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工作的20年里，美国人罗伯·施密茨当过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在四川的志愿者，又在中国不同城市做过纸媒和影像记者，最后定居上海长乐路。在新书《长乐路》里，他记录了这条路上生活、工作的普通男女的故事。
他觉得许多中国人已经没了根，他们很迷茫，整个社会都处于迷茫中。我想了想他说的话，又想起了我那条街上的邻居们。开花店的赵士玲、开三明治店的陈凯以及最后那封信的主人一家，他们都离开了故土，获得了新的生活，也过得很快乐。到垂垂老矣之时，他们的叶子落下的地方，就是他们新的根所在的土地。
大家好，我叫Rob Schmitz，NPR上海站的记者。我是《长乐路：上海一条路上的大都市梦想》一书的作者，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我的邻居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 20 年前，那时候我刚从西班牙语专业毕业，会说西班牙语，在西班牙住过几年，并没有打算来中国。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加入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那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志愿者组织，把年轻人送去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我在申请书上写着，我会讲西班牙语，请让我去南美或中美洲那些讲西语的国家。
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们的录取电话。我说：“太棒了，你们打算派我去哪个国家？”他们说，“中国。”我说：“中国？你们要派我去中国？我连中文都不会啊，也从来没去过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不过我还是不想拒绝这个机会，毕竟这是一份志愿工作，按照我所理解的志愿者精神，我也不能拒绝。
这是 1996 年我与其他志愿者一同到中国时的照片。我在前排，总共来了 14 个人。
当时我们都被分配到四川的师范大学教英语。我和另外两个志愿者被分配到了自贡——四川省东南部的一个城市。这张照片就是1996 年拍摄于自贡，这是自贡最出名的茶楼之一。
1996 年那会儿，自贡跟国外基本上没什么接触，事实上，我们三个是1949 年以来第一批到自贡常住的外国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跟你在上海街上看到大熊猫一样，走在路上大家都围着看你——刚到那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状况。
我刚到自贡时正好住在一楼，第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去窗户边拉开窗帘，我吓得差点叫了出来：窗户外面站着大概十个小孩，他们手抓在我家窗户的栏杆上，等着这个老外拉开窗帘。我拉开窗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一起喊，“老外！老外！”我蒙了。基本上在自贡的两年都是这个状态。
其中的一个小孩叫曾杨，他当时 12 岁，这是当时曾杨跟小伙伴在院子里踢足球。
我到自贡的第二天，有人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看到这个小家伙，他抬头看着我说：“我叫曾杨，教我学英语吧。”我当时看着他，心想，这小孩是谁啊。不过教英文是我的工作，所以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之后，我便开始教他英文——其实我觉得是他父母让他来找我的，他们是我楼上的邻居。所以之后的几年里，除了在大学里教书之外，我都在教曾杨英语。
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时期，仅仅发生在20 年前，不算太久远的事情：那时候邻里都相互认识，整个中国都是这样——你了解你的邻居，知道他们所有的事情。我的邻居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有一次楼上有个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衣服都晒在走廊三天了，我觉得它们应该干了。我说，好吧。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很有趣，因为在美国如果有邻居这么干，你估计直接可以打电话报警了，这在美国会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当时每个人都很照顾我，那时候的中国就是这样。
在座各位可能有人记得那个时代——你了解你的邻居，认识他们的祖父母，他们的小孩；也知道他们的梦想，生活中的挫折和成就；你们相互信任、相互了解。这就是那时候的生活。
