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跨境儿童，走过边境线去上学
像佩佩这样生活在深圳却跨境去香港上学的群体，有一个概括的名称叫做“跨境学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港跨境学童开始出现，到了2010年，深港跨境学童的人数开始破万，年增长率高达30%，到了2017年，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已高达3万人。
佩佩是今年年初上映的电影《过春天》里的女主角，她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大陆人，电影中她十五六岁，父母早已分居，她在深圳和母亲一起居住。
但因为父亲的关系，她有香港身份证，又在香港上学。
长期两地奔波，跨境学童的身份认同和对深港两地的情感归属是较为模糊、不确定的。
《过春天》导演白雪在拍电影前对跨境学童做过调查，她曾问女孩们：
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女孩们的眼神躲躲闪闪，只是回答：
我有香港身份。
在身份上，跨境儿童终究在躲闪后还是会认同香港身份，但这种躲闪多多少少带一些犹豫。
不少家长为去香港生产，付出了很多代价，为了让这份付出能够最终有所回报，家长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孩子珍惜香港身份，从而影响到跨境学童的心理。
“我觉得啊，我希望他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因为我自己很辛苦过去生他，我觉得他应该要去享受香港那边的政策，像那些医疗啊、学校啊都比这边好，学校的氛围好一些嘛。
虽然来回上学很辛苦，但是那边的学位抽签制度更公平啊，更透明，更加有希望抽到。
”
白雪还观察到她们迅速切换的语言：
“
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一扭脸就可以变成地道的港式粤语，接起娘家来电的时候又是一口流利的湖南话。
”
其他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还发现有些学童也会受影响，特别注意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进行语言转换：
在香港他们会积极用粤语交流，以便更好融入香港环境。
有家长也提到自己孩子很清楚在什么环境说什么话，他的切换只是一条边境线的宽度：
“他会说粤语，也会说普通话，平时在家里也是跟他讲普通话，但是很搞笑的是……一过到香港的时候就会跟我说“现在你要跟我讲白话了不要讲普通话。
”
多年离家独自去香港上学，让这些孩子有一种孤独感，而且他们就算说了粤语也未必就能很好地融入香港环境——他们接触到的香港社会除了学校就是来回的路上，类比一下，一个996天天地铁通勤的北漂对北京的理解怕也就是地铁、办公区和合租单间，心里只会觉得自己被折叠了。
而在深圳这边，不少跨境儿童却能感受到些人情味，所以也对深圳有着较强的情感认同。
佩佩的故事里，情况则较为复杂。
她在香港虽然有要好的闺蜜，但看得出朋友不多；
在香港打零工，同事问她：
“
你住哪儿？
”她几乎没犹豫就回答了“
很远
”。
她并不想提深圳，因为深圳有她不着调的母亲，叛逆期的她对母亲颇为嫌弃。
而她在香港的父亲不大情愿见她，少数几次见面里只会问两句再给她塞点钱。
“1990年代末，年轻的阿兰从内地山区老家跑到深圳，在一家制造电子配件的大工厂做厂妹。
长时间的工作、单调的节奏，让阿兰对未来感到迷茫。
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香港大货车司机勇哥。
彼时的勇哥穿梭在深港之间运货，收入可观，认识阿兰后，背着香港的结发妻子，在深圳又安了一个“家”。
1999年，两人的孩子——“单非”儿童佩佩出生。
勇哥每个月给阿兰几千块生活费，还许下很多承诺。
但时代渐变，勇哥的收入每况愈下，力不从心。
充满怨念的阿兰为了维持她和女儿的生活，开始倒卖不靠谱的营养品，代购高仿包包，甚至偶尔靠小赌挣钱。
”
佩佩是私生女，所以她只能在窗外看着父亲给他的婚生孩子庆生，而父亲却不敢承认她。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香港人在珠三角一带包二奶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发展出了多个“二奶村”。
在内地包二奶的香港人，不需要多有钱，寡头大佬包得，小老板包得，技术人员包得，卡车司机也包得。
当时香港大货车司机往返于香港和内地拉货，每个月有大概五千元人民币左右的补贴。
这笔钱一般会花在每晚住宾馆和吃喝上。
久而久之，他们摸索出路子，在口岸附近的村子租一间房，包养一个内地女性，把几千块钱都给她，就等于在内地这边安了个“家”，食宿都由这女性照管，不仅解决了吃住，还能有稳定安全的性生活。
而这些被包养的对象大多是内地来深圳打工的，收入本就不多，工作机会也不好。
作为对比，当时深圳房价不过一平米五千元左右，深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一年到头不过一万元左右，一个月5000的补贴，结余下来的部分也远胜于自己的劳动做的。
这一现象甚至引发过舆论较为激烈的讨论，带着对深圳这片特区“一夫多妻”沉渣泛起的恐惧，以及对二奶赚钱轻松的嫉恨。
一位做了二奶的思想独到、表达清晰的女性对社会上把她们看做“它者”肆意批判的行为，很是不屑一顾：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
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
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
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
”
她在自述中提到，自己之前的工作又苦又累收入又低，还要经常面对男人的揩油，“
