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性创作者相遇，她们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

在长假的倒计时第二天，我们回顾与三位女性创作者的问与答，在创意工作的不断自我反思与考量中，为随之而来的工作充个电吧🙋🏿‍♀️。

畅销书作家 Eliza beth Strout 在缅因州布伦斯威克市长大——当时这个小镇只有15000人。布伦斯威克由岩石半岛组成，蜿蜒入海，它就像一片沃土，滋养了斯特劳特许多最受欢迎的故事。搬到纽约之后，她依然坚持在这座小镇写作，这也成就了她最著名的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 （Olive Kitteridge） ，该小说获得了2009年的普利策小说奖 （the 2009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她的第七部小说《Olive, Again》将于10月出版。斯特劳特现在往返于纽约和缅因州两地生活。

当谈到你的作品时，你经常使用“真实”这个词。既然你是小说家，为什么真实在你的写作中如此重要？

很多年前我无意中读到海明威 （Hemingway） 的一句名言:“ 一位作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站起来，写出他们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 ”这句话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我要努力去写一个真实的句子”。但直觉上我明白我并没有做到。我在用我认为的作家应该用的方式写作。不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 只要我尽力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想要说的，便能消除许多对自我判断的担忧。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对真理的坚持，尽管他们可能不会对很多人说。而我就是这样写的。我写的句子只需要揭示真实即可。

你很擅长观察现实，并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你认为这是天生就有的能力，还是后天培养而成的？

我应该天生就有某种能力，但是也是经过多年的训练，才真正获得了这份能力。没错，就是训练。我会反复阅读自己写的文字，然后意识到它不对的地方——通常都是因为它“注水太多”了。所以我会剪掉它，再剪掉它，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它成为最真实的样子。

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你是否觉得自己对工作或者生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任何所谓更高意识的东西都有一种模糊的感觉 ，但我并不反对这些东西。我有时写的一些故事，它们竟然会变成现实。这种感觉挺神奇的。我认为，“也许我一直在宇宙之间穿行呢”。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和大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城市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后，你还在寻找那种与自然的联系吗？

好吧，其实我并没有。我想那会儿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联系，是因为我太年轻了，亲近自然是我明白的第一件事。我那会儿从未见过任何的高楼，并且我非常孤僻。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和美丽的自然相伴。但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对于这份失去我有些伤感，但还不至于太难过。有时候，当我站在我在纽约居住的这座大楼顶层并俯瞰整座城市时，不禁为这截然不同的壮丽画面感到惊叹。我意识到，“天哪，看看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令人震惊”。这是有种类似的感觉，但它持续的时间很短暂。

你说你搬到纽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写作上都停滞不前，没有成功，是什么力量驱使你继续坚持写作的呢？

为了向他人表达自己。当我写《艾米和伊莎贝尔》 （Amy & Isabelle） 的时候，我曾经热切地希望至少会有几个人读过这本书。我总是希望能取悦某个特定的人群，希望他(她)们能找到这本书，并且发现它的意义所在。 那种能与其他人有心灵交流的渴望一直作为我的执念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答案，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对问答专栏作家敞开心扉呢？哪一类人又会致力于为陌生人指点方向呢？Heather Havrilesky 就是喜欢给建议的人，她觉得自己“一直在做着这件很自然、糟糕又有些强迫症的事情”，她说，这种倾向发展成了一个每周的问答专栏，名叫“问问波利”。最初她为新闻话题网站“锥子” （The Awl） 供稿，现在成为《纽约杂志》 （New York Magazine） 旗下网上女性频道“量体裁衣” （The Cut） 的常驻专栏作者。该专栏言语坦白、幽默，呼吁我们接受那个有瑕疵又脆弱的自己。“认真审视那些最让你觉得丢脸的事情，还有给你带来最大麻烦的事情，”Havrilesky 恳切地对读者说，“这些其实是你最好的品质和你最大的魅力。”

人们为什么总是去找陌生人寻求答案？

要向好朋友和家人寻求建议是很难的。很少有人能够跟你足够亲近，又不受你决定的影响，只希望能为你好。如果是一个朋友说，“我觉得你应该这么这么做。”而你又认识他，了解他，就很难听从这些建议。首先你会假定，他们是出于对你的了解才给出如此建议；其次，你知道他们都做过什么事，所以很难严肃地对待他们的建议。 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建议的部分乐趣在于，你并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人在写这个建议。你不知道我心中到底有什么偏见，也不知道我是否总是一次次地失败，所以听从我的建议就要容易许多。

