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缅怀七十年耕耘教育的大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永远闪亮 | 清明节

在您的人生中，无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享誉文坛的文学家，还是思想新潮的编辑家，抑或是推动科学教材体系建立的出版家，都没有停止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对教育本质的追寻。

1912年，您来到苏州言子庙小学，怀抱一颗“从事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之中。然而，您这位不喜欢拿教科书照本宣科的年轻人，很快成为旧教员眼中的另类，最终学校将您“扫地出门”。

后来，您又来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1932年，您开始集中创作《开明国语课本》。那一年，您创作了400余篇课文，周旋于造书工厂的红墨水、蓝墨水、校样、复写纸中，一年里“未听到蝉鸣，未看到荷花”。

那套课本，摆脱说教式的刻板面孔，课文短小精悍，富有生活气息。您虽一年“未听到蝉鸣，未看到荷花”，但学生们却从课本里听到无数的蝉鸣，看到连天的荷花。

新中国成立后，您又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领导中小学教材的改革和建设，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代教育要培养出一个个自由的人，不能再以圣经贤传为教，不问其是否适用于教，以此为幌子，把受教育者赶上利禄之途。”

“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选手光荣显要，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

回望您说过的话，今天的我们，依然感动、感慨。

您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共产党校长。

但您上任的时候，清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院系大调整令学校元气大伤。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均被调走，唯一剩下的工学院，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

您也是清华的学子。对于母校被“肢解”，您一度流下眼泪。您说，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您是一名职业革命家，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写出传世名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但是，对教育，您这位老革命，又真的懂行。

为了把“旧清华”改造成“新清华”，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并鲜明提出“又红又专”的办学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您在清华开展系统性的工作。您还多次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光想自己不想国家，学习再好，技术水平再高，正当中华民族处在被人凌辱的时候，袖手旁观跑了，要这样的人干什么？”对清华师生而言，您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学长、备受爱戴的良师益友、深孚众望的杰出领导，是清华优良传统和办学风格的重要铸就者，是当之无愧的“清华之魂”。

1985年，您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说，中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人这一生，总要走向终点，总会有最后一篇论著，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解答。

而有的人，他的问题，他的解答，十年，几十年，乃至百年，都不会过时。

您就是这样的人。

武林宗师有叶问，中国体育教育的宗师，则有您。

您身材匀称、行动敏捷、体能惊人。您生于1882年，少时脑后还蓄着辫子。传说年轻时您全速奔跑时，辫子可以水平于地面。当然，学生们目睹更多的，是您创下的种种运动奇迹：76岁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并被评为国家一级运动员；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逢会间休息，便在人民大会堂“跑楼梯”，从一楼跑到二楼、三楼，再跑下来，您邀请别人比赛，竟无一人敢上前比试……

当然，您的宗师名号，不是靠这些获得的。

1920年，您执掌清华学校体育部。在您手上，不过数年，清华体育教育改头换面，其体系之完备、训练之系统，莫说当时的北平高校，放眼整个国内教育界，罕有能出其右者。清华的体育传统，自此一举奠基。1964年，清华大学举办庆祝您服务清华50周年纪念大会，校长蒋南翔正式发出号召：“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争，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口号迅速冲出清华园，响彻大江南北，成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象征。

您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工作了52年。您的雕像，和朱自清、吴晗、闻一多三位大学者一起矗立在清华校园里。身为体育宗师的您，和大师巨匠一起守护着水木清华的风骨和品格，也守护着中国体育教育的华彩篇章。

各行各业，中国人历来讲究德艺双馨。那些伟大的教育家，底色都少不了“教德”二字。纵览您的一生，您为人所知，靠的是教学之艺；您感动杏坛，靠的是教师之德。

您最闪亮的标签是“童心母爱”，您曾质朴地解释说：“与孩子打成一片，这叫有童心，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这就叫作对学生的母爱。”童心母爱一直标示着您教育人格的特质。

曾有一次上课，您走进教室。此时，刚“疯跑”回来的孩子还在大呼小叫，喧闹不已。您没有大声斥责，而是温和地说：“有的小朋友还没有做好上课的准备，现在老师走出去，请大家赶快坐好。”接着便转身走出教室。等您面带微笑回到教室时，学生已经安安静静地坐好了。

教育是把知识、品德内化为人的行动指南的过程。凭教师之威，您恢复课堂纪律，不过提高嗓音一句话的事。但是您没有，您用暂时回避，给孩子一个缓冲的时空，让他们因为深切体验到教师的尊重，从而自尊自爱。