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
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 。
反倒是被包养之后，还能拿到更多的钱，不必那么受罪了，甚至还能感受到一丝人间真情，因此她对社会进行了自己的控诉：
“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的出路。
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
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
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
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包养？
”
别忘了那是孙小果减刑出狱，邓世平埋尸操场的年代，她有这种想法看来并不稀奇。
当年的深圳相对来说确实很穷，穷到香港大货车司机都能来包二奶，搞起“二奶村”。
白雪还小的时候，1990年第一次到深圳，转车到罗湖，站外还有水牛在吃草。
她问父亲：
“
你为什么带我到农村来呢？
”
但在荒凉的背景下，深圳有一颗一直激烈搏动的开拓之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和如今的深圳，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
总有人能够抓住机会暴富，甚至在富裕之后仍然不停歇，继续奋斗的也不在少数。
说深圳机会多，地上都是金子，对于这些有本事的人、抓住机会的人确实如此，可在其角落里照样有很多失意者，被人包养已经是很不错的选择了。
有位王先生，本在深圳一家大公司工作，两三年间为该公司创造了一千多万的价值，公司发的奖金让他买得起深圳一间三房二厅的一手房。
可他并不满足，开始自己创业，就在这间三房二厅之中，他雇人帮他鼓捣硬件，全国将近一半的同类型产品是从他这个三房二厅中进入市场的。
这间三房二厅的房子听上去更像是美国创业的车库，或者你把三室二厅换成2004年华强北的铺位，似乎也没什么违和感。
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1994年，王先生鼓捣的电脑品牌康柏就已经暴露了那是个较为遥远的年份。
从鼓捣硬件转卖，到大规模山寨，再到自主创新，深圳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型，而与之一水之隔的香港，反倒在创新方面放慢了步伐。
在创新方面，深圳超过香港的时候甚至都比很多人想象得还要早——香港大货车司机还能在深圳包养得起二奶的2001年，香港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就开始小于深圳了，2003年深圳的专利授权数量也开始超过香港。
最近几年，香港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总数被深圳远远甩开，香港每年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甚至有停滞不前的迹象。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上，香港和深圳更是不在一个量级上了，香港甚至是逐渐递减的。
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深圳主导研发的是企业，自2009年至2017年，本土企业的经费支出占深圳总研发支出的占比均高达90%，香港则只占40%左右。
房地产寡头把控下的香港，资本、人才、政商关系大多握在房地产行业的手中，大大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香港式实业”，是一场由脚手架和大吊车组成的幻梦。
连香港引以为豪的航运业也敌不过房地产的全方位打击，让第一代董先生顶着“船王”的桂冠郁郁而终，第二代董先生也最终放弃了家传的事业，就更别提不堪一击的小小创业公司了。
至于房地产巨头自己，更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去搞什么研发，整个香港社会的职业形态也就转型成了服务寡头需求的样貌。
寡头的事业需要金融人才、律师，他们垂垂老矣的躯壳又需要医生续命，以上三者就变成了香港职场的香饽饽。
再加上上海、广州、宁波、厦门、青岛等沿海口岸一边过河一边摸到了自己的石头，香港作为内地自贸窗口的角色也很难继续扮演下去了，经济多样性进一步缩水。
后来的香港，即使没有房地产的折腾，恐怕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民币对外窗口而存在，经济地位下滑是必然。
而这样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的衰退，对普通人的影响明显要大过富豪们。
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的小白领和大货车司机，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后钱包缩水，实现了包二奶降级，包二奶的地方离香港越来越远，最后彻底包不起了。
最初，二奶村在靠近口岸的地方，比如皇岗村，就在皇岗口岸附近，方便大货车司机在口岸附近居住休息。
后来，深圳关内房价和房租上涨，不少香港人转去房租较便宜的深圳关外布吉等地包二奶；
再后来，也就香港小老板能够在东莞樟木头包二奶了；
等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小老板们纷纷关掉工厂，樟木头的二奶村也日益萧条了。
《过春天》是一部粤语片。
我们以往熟悉的粤语片是香港拍摄的，而几乎没有《过春天》这样大陆导演拍摄的粤语片。
导演白雪出生在北方，在深圳长大；
饰演佩佩的黄尧父母来自北方，出生在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