6年前，也就是2010年，当我再次回到中国，我改变了许多——我成了一名外国记者，我的工作是报道中国。中国也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的经济体量是1996年的十倍，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来到了上海，我以前从来没在上海生活过。上海非常大，也是中国这 20 年来产生的财富总值的一个象征。无数从自贡这样的地方来的农民工，帮助缔造了上海的繁荣。
我来到一个跟我之前生活过的自贡完全不同的城市，在这里，我不认识我的邻居，而我的邻居对我似乎也不感兴趣。所以我有了个想法，作为一个新记者，我可以做当年12岁的曾杨做的事情：我准备走出家门，去敲邻居家的门，请他们讲一讲他们生活中的故事，他们自己以及家族的历史。
很多人看到一个拿着麦克风的老外敲门，来问他们的家庭历史，都赶紧把门关上，很多时候都会这样。但是我住的那条长乐路，以前是法租界，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所以我就开始走街串巷地采访，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来了解这些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另外我也觉得这样能够让我更加了解我所居住的社区。
我希望了解我的邻居，我想念从前在自贡和邻居们相熟的时光。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就做了一个系列报道，就叫“长乐路”。这个报道是给我当时供职的一个广播节目制作的，持续一年，每月一篇，我都会讲关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故事，他们都生活或工作在我住的那条街上。
我得到的故事都非常有趣，有一些人的故事让我着迷，他们的故事既有独特的背景又有戏剧的冲突。后来我觉得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写一本书，就这样做了。接下来的三年，我都在写这本书，书名叫《长乐路》，是今年五月份出版的，今天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分享书里面的几个故事。
书里的第一个主人公，是我们街上大家熟知的花店老板娘。通常大家都是在情人节、纪念日去她的花店买花，你买花、付钱，然后离开，你也就忘了她了。她的名字叫赵士玲，现在是我的朋友，我常跟她在花店聊很久的天，慢慢地了解了她，她的故事和她的家庭。她曾邀请我去她的家乡，我还见识过她家乡的婚礼。
她老家在山东一个非常贫困的小村庄，靠近孔子故乡。她家里兄妹众多，父亲也非常传统。家里来客人的话，只有男人可以上桌吃饭，女人得到另一间房里吃。她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这？，父亲回答说，因为孔子不喜欢女人。她看着父亲说：“那为什么孔子要跟女人结婚？”父亲显然不喜欢她的回答。
赵士玲年轻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白血病，父母把她送到县城的一家癌症医院，她住的病房里全部是患了癌症的女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父母觉得她也命不久矣，给她买了口棺材，这成为父母给她买的第一份“礼物”。显然，她并没有死，她活下来了，她是个战士。
尽管如此，生病还是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因为村子里没有人希望他们的儿子娶她，家里人不得不帮她在一个深山村子里寻了个婆家。她后来嫁了个煤矿工人，也是个传统的人，当赵不听他的话时，他就会打她。在当时，男人们这样做是非常常见的。他俩有两个儿子。
赵士玲不喜欢这样。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展的时候，她梦想着离开，希望能够自己赚钱养家。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鼓励大家到外面去赚钱，她心里也一直梦想去上海。她听过上海这个名字，仅此而已。她只认识“上海”这两个汉字，字面意思好像是“大海之上”。她想象中的上海是一个到处是海滩、棕榈树的地方，一副热带海岛的样子。
两个儿子大了之后，赵士玲离开了家乡，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到了上海之后，她进了一家电视组装厂工作，很快意识到在上海并不能看到大海。在上海，她开始自己赚钱了。第一年春节回老家，村里一些女人就开始散布关于她的谣言，说她去了大城市做按摩小姐，作风不正。所以第二年回家的时候，她特意全程穿着工厂的制服，证明给大家看她不是按摩小姐，而是一名工人。
她赚的钱比村子里的人都多，这样她的两个儿子有一天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差不多过了十年，她自己开了一家花店，赚得也越来越多，很快她就赚够了足够的钱，给两个儿子在离老家最近的大城市买了房。之后她每次回家，以前散布谣言的女人都会来问她能不能介绍她们去上海工作。她老公开始尊重她，不再打她，因为她已经掌握了这段婚姻关系的主动权。
