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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论文《组织如何应对信息披露：测量长期绩效轨迹（How Organizations Respond to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esting Alternative Longitudinal Performance Trajectories）》的一篇论文解析， 该论文于2015年发表于《管理学术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该论文的三位作者，Miller来自于密西根州立大学，研究兴趣包括物流运作，运输安全以及重复测量数据的统计模型；Fugate来自阿肯色大学，研究兴趣包括面向消费者的需求与供应整合以及供应链可持续性，Golicic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兴趣包括与公司供应链运作相关的可持续，创新和战略。
问题提出
信息披露计划（IDP）已成为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监管机构和专业机构，利用信息影响目标组织的途径。对IDP的逐步依赖性影响目标组织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组织如何响应此类计划。已有研究发现组织在实施IDP之后，是否会根据披露的指标提高绩效、组织特征如何调节绩效、信息披露后的改善。但一些重要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首先，对组织在公开信息方面的长期绩效了解甚少，以及可能推动这种关系的基本过程。其次，理论上，关于规模如何影响组织对IDP的响应存在争论。
研究假设
首先，随着时间的流逝，披露的信息对外部参与者的重要性会降低。一般来说，信息披露并不是外部参与者做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因而随着信息新颖性的下降，信息相较于外部参与者的利用价值降低，故外部参与者给组织的压力也在下降。其次，组织改善绩效的过程是一个边际成本上升的过程，初始阶段，企业不得不面临IDP发布后改善绩效的压力，改善的成本一旦越过某一门槛值，企业的成本将大大增加，组织倾向于减缓组织绩效改善的进度。
假设1：组织将显现出逐渐变化的改进速率，因此在实施IDP后，绩效将最快地得到改善，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慢改善速度。
IDP通常侧重于能够实现更加突出的目标的组织（Fung等，2007）。因此，随着外部参与者给予的压力下降，绩效较差的组织更有可能分配资源以提高其他组织的绩效，尤其是因为它们不太可能在公众范围内脱颖而出。
假设2：自IDP启动以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初始绩效较差的组织将显示出更大的变化递减率。
一方面，由于规模较大的组织更可能受到外部参与者的审查，因此规模较大组织绩效的改善是由于他们来自外部参与者的压力，要求他们改善。另一方面，规模大的组织拥有较大的结构惯性，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施变革以改进绩效，规模较大的组织也拥有更强的实力，因此外部参与者在IDP后可能无法向规模较大的组织施加压力以立即改善实施。综上，规模较大的组织的响应速度较慢。
假设3a：在实施IDP之后，规模较大的组织在IDP实施后的改善较差
由于规模较大的组织其自身的声誉和影响，受到外部参与者的限制本就相对较小，因而随着IDP的发布，和规模较小的组织相比，IDP引起的外部参与者对规模较大组织的压力也较小，大组织的改进速度进一步降低。
假设3b：自IDP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型组织改进的变化速度降低。
数据和方法
本文遵循多阶段的过程来收集数据。第一步是查询FMCSA在线数据库，获取每个州注册的机动车辆清单。然后，将这些数据库合并到一个主数据库中。接下来，删除了所有归类为私人车队的汽车运输公司，这些运输公司不向大众提供服务，而是为特定公司运输产品。移除私人车队后，将样本限制为在运输部最近提交的汽车运输普查中报告至少100个动力单元的运输公司。由于这些运营商会接受更多检查，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大型公司上，从而减少了随机噪声污染的可能性。综上，本文确定了1,284个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辆。本文在此基础上，从1,284个电机托架中抽取了40％的随机样本（N = 517）。本文注意到有33辆汽车运输车符合归类为“服务中断”的标准，这表明该航空公司已被FMCSA撤销了运营权限。我们将这些公司排除在外是因为无法确定这些公司何时停止运营，从而无法确定要包括的时间段。排除这些公司，将总样本减少到484。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事后分析进行后续研究。
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第一，扩展了制度波动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组织在IDP后的改变可能会遵循逐渐变慢的模式，即组织在IDP开始实施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改进，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慢。第二，初始表现最差的组织可能在改进速度上表现出明显的下降。第三，通过组织规模在初始改进速度和变化率逐渐降低的程度之间的调节效应，来解释组织规模如何影响组织对IDP反应的竞争性预测。
本文的贡献有以下三点。
首先，本文利用钱德勒的制度波动理论，设计出一种关于组织如何对IDP做出反应的更全面的理论，以解释组织的纵向绩效轨迹。其次，我们的理论和发现挑战了先前的观点，即IDP可以有效地刺激绩效不佳的组织来改善绩效并维系这种改善。特别是，我们发现，初始绩效较差的组织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改善下降趋势，即使许多企业的绝对绩效水平低于同行，它们也开始降低绩效。第三，我们建议通过关注于如何在大型组织是否会或多或少地对IDP实施做出响应方面达成和解。规模适度降低了组织在IDP推出后的[1]变化速度以及[2]他们的变化率逐渐降低的程度。特别是，我们利用结构惯性和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大型组织在IDP之后对披露指标的改进不那么迅速。
参考文献：
Jason W. Miller, Brian S. Fugate, & Susan L. Golicic (2015). How Organizations Respond to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esting Alternative Longitudinal Performance Traject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https://journals.aom.org/doi/10.5465/amj.2015.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