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与世长辞，全世界的读者为之哀悼。
他流亡半生，写下传世之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之书”；
他的第二故乡法国称他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声音之一”，他的故国捷克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与哈谢克、卡夫卡等齐名；
他在作品中探讨存在的密码：轻与重，快与慢，笑与遗忘，刻奇，不朽……
他抒写人类处境的荒诞，用戏谑和不严肃的精神化解生命的沉重……
西方世界往往用意识形态的话语去解读他，但他始终坚称自己是小说家，而非流亡作家。
在昆德拉离世一周年之际，昆德拉在法国唯一的出版商伽里玛出版社推出《不解之词》，披露“成为昆德拉”的101个关键词，向远去的大师致敬。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昆德拉被视为背叛祖国的人，他对“背叛”的理解是：
【背叛】TRAHIR “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是一个文学隐士，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刻意与大众媒体保持距离，他对“采访”的理解是：
【采访】INTERVIEW 最早允许记者将自己说的话进行自由复制的作家，我诅咒他！他启动了一个程序，最终只能导致作家的消失：对自己的每一个字都负责任的作家。然而，我很喜欢对谈（重要的文学形式），我对好几次事先认真准备，跟我一起构思、撰写的对谈都非常满意。可惜的是，人们一般进行的采访跟对谈没有任何关系：一、采访者只向你提一些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而你对这些问题毫无兴趣；二、在你的回答中，他只采用他觉得合适的；三、他用他的语言、他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你的回答。在美国式新闻的影响下，他甚至不屑于让你确认他让你说出的话是否正确。采访发表了。你安慰自己说：人们很快就会忘了的！根本不是：有人还会引用！甚至那些最严谨的大学教授也不再将一个作家自己写的、署了名的词句与那些别人转述的他的话区别开来。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坚定地下了决心：不再接受任何采访。除了一些对话，由我参与撰写，并附有我本人的版权标记，任何别人转述的我的话，从那一天起，都必须被看作假的。而对于他最著名的概念“媚俗”，昆德拉写道：
【媚俗】KITSCH写《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有些担心将“媚俗”一词变成该书的一个关键词。事实上，就在近期，这个词在法国差不多还是陌生的，或者以非常贫乏的意义而为人所知。在赫尔曼·布洛赫那篇著名随笔的法文版中，“媚俗”一词被译成“蹩脚的艺术”（art de pacotille）。这是一个误译，因为布洛赫证明“媚俗”并非仅仅是一部品味差的作品。有媚俗的态度。媚俗的行为。媚俗者（kitschmensch）的媚俗需求，就是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照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对布洛赫来说，在历史上，媚俗是跟十九世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十九世纪德国与中欧的浪漫主义远甚于别的地方（现实主义远不及别的地方），所以 “媚俗”一词诞生了，它在那里还在不断被人使用。在布拉格，现代艺术家们一直认为媚俗是美学之恶的实质。在法国，与真正的艺术相对的是娱乐。跟严肃的艺术相对的是轻浮的艺术。与伟大的艺术相对的是二流的艺术。可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贝尔蒙多的侦探电影让我厌烦！我喜欢它们！它们很诚实，它们不伪装任何东西！相反，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粉红色的拉赫玛尼诺夫，好莱坞大片《克莱默夫妇》《日瓦戈医生》（啊，可怜的帕斯捷尔纳克！），都是我深深地、真心地厌恶的。而且我越来越被一些在形式上力求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出现的媚俗精神惹恼。（我还要加上一句：尼采对维克多·雨果那些“漂亮的词语”和“炫耀的华丽大衣”的反感，以及对瓦格纳的“无法模仿的糖”的反感，正是在媚俗这个词尚未产生时对该类现象的厌恶。）以及，昆德拉非常在意自己的文本的“纯洁性”，这一点也让他饱受争议。从捷克语写作到法语写作的转向，让他对“译者”有独特的理解：
【译者】TRADUCTEURS我经常说他们不好，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的稿费很低，不被人欣赏，待遇很差，而且人们要求他们做到两件无法兼容的事：在所有方面都与作者保持同等水平，同时又要完全从属于作者。太可怕了。然而，正是他们让我们生活在世界文学的超越国度的空间里。他们是欧洲的、西方的谦逊的缔造者。除了“昆德拉词典”《八十九个词》，《不解之词》还收录了《布拉格，消失的诗》。昆德拉在这篇随笔里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中欧文化的光辉与成就以及捷克文化的境遇，回顾了捷克文化里那些滋养了他的创作、造就了他独特文学个性的作品，尤其是哈谢克和卡夫卡：
