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卜键 : 库页的伤逝——​读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随想录

读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随想录

文 | 卜 键

近几年又有数次搬家。早年的乔迁之乐早已淡远，苦累之感渐觉浓重，最苦最累莫过于整理捆扎图书。然亦时有小欢喜在焉，那些久被垫底置顶的“闲书”蓦然重现……如这本《萨哈林旅行记》，薄薄一小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蓝色封面印有一幅木刻：荒原上远远近近的松楸白桦，孤零零一辆马车从残雪中碾过，背后却是几道车痕，旷远寂寥，十足的俄罗斯远东风情。

一读再读，由本书扩展到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等一批小说，扩展到追寻搜罗清代相关史料，继而再去寻觅日俄文献……阅读中不断滋生联想与慨叹，生出无尽感伤悲愤。痛恨殖民侵略的同时，我更感伤国家在衰败时的懦弱无奈，感伤社会精英和知识界的集体失声，对一个北边大岛的割离，选择的都是装聋作哑。

契诃夫要去萨哈林（库页岛）的消息，是在一八九〇年一月发布的，引发莫斯科文学界一片惊诧。不少人都知道那是一块极其辽远的苦寒之地，是苦刑犯和流放犯聚集之区，雪野和密林中凶险四伏；也有较亲近者知道契诃夫身体素弱，已显现出肺病的征兆。对于契诃夫本人，这是一次兴之所至的突然举动，又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他为此研读了大量资料，做了充分准备，甚至设想到种种不测，预先写就遗嘱，然后才踏上行程。习惯于单色调描述的我们常会说“义无反顾”，实际上契诃夫“反顾”了多次，在西伯利亚大道无穷尽的泥淖中，在庙街夜色笼罩的空寂码头，在库页岛阴森凄冷的矿道内……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一 到萨哈林去朝圣

俄廷将西伯利亚揽入版图后，便开始觊觎我国黑龙江一带，其时更有了进一步向东向南的扩展谋划。这块“处女地”的广袤丰饶，俄罗斯人（士兵与移民，也包括流放者与苦刑犯）在那里的境况，也吸引了俄国文学界的目光。

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一），契诃夫从莫斯科乘火车起程。就在前一天，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修筑“东轨”事宜。东轨即关东铁路，是为闻知俄国要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清廷紧急采取的对应性举措。较为务实的李鸿章建议“每年尽部款二百万两造二百里路，逐节前进，数年可成”，慈禧太后与醇亲王担心落在俄人后面，决定借款三千万两，加紧赶工。两国朝廷都意识到铁路对开边守土的重要性，都要将铁轨铺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也都对工程的浩繁艰难估计不足。俄西伯利亚大铁路至一九〇四年才勉强开通，我国的关东铁路更是命运多舛，这是后话。

由于西伯利亚还没有铁路，契诃夫抵达秋明后只能换乘马车。那是一个春天，想象中斜倚在车厢中，手持烟斗或来支雪茄，和风拂面，马蹄得得，沿着西伯利亚大道饱览壮阔景色，该是怎样的惬意！然而且慢，读了契诃夫的《寄自西伯利亚》，你才知道旅途中的种种艰辛困厄。早于他整整半个世纪，林则徐因禁烟“启衅”被道光帝遣发伊犁，逐日简记途中经历，尽管在出关前已将马车做了一番升级改造，仍被戈壁乱石颠得肝肠欲碎。契诃夫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形：桃花水淹没和浸软了道路，没完没了的泥泞与坑洼，所乘马车被狂驶来的邮车撞坏，人和箱包摔落泥水中，然后是在漫漫寒夜中徒步跋涉……

还在叶卡捷琳堡时，契诃夫就出现严重的咳嗽，有时咯血数日不止，只得停下来稍作休整。他是职业医生，应能想到此乃肺结核的症候，但仍坚持前行。然后是几经辗转，小船大船，漂江渡海，终于在七月十一日抵达库页岛。对于一个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契诃夫的考察之旅低调简朴，没有人陪伴照料，没有人在前站安排，以至于到了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曾经的我国庙街），居然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来时乘坐的轮船已开走，往库页岛的“贝加尔号”轮船要等几日后才启航，契诃夫只能将行李放在空寂的码头上，“在岸上来回踱着，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已经纠结了多日的问题重新浮现：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这次旅行是否过于轻率？数日后就可以登上库页岛，苦役和流放地已近在咫尺，可契诃夫蓦地想起没携带任何引荐文书，登岛可能会被拒，内心充满不安。

