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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路上

水木资管号  · 公众号  ·  · 2017-05-24 22:43

正文

走在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路上


编者按:《午夜巴黎》中,好莱坞电影编剧吉尔偶然钻进一辆马车,于是走进了一家小酒馆,邂逅了上个世纪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清华园,是否会在新林院8号邂逅梁思成、林徽因、梅贻奇这几位老学长呢?作者用他的文字带我们走进了新林院8号,不单让我们看到过去的故事,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老一代建筑大师如何看待当代城市建筑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1998年的夏天,不知为何,迷上了梁思成,甚至为他的小个子着迷。在纽约设计联合国大厦,他站在一群世界知名的建筑学家里,个子虽小,却成为我瞩目的焦点,我的视线全部被他一个人吸引了去。这是一个多么优雅、华彩四射的中国男人。

秋天,走在清华园旧图书馆前的小路上,恰好碰到了也往旧馆去的徐葆耕先生。徐葆耕先生是老清华人了,他18岁就进了清华园,一直没离开过。我试着问徐先生:“您见过梁思成先生吗?”徐先生笑了,说:“当然,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很迷人。”“嗯,还有林徽因先生”,我说。我急切想从徐先生那里听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些事情,就像志摩当初盼望着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可是,旧馆到了,徐先生要到他旧馆的工作室去,我只好打住这个念头,尽管心有多不甘啊。

我漫步和生活的这个清华园,在半个世纪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已生活在这里了。这个园子里有他们的欢与悲。这个园子将我和两位先生的距离拉近了。可是,他们对我,依然像水中花、镜中月,触不可及。

我尝试着在清华园里寻找他们的过去。新林院八号是他们的居所。我走了好几个来回,才找到。那时,新林院八号还不为人知。这里留下了两位先生八年的时光。

1946年,梁思成受清华校长梅贻琦之邀,在清华创办营建系(现建筑系前身),遂同年搬至此。 “院落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略作围护,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 新林院属于西式别墅群,大约建于1933年至1934年间。“正房前檐用水泥砌出拱形雨蓬,房间十分高大,当时还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能暖和。”这是我能查到的一些对新林院的简单记述。它可以让我遥想、捕捉当年的一些碎影。

林先生常年咳嗽,需卧床静养,院子外还竖立一块小牌,告知周围小孩玩耍时安静。现在这个院子建起了高墙,很难看到里面,它已经被几户人家占用了,我看到的只是分割出来的一个很小的院落。院子里没有树,两间屋子,并不宽敞。两位先生当年居住生活的情致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细长的深棕色木地板依然还在,略有欣慰。据说这只是他们的客厅。

两位先生搬到这里,依然保留了北总布胡同时“午后茶聚”的习惯,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都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那番热闹。有一点无疑——林先生是主角儿,她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欢乐的时光。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李健吾后来回忆道。这是那个年代那群可爱人之间的趣事。

从1946年到1954年,梁、林两位先生住在这里。这是两位先生人生最安稳的时期,他们结束了因战乱长期的颠沛流离,同时也预示着更坎坷命运的到来。梁思成先生长达近十年的田野古建筑考察这时已开花结果。他在1943-1944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及英文版《中国建筑史图录》(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终于将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研究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46年初,他开始筹备清华大学营建系,十月他远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同时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讲授《中国艺术史》,包括建筑与雕塑两部分。1947年 2月,中国政府派梁思成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他和世界上十多位建筑巨子共同工作,一起讨论,他带去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智慧。四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席。他作了“唐宋雕塑”、“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在这次学术报告中将四川大足的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并接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梁思成先生十多年对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在此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尊重和赞誉,他让世界第一次见识和领略到中国建筑的美和传统、历史及智慧。

从1946—1947年他在美国工作时留下的照片,无论在耶鲁讲学,还是在联合国与建筑巨子们一起谈论,他看上去精神很好,优雅而高贵。孰不知,他和徽因及孩子们刚刚走出李庄,走出一段难以想象、贫病交加的岁月。他的生命宛若原野上的劲草,狂风暴雨来了,弯下了腰,可是疾风暴雨过后,他又直挺起身来迎接太阳和朝露。他有点跛足,脊柱也受损,需要穿铁马甲才能直起腰身,可从他的神情和仪表上,竟然看不到半点病痛。这一点,他和林徽因是一样的。

在美国,他接触到包豪斯,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他住在斯坦因家里,斯坦因是美国二十世纪初区域规划的创始人,也是在汽车时代推出田园城市概念的设计领袖,在斯坦因的推荐下,梁思成参观了很多社区住宅项目和城市的规划。

归国后,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抽象图案等课程,将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引入教学,同时他也秉承中国古典建筑传统,他认为中国古建筑和现代主义是相通的——建筑的结构与境界。这正应了吴冠中先生的那句话:“东西方优秀的艺术是哑巴夫妻,虽然言语不通,但爱情是甜蜜的。”

无论中国的古典建筑艺术,还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梁先生追随的都是一种艺术上的至美和智慧。在写作《中国建筑史》前,他已经熟知了西方的建筑史,可以随手很漂亮地画出西方建筑的样式。