后来她的小儿子找的老婆性格跟她很像，很要强，很聪明，也很独立。现在赵士玲已经抱孙子了。她选择了风险，靠着自己的努力，只为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
花店再往下走，有一家三明治店，我有时候会去，因为我就住在对面。这家店的主人叫陈凯。
陈凯也是来自离上海很遥远的地方，他在湖南省的一个工业小镇长大。他的童年挺不顺利的。父母都是国有工厂的员工，90 年代，他的父母双双下岗。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国有企业私营化改革，因为经济压力，父母常常吵架，最后在他非常小的时候便离婚了。当时他11岁，很沮丧，感到压力很大，甚至想过自杀，当然他没有走上那条路。
从那之后，他非常用功。陈凯很喜欢音乐，因为家里很穷，他唯一拥有的乐器是叔叔家里的一台手风琴，他便找叔叔要来这把琴并且一直练习。陈凯的手风琴弹得非常好，因此拿到了广东一所大学的奖学金，离开了家去求学。毕业之后，陈凯去了一家国企工厂上班，是一个组装手风琴的大工厂，他是组装线的经理。父母为他感到非常开心，因为他刚毕业就找到了个稳定的工作，一个铁饭碗。
但是他却并不那么开心。大概一年之后，陈凯开始感到焦躁，发现在厂里学不到东西了，他开始在别处找工作，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他后来在上海和一个意大利工程师一起工作，这个意大利人为一家欧洲的大品牌组装手风琴，当时正在寻找一个助手，来帮他教别人安装和拆解手风琴。陈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冒险。他的父母十分生气，在电话里跟他吵起来。
陈凯告诉他们，如果我不去冒险，在我的生命里不承担任何风险，人生如何向前呢？他的父母成长在一切迥然不同的年代，冒险常常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但我认为陈凯很明白现代中国，他明白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生活，就必须承担风险。最后他和这个意大利人工作了很长时间，职位也越做越高，基本上没多久就成为了博罗威尼公司在上海的销售经理。
他赚的钱比美国人的平均工资还高，后来他有了足够的钱开这家三明治店作为一个副业。但是这家店生意并不兴隆，没赚多少钱。不过我觉得他并不在意，他开这家店是为了吸引那些跟他一样的人——爱冒险的人，艺术家或者音乐家，跟他有一样想法的人，大家可以聚集到一起谈论自己的观点。
当我在我的书里写他的时候，他又开始有些焦躁。他仍然在卖手风琴，经营着不太成功的三明治店。但他现在希望成为一个更有灵性的人，他拜了一个老师，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开始终日修行。
我写到他一路以来的梦想，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九十年代在四川的日子。那时候每个人的梦想都一样，都是想要赚钱，国家想要提高，人民也想要富裕。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像陈凯一样的人便开始追寻新的梦想。他们追寻物质之外的梦想，比如说精神上的满足，这些梦想正在快速蔓延。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梦想很难实现的年代。当我为广播节目做这个系列报道的时候，我在上海的两个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们的房子做客。他们在法租界整修老房子，常常去法租界的二手商店和古董店，买的都是二手家具和别人不要的小玩意儿。他们买了一盒旧信件，里面大概有100多封信，都是写于上世纪50—80年代，数量很多。
他们拿着这些信给我看，因为这些信都是寄给同一个地址的，在长乐路上——就是我写的那条路。所以他们认为我会对这件事感兴趣，我说：“对啊，当然。”我的一个朋友花了好些时间帮我把这些信翻译成英文。
这些信是一位丈夫写的。他在1957年被打成资本家抓了起来，被指控非法赚取钱财，送去青海劳改。他的老婆被留在长乐路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却得带着七个孩子继续生存。
这些信非常珍贵，它们非常具有戏剧冲突，也是第一手历史资料。在这个地方，我们通常都是从官方的渠道了解历史——其实在美国也一样，但我也很少相信它们。这两个人的信件，就像真实的未经过篡改的历史。
信的内容非常详实。中间有一段九年的时间，这位妻子无法给丈夫回信，因为他的丈夫被贴上了“坏分子”的标签，他们无法通信。她很害怕这么做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并烧掉了他所有的照片，小孩后来都忘记了父亲的模样。
70 年代的时候，他终于被释放。他写了封信给妻子说自己可以回家了，告诉她具体的时间。妻子派了两个小孩去上海站接他，孩子们知道他在哪趟车上。火车到站了，他们却擦肩而过，认不出彼此。孩子们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因为照片都被烧掉了；当然因为 20 年没见面，父亲也已经不认得他的孩子。还是回到家的时候才相见，还好家里地址没变。