为什么非要到遥远的库页岛？

契诃夫将之称为一次朝圣之旅。当时库页岛被沙俄强行吞并不过三四十年，以其遥远苦寒的生存环境，对苦刑犯和强制移民的百般虐待，已是恶名远播。契诃夫则认为充满众苦的苦役岛是一块圣域，是文学家了解底层社会或曰特殊人群的厚土，也是认知人性和揭露制度弊端的窗口。他正是以一种朝圣者的赤诚坚忍，历经磨难抵达库页岛；再以伟大作家的执著与洞察，逐屯逐户，完成了尽可能详备的考察。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萨哈林旅行记》从创意到动笔都有着特殊的心血倾注，得来甚难。它不是一部小说，却也随处可见摹写人物的温情，可见勾画场景的细腻笔触，随处可感知作者的深邃目力和博大情怀。

我国唐代出现过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写金戈铁马、大漠孤烟，也写血沫与死亡，写征人的饥寒与思亲之苦。南宋大文人陆游、辛弃疾也曾卫戍边疆，将真切感受融入诗文，降至明清两朝则难以看到。库页岛先后归属宁古塔和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距京师五六千里（不到契诃夫此旅的三分之一），不光官员极少登岛履职，知名文人更绝无一人涉足。阅读晚清史，我们每每对国家边界被蚕食鲸吞、大块领土沦丧流失扼腕痛愤，感慨其来归之悠远、割离之匆遽。应知任何突发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积渐而成的过程，也都不应仅仅视为当政者的责任。这是伟大的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一道思考题，也是这部谦称“旅行记”的书所内蕴的启迪意义。

二 作家的大悲悯

很难为这部书定一个品类，是纪游随笔，是纪实文学，还是考察报告？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书带给世人的巨大心理冲击，是它跨越国界和种族，跨越不同社会阶层，跨越入侵者和受难族群，跨越历史时空的深长影响力。一百多年前，《萨哈林旅行记》曾震撼和警醒无数俄国人；可时至今日，理应受到震撼和警醒的我们，对它的认知和评价仍是远远不够。

坦率地说，我的阅读在开始时就很不轻松，除却对宝岛流失的沉郁压抑，还伴随着战战兢兢，生恐深爱的契诃夫有伤害中国人的表述，但是真的没有。书中无处不在的，是作家对殖民和苦役制度的尖锐批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契诃夫一路观察和问询，一路记录与书写，笔调仍是一贯的从容平正，字里行间也跃动着其一贯的反思与批判。

库页岛契诃夫文学博物馆（摄影：姚望/腾讯文化）

库页岛本来是安定与富足的，渔业、皮毛、木材、煤炭和石油，令人艳羡。而在契诃夫笔下，却充满严重的匮乏，不光是苦刑犯，几乎所有人物都披染着一层悲惨的光晕。这里存在（应说更严酷地存在）奴隶和等级制度，存在肆无忌惮的贪腐与欺凌，命运之不公和人性之恶也表露得更为强烈。得益于大作家的名头，契诃夫一路得到官员们的友好接待，考察过程中也获得地方当局的协助，却不影响其对所见所闻的客观记录与评介。他记述了为欢迎阿穆尔督军五年一次的巡视所做的准备，写这位考尔夫男爵的温煦可亲与富有鼓动性的讲话，也写了男爵被移民拦截诉苦时的假意应付，写他视察时对瞒骗的心知肚明与姑息迁就。俄国有尊重文学的传统，考尔夫对契诃夫极为友善，知悉其考察没有官方使命，仍尽可能给以最大方便。契诃夫称赞他品德高尚，认真记录了他的谈话，却全然不认可他对“不幸者”生存现状的说法：“任何人都没有被剥夺获取完全平权的希望，不存在终身惩罚，无期苦役不超过二十年，苦役劳作并不沉重。如果说沉重，那只表现在强制性劳动不给劳动者本人提供私利，而不表现在体力强度上。不披枷戴镣，不用人看守，不给剃光头。”（《萨哈林旅行记》第二章，26页，下引此书只标章节及页码）与考尔夫的谈话发生于契诃夫抵达之初，也不见得是其蓄意欺骗，而作者后来笔录的大量文字，都证明这番话浑如梦呓。