从美国学成归国前,他和林徽因按照梁启超先生提供的线路图将欧洲的建筑考察了一遍。归国后,他们夫妇俩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考察了中国两百多个县,两千多座古建筑。每到一处,他们都无法掩饰心中的狂喜。古建筑考察记录下他们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们爱这个古老的国家。

中国古建筑沉积了这个饱受苦难民族千年的美学,以及我们这个民族追求的生态,那里有生存的智慧在。思成和徽因拂去上面的尘埃,又让它们出现在众人面前。

1947年7月,梁思成结束了美国的考察,准备回国。好友费正清挽留他,加之徽因那时因为战乱、物质极度贫乏导致身体极差,在美国生活无疑会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可梁思成拒绝了。临别,他给费慰梅的信写道:“亲爱的慰梅,数次在富兰克林拜访的经历如此美好,真希望徽因也在这里,我害怕说再见,未来难再团聚的感觉总是隐隐袭上心头,如果还有机会来美国,我一定要带徽因同行,但我怀疑她今生是否还能有体力远行,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你们来看我们。可这和我们团聚美国太不一样了。这是徽因数年的一个梦想。每当想到这里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是我……,是我的忽视,我的不够尽心尽力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梁思成后来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从来没有后悔过回国。这也是林徽因当初的选择。

梁思成启程到美国,清华营建系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了躺在病床上的林徽因。林徽因将营建系从无到有一点点办起来,从找教室、图板、画图凳到课程的开设,事无巨细,她一律参与,她是事业的筹划者和指挥者。她用营造学社有限的剩余“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在系庆的时候,她将测绘的成果和学生的设计作业和水彩画办了次有声有色的展览,引起校方的很大关注。

一年后,梁思成回到中国,看到营建系从空空的两间屋子成为现在的样子,十分高兴。应该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简直是珠联璧合。没有徽因,也许就没有梁思成在建筑上这么高的成就;没有梁思成,林徽因在建筑这条路上不会走得这样深远。

他们有着共同的对中国古文化的爱,对建筑的赤诚。然而他们又是那样不同,“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组合在一起,是无可替代的。正如一个美国友人这样评论说:“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梁思成曾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还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像她那样反应敏捷,不然就跟不上她。”徽因灵动的奇思妙想给了他们工作太多的灵感,这让他们的工作充满生趣;古建筑的考察是一项很辛苦和细致的工作,梁思成的坚毅使让这项工作没有半途而废,而是扎实地一步步走下去,成就了一桩了不起的事业。

他们完美的配合又一次体现在新中国英雄纪念碑、国徽的设计上。这项工作是在新林院八号完成的。可以想象到他们夫妇二人为新中国的建立投注了怎样的热情。

1950年初夏,当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参军一年后回到家中,见到客厅里的情景大吃一惊:“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暂时忘记了。” 之后他们又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徽因负责纪念碑须弥座装饰纹样的设计。

这个时候关于北京城的规划也展开了,一切都是百废待兴,梁思成认为应该将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放到北京城的西部,这样旧城区就可保存原来的样子;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城市中心过分集中,带来不必要的交通大拥堵,一举两得。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要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这样的想法和当时的执政者是相左的。一次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说:“以后,从这望过去,要全部是烟囱。”一个新政权的产生,就是要铲除全部旧的。这和梁思成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逻辑体系。

北京的城墙拆除了,北京的牌楼拆除了,北京的很多门楼拆除了……现在的北京和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几乎没区别了。在巴黎,我们还能看到雨果笔下的世界;在罗马,还能找到亘久以前的遗迹。可是,在北京,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拆掉的不仅仅是建筑,而是生态。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整个变了。千年前的文明很难在地上找到实物印证。既往的难道全部都是不好的吗?难道全部都要毁灭吗?可能这就是革命吧,革命就要彻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黄昏,林徽因和她的女儿坐人力车驰过北海,林徽因兴奋地喊:“再冰,回头看!”女儿回头,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北海的牌楼在落日的余晖下,美得惊艳!古老城市的印记。这一幕,现在、以后都不会有了。

毁掉一种文明,再建一种新文明——现代的、工业文明。一百年前,罗素已看到了欧洲工业文明给人类的弊端。百年后,我们终于亲自尝到了它的苦味。

百年前,罗素来到中国,虽然它落后、贫穷,但罗素在这种古老文明中看到了医治现代文明弊病的药。罗素说:“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罗素的话似乎可以从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上得到印证: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培养很多人才到美国留学。可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又返回到中国古老的文化,企图焕发古老文化的新生命。如吴宓、陈寅恪,钱钟书、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清华,它已成了那代人的一种不自觉的选择,如上海美院的留法画家林风眠先生……

西方的教育并没有让他们回来复制那里的文明,而是让他们重返自己文化的根。他们要用所学的西方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古老文明的沃土上开出一条新路来。这或许就是罗素所说的“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是那代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使命。可是他们的这种热忱在建国后被打压了,后来中国的建设走上了复制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现在我们终于尝到了西方在百年前经历的不幸与苦痛。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怀念两位逝去的学长。他们走的路因那个时代中断了。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更远的时间点上,希望能够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重新找回他们的路,沿着他们路的方向走下去,我想会通往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文明”。

注:作者林风晚,清华校友,爱好文学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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