我希望找到这个男人的后代，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写这个故事，我需要他们帮我确认一些信里的事情，我也想看看他们如今的生活。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那位妻子也还活着，不过他们已经不在中国，而是在我的祖国，他们后来去了美国纽约。
当我在纽约法拉盛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儿子跟我说了他的故事。儿子当时已经五十几岁，老夫人也 80 多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住在法拉盛，他平时都照顾着母亲。其实他们之所以可以去美国，是因为抽中了移民签。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成功了，尽管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去美国的。
他们仍然很穷。儿子在上海的时候本是个工程师，可抛弃一切来到纽约，就一无所有了。他不会说英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也不知道。照顾母亲之余，他会去法拉盛社区图书馆看书。这一区有很多移民，所以社区图书馆会提供免费的英语和商务课程，帮助移民学习当地高中的课程，拿到高中文凭。他的梦想就是拿到美国的高中文凭。中间来来去去好多年，他离梦想越来越近。
有一次我跟他说：“你知道我有你父母的这些信，你从来没有读过，你想看看吗？”他答：“不，我不想看到这些信。”他说，“我这一代的中国人，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要历史重演。”我愣了一下，问道：“难道不是正因为这样，才要把这些信件保存好？这样你的后代才知道祖先们经历过什么。”他说，“不，我不想要这些信。”这个话题显然聊不下去了，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几年之后，我再在纽约见到他时，他刚从纽约高中毕业。58 岁，他很开心，但他还有一个梦想，他还想去念大学，等他大学毕业之后，应该到大部分人的退休年龄了。但他想实现这个梦想，所以就像个小孩一样努力。
他还有个事情要跟我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女人。我知道因为要照顾母亲，他一直没结婚，现在他遇见了一个女人，是介绍认识的。这个女人比他小很多，来自广东一个贫穷的村子，要来美国与他结婚生子。我跟他讨照片看，他说：“我没有她的照片，不过她长得不咋地。”他很高兴，一边笑一边说。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如果她长得太好看，来了纽约肯定就跟别人跑了。”
后来他跟我说：“我父母的信，我想要回来。”于是，我把这些本来就属于他的信件归还给他。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我在上海这条小小的街上发现了所有的这些故事。上海有几百条街道，千万个人有千万个故事，你家的故事说不定也一样精彩。我认为这些故事值得被分享，不是与外国记者分享，至少应该与你的孩子们分享。因为我认为今天的孩子们需要了解，父辈、祖父辈乃至先祖父辈们所做的努力和牺牲，就是为了你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跟曾杨一直保持着联络，那个1996年敲我门的12岁男孩，他现在30岁了，住在成都。他小时候，父母差不多每个月赚100美元，当时每个人都赚得差不多。现在我去成都看他的话，他会开着五辆车中的一辆来机场接我。
他学了艺术，现在是中国最知名的年轻画家之一，每幅画的价格至少在10 万人民币以上。他发展得很好，在纽约、巴黎、上海都有经纪人。他的画都很抽象，但都与一个主题有关，是关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社会从一个邻里相互了解的地方，变成邻里之间互不相识的地方。
我们在他的画作前聊天。他说，许多中国人现在觉得他们好像待错了地方，他们都从别处来，并不在“老家”所在的地方。他说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意思是飘落的枯叶掉落在地，回到根那里去。但现在他觉得许多中国人已经没了根，他们很迷茫，他认为整个社会都处于迷茫中。
我想了想他说的话，又想起了我的那条街上的邻居们。开花店的赵士玲、开三明治店的陈凯以及最后那封信的主人一家，他们都离开了故土，获得了新的生活，也过得很快乐。他们到了新的地方，有新的梦想，结交新的朋友，在新的地方扎根。到垂垂老矣之时，他们的叶子落下的地方，就是他们新的根所在的土地。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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