“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的岛区最高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又是一种类型，他从不讳言当地生活的艰难枯燥，坦言自己深陷种种琐事的纠缠中。将军将契诃夫当成倾诉对象，强调自己的人道精神，“不断地表示厌恶体罚”，而事实是体罚在岛上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掌握大权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很坦率，也不免借以掩盖真相。将军说“苦役犯、移民和官员，所有的人都想逃出这里”，作者是认同的；复说自己“还不想逃”，则不免矫情，契诃夫显然不太相信。

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海岛，契诃夫观察到上级官员对下属的任意凌辱，更痛感于整体的体制之恶，如大量无偿地役使犯人。他写道：“数不清有多少苦役犯在侍候官员先生们，每一位官员，甚至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据我了解，都可以不限数量地使用仆役……一个典狱长按规定可有八名仆役：女裁缝、鞋匠、使女、听差兼信使、保姆、洗衣妇、厨师、清扫工。”（第五章，58页）即便如此，官员们的生活仍然缺少快乐，海军军官的两个小女儿被蚊子叮得满脸是包，医生每晚都在写控告信，多数典狱长动辄殴打苦刑犯，将敢于反抗者打入黑牢，而书中至少写到两个典狱长被犯人活活打死。

岛上也有一些自由民，被当局用花言巧语哄来，分了大块的土地，贷款建房，购买牲畜，可很快就陷入困顿——漫长的寒冻，夏天的炎热与洪水泛滥，这些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阿尔科沃屯，契诃夫发现所有的农民都欠债，“债务随着每一次播种，每多一头牲畜而日益增加”。不久前一个叫斯科林的移民饿死了，“他三天只能吃上一磅面包，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在另外一个居民点，又是一番景象：二十七户家庭挤住在废弃的牢房里，污秽不堪，人们并排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十五六岁的姑娘不得不挨着苦役犯，铺前是臭气熏天的便桶。作者用笔简洁冷静，一色白描，写到最后仍是按捺不住，大声疾呼：“读者可以根据这种野蛮的居住环境判断，妻子和女儿在这里受着怎样的侮辱和损害，她们本来都是自愿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苦役地的，可是这里却无人关心她们。”（第八章，92页）

最惨的还是那些苦役犯，又被分为三六九等（等级制的幸福和悲惨，皆体现在不断细分中）。该书卷首附了几帧黑白照片，如“为苦役犯上重镣”“连车重镣犯人”，皆注明为作者所藏。当时照相技术已发明约百年，但体积仍较笨重，契诃夫似乎没有携带相机，这些照片应是在岛上收集的。该书第八章，作者专门描写沃耶沃达监狱的连车重镣犯：“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手铐和脚镣，手铐中间拖着一根长三四俄尺的铁链，铁链另一端锁在一个不大的独轮推车上。”犯了什么样的重罪使他们受此严惩？

萨哈林苦刑犯照片

作者举了一个海军水手的例子：他因为挥拳扑向一位军官，被流放萨哈林；在苦役地又扑向下令用树条抽他的典狱长，被判处终身苦役，外加鞭刑和连车重镣。这还是仰赖考尔夫男爵的好生之德，否则就是死刑了。仅因不堪受辱、捍卫人格尊严就被逮捕流放，在萨哈林绝非此一例。

三 萨满的诅咒

契诃夫也写到中国人，有时借用当地人的话叫“蛮子”，着墨虽简，仍能见出友善或同情。书中写得较多的，则是基里亚克人，即我国费雅喀族（又作吉里迷、非牙喀等）。基里亚克，一作吉利亚克，是俄国人早期对库页岛原居民的称呼，后来统称为尼夫赫。曾有俄国学者考证这个民族的由来，说其与这一地域的各民族都没有共同之处，应是从堪察加沿千岛群岛过来的。这多半属于臆测，且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实则从萨满信仰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费雅喀与赫哲人都十分接近，同属于野人女真的一支。契诃夫对基里亚克人做过一番研究，“这个民族有记载的历史达二百余年”，“有人认为，从前基里亚克人的故乡只有一个萨哈林，后来他们才转移到就近的大陆上，那是受南来的爱奴人排挤的结果”（第十一章，129页）。这些说法来自俄国的著述，现在看来颇值得商榷，更多证据说明，费雅喀是从黑龙江下游渐次移居海岛的。