你是怎么开始回复信件的？

我写的东西总是很像在和人们聊天。我觉得自己和他们共处一室，促膝长谈。但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们除了信上的内容，也不能跟我讲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也不是在跟他们讨论。这样有好处，因为重点就是信件本身。 我刚开始写这个专栏时，还觉得自己肯定需要求助于伟大的哲学家，读很多心理学的书。其实呢，就是要相信你的直觉，把问题往简单了想。 这不是什么高精尖科技，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或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我只是读一封信，在其中发现了某些东西，然后思考其中存在的分歧。

你的建议有哲学观点的支撑吗？

大部分人都精于自我鞭挞的艺术。要把我们给自己身上和心中强加的一层层自我憎恨与羞耻剥去，真是得 下苦功，需要花上很多时间，也很考验耐心。但一旦一点点地发现你给自己的自我暗示，以及我们的文化所传递给你的信息是多么地打击自我，摧毁自我，而且消极和有害到毫无意义的地步，你就能认清与自己的关系了。 你会开始与自己共情，对生活有了感觉，并开始明白如何去享受和欣赏你那一团乱麻的思绪里那些扭曲的心路，并且接受那个真实的自己。 一旦你把这些垃圾都清理了，扔掉了，世界将以令你震惊的不同面貌展现在你眼前。

做你这样的工作，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你必须是个固执己见又武断的人，还得有那么点儿疯狂。你也一定要真心对其他人感兴趣。我喜欢收到陌生人的邮件，倾听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困惑。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拉进别人的故事里的。

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会觉得难吗？

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年纪越大就越情绪化。所以感觉我好像每天都在玩火。但这也是世界上最棒的事情。我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比现在快乐很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要调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传播这种希望，这很重要。

Desiree Akhavan 并不擅长休息。“现在我在北边，和前女友在一起，照顾狗狗。昨天，我们去远足了，路上我一直都想聊聊我写书的事情，还有如何塑造一个人物，结果她说，‘也许应该写写你不会享受度假的事’。”阿卡万说，她正在纽约州的卡茨基尔山脉暂寻安宁。

这位伊朗裔美国电影人还是和往常一样忙，但这次忙的方式是从未经历过的：一个人忙。目前她正在写自己的第一本书，是文集，此前她已经作为具有开创性的电影电视编剧、导演和制作人而声名鹊起。《伊朗式分手》 （Appropriate Behavior） 是她的处女作长篇故事，于2014年与制片伙伴塞西莉亚·弗鲁格维莉（Cecilia Frugiuele）合作完成，讲述了一个任性的伊朗裔美国双性恋女子在心碎中挣扎的故事。2018年，她的第二部作品上映，片名是《卡梅伦的错误教育》 (TheMiseducation of Cameron Post) ，以共情的角度和细腻的叙事手法表现了美国的同性恋转换治疗。同年，她诙谐幽默，充满智趣的电视剧《双性恋》 （The Bisexual） 在英国四台播出，这部剧的灵感来源于阿卡万自己对“双性恋”这个标签感到的不适。 不管阿卡万把才华施展在什么领域，都会有一批忠实拥趸，倾听她用坦白到令人惊讶的声音，来阐述独 特 性向与女性欲望的故事。

目前你正在写一本文集。独自一人进行一项工作，和电影电视制作中作为大摄制组的一部分相比，有什么感受？

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再也不想写文章了。我觉得编剧和制作电影中那种天然需要合作的感觉是很特别的。那是种不同的感觉，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有些人自己做事就做得很完美了，他们很善于从所有的角度去分析思考问题。我却发现我需要和几个自己信任的人一起，才能找到各个分析思考的角度，要是没了他们献计献策，我真是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了。

电影初剪审片时，你会组织大家一起分析吗？

会的。我们做《卡梅伦的错误教育》时，公开审片的次数多到夸张。那片子确实也需要很多的剪辑。那样的工作方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举个例子，比如卡梅伦发现马克血的那一场戏。剪辑之前，那一场戏其实非常简短干瘪，绝对不可能真正打动到你，那个时刻无法带来什么情感冲击。于是我们就感觉，“怎样才能让这场戏变得重要呢？”“手头只有这个素材的时候，你如何增加这场戏的重要性呢？”但我们的剪辑师莎拉就把它切到了马克发现卡梅伦看到了血并紧接着崩溃了的那场戏。两场戏交切之后，就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突。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包括做电影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去操纵引导观众的情绪。

你做第一部电影《伊朗式分手》的时候，在拍摄现场领导大家，特别是作为一位女性，困难吗？

不困难，一点儿也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老大啊！我在书里写了做导演这回事儿。 我觉得就是要放开自己，和拍摄现场的每个人都要建立深厚的联结，了解他们的需求。人人的需要都有那么点儿不同。 这就是领导要做的。我真的做得如鱼得水，这应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