约瑟夫·K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进入法庭，而法庭像加尔文的上帝的意志一样不可把握；他想要理解它，并被它理解。因此，他就成了一个虔诚的被告：尽管没有任何人跟他确定开庭的时间，他仍然按时赶到审讯现场。当两名刽子手将他带到刑场的时候，他还让他们躲开警察的目光。对于他来说，法庭不再是一个敌人，而是他不断追寻却无法获知的真理。他要在无意义的世界里注入意义，而且这样一种努力却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帅克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对塞尔维亚的侵略。战争伊始，约瑟夫·帅克，身体棒棒的，坐进轮椅里，让人推着穿过整个布拉格，前往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他扔掉借来的拐杖，带着战争的热情高呼：“打到塞尔维亚去！打到贝尔格莱德去！”所有见到他的布拉格人都被他逗乐了，开怀大笑，但是权力机构对帅克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完美地模仿了周围人们的各种手势，重复着口号，参加各种仪式。但是，由于他一点儿也不觉得严肃，他把所有事情都转化成一个巨大的玩笑。
在一次军事弥撒中，拘留营里的士兵也参加了。卡兹神父喝得醉醺醺的，做了一次冗长的布道，指责士兵们犯了罪。帅克穿着监狱犯人的长短裤，开始大声地抽泣。他假装被神父的话感动了，逗得朋友们开怀大笑。即便在战争中的一支军队彻底的操纵之下，不严肃的精神也保证了帅克作为人的内在完整性。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帅克成功地活了下来，因为他与卡夫卡的那个约瑟夫不同，他拒绝看出其中有任何意义。
令人赞叹的是，在布拉格的虚构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想象的世界里的伟大人物，帅克和K，都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诚然，卡夫卡的小说从公共图书馆里下架了，但是，今日的布拉格每天都在上演他的小说。因此，它们变得极其出名，在布拉格人的日常谈话中不断被引用，跟哈谢克本就努力平民化的作品一样深入民心。
这两篇短文的出版使得昆德拉以最生动的面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于尚未了解昆德拉的读者来说，本书将是一个进入昆德拉虚构宇宙的入口。
《不解之词》
序言
这两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辩论》杂志上。
《八十九个词》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三十七期），是米歇尔·图尼埃发起的《词语之下的词语》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后一期刊登的是勒克莱齐奥的《克里奥尔语简明词典》。《布拉格，消失的诗》则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六月，在杂志的第二期。
这两篇文章都有很强的私人性。一部个人词典总能表达一个人的思想精髓。米兰·昆德拉的情况更是如此，身为捷克作家，他不能用自己写作时的语言出版，尤其要细心审视每一个词。他对此事的重视有一个证据，就是他在《小说的艺术》中以一个章节的形式再次发表，但删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对其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做了改动。如果对这两个版本进行比照，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他还为此增加了十二个词，此次出版，我们也将它们插入到最初的版本中，并给每个词加了一个星号。
至于《布拉格，消失的诗》，我们只需读完这篇令人感动的美妙文字，就能理解它对于昆德拉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孕育了他的文化源泉，也滋养了他呈现的所有作品的特殊性；这一文化产生于一个“小国”，却如此丰富，又具有普遍性。正如在《一个被劫持的西方》中一样，我们看到作者以同样焦虑的怀旧之情进行了双重谴责：扼杀、迫害了这一文化的“俄罗斯文明”，以及没有承认它、甚至无法了解它的西欧。
如今，昆德拉离我们而去，重新发表这两篇文章并将它们放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他最生动的形象。相信对有些读者来说，这是对昆德拉小说宇宙最好的引导；对另一些读者来说，则可以再度感受他那带有毁灭性的讽刺，以及他所做出的微妙判断。若能如此，则我们心愿得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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