库页岛原住民（来源：搜狐文化）

该书写到基里亚克人处甚多，尤以第十一章为主，记述了他们的相貌特征与习性，写实且细腻，堪称有关该族的最为准确鲜活又充满温情的文字。兹略作摘引：

基里亚克人的脸呈圆形，扁平，黄色，高颧骨，经常不洗……表情常常是若有所思，温顺，天真而聚精会神。他或是开朗，幸福地微笑着，或是像寡妇似的，沉思而又悲痛。

 

基里亚克人体格健壮、敦实，身材中等甚至矮小……骨骼粗壮，所有的冠突、脊骨和结节都特别发达，鼓着肌腱，由此可以推测，肌肉定会结实有力……碰不到肥胖和大腹便便的基里亚克人。

他描写这个民族的善良与忠实，描写他们的勤劳顺从，也描写这个处于半原始状态部族的愚昧落后（或曰混沌未开），如不洗澡，不知敬重老人与善待女性。这些描写大多来自传闻，或也有一些个人观感，征之于间宫林藏的记述，应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笔端却没有丝毫恶意。

费雅喀人也注意到契诃夫，觉察到总是拿着纸笔的他有些与众不同，书中有这样一段有趣对话：

“你的当官的？”那个生着女人面孔的基里亚克人问我。

 

“不是。”

 

“那，你的写的写的（意思是说我是录事）？”他见我手里拿着纸，就问道。

 

“对，我写。”

 

“你多少钱的挣？”

 

我每月挣三百卢布左右。我也就把这个数字实说了出来。应该看到，我的回答产生了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印象……他们脸上表现着绝望的神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其中一个人说，“你说话为什么这样的不好？喂，这很不好！不要这样！”

 

“我说什么坏话了？”我问道。

 

“布塔可夫，区长，大官，只得二百，你什么官都不是，小小地写的——给你三百？你说的不好！不要这样！”

淳朴的原居民也知道沙俄官员的一些情况，却不知眼前的是位大作家，更不能理解他的收入远高于区长。契诃夫是那样平等和婉，耐心地解释，直到两人大致明白，相信了他的话之后才离开。

契诃夫对费雅喀人充满同情，直写殖民占领对这个善良部族的挤压。他们素来敬重山川河流，“认为种地是莫大的罪过”，而今森林被砍伐，高山被凿洞挖矿，土地被翻开，河流被污染，族人被奴役……于是，一个费雅喀萨满忍无可忍，摆开一应法器，诅咒入侵者，甚至诅咒库页岛，“预言以后从岛上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这是契诃夫上岛之初听到的故事，是一个看似玩笑的故事，作者记下这段“荒唐言”，接下来记的便是一声叹息：“果然如此。”

契诃夫的踏访笔记，似乎在写萨满诅咒的应验，然而更多更悲惨的报应却体现在萨满的同胞身上：异族入侵未久的天花大传播，夺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费雅喀人的性命，很多屯子成为废墟；白喉、伤寒、猩红热、赤痢等轮番肆虐，原居民对这些外来疾病几乎毫无抵抗力。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更为惨楚的人祸是直接的杀戮。被视为“老实人”的逃犯布洛哈，“在逃跑期间，因杀害许多基里亚克人而名声远扬”。在此，作者忍不住抨击俄国的惩戒制度，“只能使囚犯变成野兽，使监狱变成兽栏”。南萨哈林出现过更为惨烈的场景，一群逃出“兽栏”的“野兽”袭击了爱奴人屯落，“大肆蹂躏屯里的男女，全体妇女都遭奸污，最后把儿童吊上房梁”。

不管作者本人有多少怜惜与善意，事实是，原居民成了岛上的贱民。契诃夫的观察是敏锐细致的，不止一处写到平日驯良的看家狗向基里亚克人狂吠。书中也提到岛区长官力图使原居民俄国化，雇用他们做监狱看守或巡丁，悬赏格要他们参与追捕逃犯；提到费雅喀人被引诱喝酒作乐，从而导致其快速堕落，出现一批卖身投靠者，作者写道：“参与监狱事务不能使基里亚克人俄化，只能使他们腐化。”