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尊重喜爱孩子，这话，这事，说不出口，做不出来。

您有“讲台上的梅兰芳”的美名。从来技艺傍身易，美德入心难。臧克家为您所作的诗，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深深回味——

一个和孩子常年在一起的人，她的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一个热情培育小苗的人，她会欣赏它生长的风烟。一个忘我劳动的人，她的形象在别人的记忆中活鲜。一个用心温暖别人的人，她自己的心也必然会感到温暖。

您生命的底色，是大爱。

您的爱，不仅是对孩子的爱，更是对人类的爱。因为有这样的大爱，苦难便打不垮您，反而在您心里浇灌出最美的花朵；您便能俯下身子，甩开一切条条框框，去理解最微弱个体的最真实心跳。

不是吗？

“文化大革命”中，您被批斗关押。有一天您获准回家，满心欢喜的您一到家门口，看见的却是13岁的儿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据说，他是被红卫兵扎死的。

您遭受这样的打击，没有沉沦。痛哭之后，您想到的，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些思想畸形、行为扭曲的学生。您是教师，人民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类的灵魂出问题了，您不管，行吗？

那时起，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您，暗暗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有朝一日还能重返讲台，您一定改教语文，因为语文是载道之学，是人文之学，是塑造人类之学。

当 动乱结束，您终于如愿。“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教育”“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爱我的学生，学生们也爱我。每个孩子，我都认真去教，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在三尺讲台上，您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都由衷地称您为“国宝”。您追求了一辈子文以载道，其实，您自己便是“人以载道”，您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后来者从您身上，能汲取到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您的名字取自《论语·季氏》之“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很多人评价，看您一生之为人处世，可谓人如其名，行如其名。

您从1953年担任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筹委会副主任，到1984年底卸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在华中科大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把学校从一所全国二流的工科院校带到著名一流综合性院校。您曾自我评价：“我当校长时创造性的工作主要是两件半事情：一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二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您那句大名鼎鼎的“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领一时风气之先，为后人津津乐道。著名教育家刘道玉评价说，您的观点非常前卫，当时许多人非常不理解，那时您就意识到，一所大学不做研究，教学就不可能有新意，就不可能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

您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是一座丰碑，但您也有血有肉，有过害怕。执掌“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您在晚年表示：“我怕不怕？我也怕，说不怕那是假话。但是，老怕也不行啊，责任在身，除非我辞职不干。”

这就是您身为教育家的伟大之处。办学的方向一旦确定，就百折不挠，就千方百计要达到目标。您也怕自己犯错误，但您更怕对不起学校，对不起师生，对不起“教育”二字。

您曾痛斥中国幼儿教育的三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对幼稚园课程照抄照搬日本及欧美国家模式极其反感。您专门著文，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幼儿心理、教育原理、社会现状的15条主张。

您还对国人对幼儿教育的冷漠与无知痛心疾首，愤然而言：“养蜂有养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唯独对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如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事后无研究，孩子的价值，还不如一只羊，或一头猪。”

为了寻求幼儿教育的科学化，您以自己的儿子做实验对象，从儿子出生的第一秒钟就开始了详细记录。您将观察、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字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成为中国最早将观察实验方法运用于研究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人。

在您的两本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中，您对儿童心理特点进行归纳，提出共计101条教导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您又任南京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整合全国多所高校的儿童教育和福利专业，建立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系。中国的幼儿教育史上，您被誉为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开创者，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

1982年，您病重。面对友人的探视，您用颤抖的手写下：“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您去世后，人们以您的一段话作为您的墓志铭：“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理想，总归是要实现的吧。

从唱到教，在中国声乐界，能把这两件事都做得明明白白上到高度的，您是独步天下。

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曾说过，把创建中国声乐学派当作目标理想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其中有以美丽动人的唱歌艺术独树一帜堪称大师者如郭兰英等人，有高徒辈出而惊艳国际乐坛的如沈湘等人，而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兼而得之的双料大师，仅您一人而已。

于术，您创造了崭新的声乐教学模式。

上世纪50年代，您刚教书那会儿，音乐院校注重的是示范演唱，天南地北的学生一张口，全都一个腔调。对此，您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于德，您堪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范。

您早早出国游历欧洲，专注学业和事业，跟共产党几无来往。但上世纪50年代您一回国，几次接触下来，就认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从此矢志不渝，即便特殊年代里几次受到政治运动迫害，也不改初心。

大概，构造您精神世界的所有秘诀，在您19岁时，已经发轫。

那一年，日寇肆虐，国土沦陷。

19岁的您，流着泪唱起一首歌，从街头唱到医院，唱进每一个抗争的中国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