华日报》的独创，而是延安时期就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也是人民大众的报纸”这一党报观念的自然延续。

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对党报人民性的表述主要以“群众性”“人民大众”等话语形式出现，与根据地的语言风格相对应。在国统区，《新华日报》对于“群众”的表达则更多是以“人民”的形式出现。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主要团结的对象是各抗日党派、团体和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斗争的形势骤然变化，与国民党“争民主”成为重要的斗争主题。自重庆和谈始，为团结广大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地的“群众”转换为“人民”，“群众性”转换为“人民性”。话语反映观念，话语的替换与转变并不能简单看作是不同环境下的词语更替问题。

1945年后中国共产党“争民主”的政治抱负要求党报必须面对除了国统区的群众，将根据地的党报理论外化为一套全国民众都可以接受的统战话语，以处理党报与其它民主进步报纸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延安时期党报理论侧重于增强党性，那么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人民性”转换而来的“人民报刊”就成为团结和统战其它非党进步报刊的旗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华日报》对“人民报纸”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了延安时期党报理论有关“党性”“人民性”的论述。《新华日报》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报纸定位、报道内容、报纸风格等各方面也较此前其它党报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人民报纸”的特性。

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改版时就宣称要“使新华日报真正做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1942年9月18日）。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进一步将“人民报纸”确立为报纸的基本方针。1945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人民的报纸》，文章开篇写道：“本刊创刊八年来，一贯的就是以人民的报纸为方针，为努力目标。……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进步，真正成为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日）。这篇文章开明宗义地提出了人民报纸的思想，高扬人民报纸的旗帜，它将《新华日报》八年来的方针明确下来，就是以人民报纸为方针，并指明今后也要一直成为“真正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报纸”。

在此之后，《新华日报》还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人民报纸”的言论，较重要的如《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希望你永远是人民的》《检讨和勉励》《我们面对着新环境新课题》《坚持真理与为民服务》《人民的旗子》《人民的报纸》等一系列相关论述。这些论述较为全面、集中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报纸”的思想。例如，陆定一在《人民的报纸》就阐述了人民报刊的性质和使命，对专制主义报纸和人民报纸作为区分，提倡要办人民大众的报纸，作为人民服务的记者。他指出报纸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

同时，记者也分为两种，“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陆定一所说的“人民”指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爱国分子”，陆定一强调报纸应该为这些“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提供真实消息，启发其民主觉悟。要办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要力求真实，丝毫不苟（陆定一，1946）。

《新华日报》这一系列关于“人民报纸”的论述，明确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新华日报》的办报宗旨和办报方向，阐明了《新华日报》的立场和任务，鲜明地提出“人民报纸”的思想，也准确阐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关系。在《检讨和勉励》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

《新华日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道，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新华日报，1947年1月11日）。

这是党报就“党性”与“人民性”关系所作的经典性、系统性论述，它清楚指明党报的党性就是它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从这篇文章来看，《新华日报》言说的“人民的报”其实就是指它的“人民性”——即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根据《新华日报》有关“人民报纸”的系列论述，有学者认为《新华日报》完整提出了“人民的报纸”思想（杨润时，1983），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的核心即是人民新闻思想（刘建明，2001）。

除《新华日报》外，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其它不同场合也表达过“人民报纸”的办报思想。例如1946年初，范长江主办《新华日报》（华中版）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范在该校就至少以“人民的报纸”为题作过两次报告。范在报告中就提到“人民的报纸，是新闻工作的一种新的观念”。范在报告中从“人民与报纸”“报纸发展的道路”“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报纸的作风问题”“干部与修养问题”五个方面就人民报纸作了系统地阐述（范长江，1982）。作为党内有份量的新闻干部，范长江关于“人民报纸”的论述显然并非自我思想的表达，而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党内对于人民报纸的普遍性理解。范长江的报告旨在激励该校学员努力成为人民需要的报人，透过范的报告不难看到，“人民报纸”乃是这一时期党内办报的宗旨和目标，培养人民新闻工作者也是党在这一时期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目标。

与延安时期形成的党报思想相比较，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报纸”的所指其实略有变化。具体而言，延安时期党报理论所讲的人民大众的报，主要是指党报不能脱离群众，要尽可能地与群众保持广泛地联系，反映群众。具体到办报工作中，主要就表现在党报报道方式上，党报应该反映人民，成为人民喉舌，强调通过增强人民性来增强党性，以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和一致。表面上看，对“人民性”的强调主要表现在党报编辑形态方面，但实质上却是中共对党报功能的重新定位，“人民性”既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报刊—受众”关系的确立，也意味着党报兼具党报和人民报纸的双重身份。