无数中外先例证明，这是民族消亡的另一条路。

四 乌头草

书中着力最多的，还是来到库页岛的俄罗斯人。苦役犯和移民在岛上的悲惨情状，不少时候竟与乌头草相关。乌头草，又作草乌头、北乌头，是一种活力充盈的野草，我国的北方地区多可见。唐人已将其入《药谱》，清张志聪《本草崇原》说杭人以其花美艳，种植园中，称名“鹦哥菊”“鸳鸯菊”等。契诃夫在北部考察时未提及此草，而一到南萨哈林，乌头草便频频出现在笔下，常与叙事连接在一起。

虽说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大作家的名头也会点燃受难者的希望，在南部的科尔萨科夫哨所，契诃夫收到一个苦刑犯的申请书，信中附了一首短诗，题目就叫《乌头草》。诗中先写乌头草不择地而生，描绘那蓝叶紫花之美，然后笔锋一转：

这种小小的乌头草根，

 

造物主亲手把它栽培，

 

它常常把人们诱惑，

 

让许多人躺进坟墓……（第十三章，160页）

哪里没有诗人呢？契诃夫已在这里结识了一位诗人，身份是邮电所职员，常陪着他散步聊天，给他朗诵自己的诗。而作者对这首诗显然要重视一些，录于注文中。似乎是在这之后，契诃夫开始注意乌头草与流人命运的关联，注意到那些被乌头草带走的可怜生灵。

这首诗写的是误食，感叹其伤人之多。乌头草茎叶鲜亮、花朵淡雅，块根能入药，有镇痛麻醉作用，但毒性很大。作者在本章记录了两例：米楚利卡屯的“科尼科夫老头吃了乌头草，中毒死掉了”，应是当成了野菜；而同屯的一头猪也被这种草毒死，主人塔科沃伊“舍不得扔掉，吃了猪腰子，结果险些丧命”，便与穷困相连。

作者在这之后所记录的更多情况，则是人们故意去吃，以求一死：

弗拉基米罗夫卡的乌科尔听说女友“要嫁给别人，大失所望，于是就服乌头草自尽了”（163页）；

大塔科伊屯有一名医生，“太太很年轻，在我来的前一周服乌头草自杀了”（166页）；

橡树林屯的移民里法诺夫“赌输了钱，服乌头草自尽了”（168页）；

科尔萨科夫有十一人被判处死刑，处决前夜，“没有想到，其中两名死囚半夜吞食了乌头草毒药”（第二十一章，279页）。

对于这里的主动求死者，乌头草大约是最好的选择，服食后精神恍惚迷离，或能减却尘世的痛苦。死者各有各的人生故事，又都深深打上库页岛的烙印，打上乌头草这样一种戳记。

俄治早期的库页岛，笼罩着死亡的气息，几乎成了一个大坟场。作者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死亡，也很自然地写到坟地和墓碑，多数是苦役犯的坟墓。小十字架“样子千篇一律”，湮没在荒草野蔓中，但也可见真情流露的例子。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契诃夫记下一个黑色十字架上的铭文：

这里埋着处女阿菲米娅·库尔尼科娃的遗骨，死于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她终年十八岁。立此十字架以志纪念，双亲于一八八九年七月返回大陆。（第十五章，195页）

不知道这青春女孩因何而死，也不知道她的双亲因何来到库页岛，又因何回到大陆，仅读铭文，已觉悲情淋漓。而在一个流放犯医师的十字架上，则刻着：“再会，我们将相逢于欢乐的清晨！”库页岛也是政治犯的流放地，这些激情不灭的诗句，或许是战友的赠言。

契诃夫还写了一场偶然遇上的葬礼，死者由四个面容枯槁的苦役犯抬着，急匆匆走向濒临大海的坟场。死去的是一个强制移民的妻子，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作者写道：

拉着女人手的小男孩阿辽沙，年约三四岁，站在那里看着坟坑。他穿着不合身的外衣，两只袖子老长，一条蓝裤子已经褪色，膝盖上打着浅蓝色补丁。

 

“阿辽沙，妈妈呢？”我的同伴问。

 

“埋——上了！”阿辽沙说着笑了，用手指着坟坑。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