解放战争期间，《新华日报》言说与实践的“人民报纸”除了继承延安党报理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致外，还将人民报纸视为团结一切争取民主、反对专制政权的旗帜，是团结和统战广大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重要舞台。例如香港《文汇报》创刊时，郭沫若就赞誉《文汇报》是“人民喉舌”（王继权、童炜钢，1983：582）。正因为《新华日报》的大力提倡，“人民报纸”成为代表民众呼声，争取民主、自由的报刊的代名词，并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民报纸”的思想与党报实践延续而下，自然也影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政策。经过解放战争时期的报业实践，“人民报纸”思想已然深入人心，成为团结和统战的重要内容，其意义已远远突破党报的“人民性”。

新中国筹建过程中，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选择以及毛泽东专门指示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毛泽东文集，1996：135），这些都暗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报纸”的思想及新闻实践本就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必然选择。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发展人民广播、人民出版的人民新闻事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明确宣称：“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2：16）。

《共同纲领》所宣告的“人民”性，民主联合是其典型的性质和特征。这种人民性最广泛地将党与非党进步的人士团结在了统一战线之下。1949年11月1日，新闻总署设立后随即颁布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草案第一条即明确指示草案的目标：“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特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精神制订本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 b：11）。这些都表明，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继承了“人民报纸”的思想，至少在主观上是想沿着人民的新闻事业继续前进。

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团结统战的重要对象。与之相因应，新闻事业也要求党报尽可能团结其它进步报纸。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处理新解放城市中的新闻事业时，就把旧有报纸分成了进步、中间和反动三类拟于分别处置。解放南京后，中央特别指出要允许有一两家“非党进步”的报纸继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1980a：280）。这些“非党进步”报纸之所以存在，其目的主要是为“联系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的“人民”性质自然也决定了这些报纸属于“人民报纸”的队伍。解放新城市后，中共要求所有的报纸均要向各地军管机构登记。在经过严格的政治筛选后，获准登记出版的报纸基本都属于“人民报纸”。195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明确说：“全国的经过登记的报纸大体上都可以承认是人民的报纸”（胡乔木，1950年3月29日）。

不难看到，建国初期的报业制度中党报属于“人民报纸”，其它准许出版的“非党进步”报纸也属于“人民报纸”，建国初期的新闻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多种人民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方汉奇，1999：1）。“人民报纸”范畴不仅包括大量共产党的机关报，也还包括各公营团体的报纸、甚至一定数量的民间私营报纸。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在国家新闻制度中明确提出人民报纸的基本制度，但在报业实践中，“人民报纸”的思想显然是实际存在的。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以往所言的“人民报纸”主要是指对党报，特别是党报的定位、作风和报道方式而言，而新中国的“人民报纸”则转变成为一种归属性的政治身份，是统合进步报纸的一种话语方式。

正是因为建国初期“人民报纸”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作为舆论同盟的“非党进步”报纸生存的合法性。只不过，在中共高层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设计中，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因此“多种人民报纸并存”的局面也显然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形态，它最终必须朝着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公有报刊的方向迈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决定了报业中党报与非党报、公营与私营并存局面的短暂性，私营报刊的消亡最终不可避免。随着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转变成为执政党与都市媒体的关系后，特别是“三反”“五反”中，中共开始转向强调工人阶级立场之时，对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强调即成为“人民报刊”的重要特征。尽管私营报纸名义上还属于“人民报纸”，但却被认为距离真正的“人民报纸”相去甚远。由于私营报纸被认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可能被排除在“人民报纸”的行列之外，因此对私营报纸的团结和改造就显得不可避免。

1951年冬，随着“三反”“五反”的展开，中共斗争的矛头迅速指向了资产阶级。1952年初，中宣部理论处出版的《学习》杂志上连续刊载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专题文章，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 “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于光远，1952）。受“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以及中共对资产阶级态度的转变，有关“人民报纸”的言论也迅速转向强调工人阶级立场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否定和批判。如果仔细研读1952年间的史料，即不难发现较之1949年建国前后有关“人民报纸”的论述，1952年间有关“人民报纸”的论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变化最显著之处莫过于将“人民报纸”化约等同于工人阶级办报，这在随即展开的私营报业思想改造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1952年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谷牧（1952）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明确表述，无论报纸的经营性质如何，所有报纸都应该坚持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我们的一切报纸，都必须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我们报纸工作中，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思想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我们人民的报纸……必须以这个方针作为编辑方针”。中共向私营报业传递了一个理念，只要接受改造，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私营、公营还是公私合营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差别，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

谷牧在这次讲话中多次谈到“人民报纸”，并混用“工人阶级办报思想”与“人民报纸”概念。例如他谈到“人民报纸之所以要用工人阶级思想去教育人民，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一个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以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负责态度来进行工作”。谷牧还总结性地指出工人阶级办报存在着“加强报纸的政治性与思想性”“密切联系实际”“在正确的编辑方针下求得企业化的合理化经营”三个方面的特征，揭示了思想改造语境下“人民报纸”的思想意涵。与谷牧类似的言论也广泛出现在这一时期其它文献之中。无论是官方还是私营报纸内部的言说，“人民报纸”都日益与工人阶级办报思想趋于一致，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报纸”成为私营报纸思想改造进程中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