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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23日，清晨。苏州狮子口监狱。
一位60多岁，穿着囚服的老人，正在带领许多囚犯一起打太极拳。
这时候，几名法警走了过来。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于是和囚徒们告别：“不好意思，要先走一步了。”
这一天，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深灰色毛质单长衫，白底细青条府绸短衫裤，黑袜黑缎鞋，左手还捏了一串佛珠。
经过女监的门口，他看到里面的陈璧君在哭，向她挥了挥手，说了一句：“再会”。
在临时法庭的最后过堂上，他坚持自己没有犯任何罪。检察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表示“没有遗言”，只是强调，自己愿意捐献出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用。
面对记者们照相机的闪光灯，他居然还露出了笑容，挥了挥手：“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啊！”
随后，他在法警的簇拥下走向刑场。按照以往的惯例，为了减少犯人的痛苦，负责行刑的警察走在他的后面，出其不意地向他后脑勺开了一枪。
应声倒地，气绝身亡。
他的名字，叫褚民谊。
他是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
1946年4月，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外交部长的褚民谊被送上法庭，控以汉奸罪名
褚民谊，1884年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是一位名医。
有一说法，褚民谊原名作“明遗”，取“反清复明”之意。此举虽然颇有侠士风范，但考虑到当时仍在清朝统治之下，虽然清廷的统治力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人给自己孩子敢公开取这样的名字，还是让人有些怀疑。
不过，1903年就东渡日本留学的褚民谊，还是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有为青年应有的一种姿态：在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的褚民谊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结识了同乡，之后的国民党大佬
张静江
。
张静江。他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晚年淡出政坛。
1906年，褚民谊随张静江一起奔赴法国。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俩一起加入了同盟会。所以后来褚民谊也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倒也是不假。
抵达法国巴黎后，褚民谊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以笔为枪，宣传推翻清朝统治。
1911年，在中国就要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前夕，褚民谊从巴黎回到了上海。经同盟会元老黄兴介绍，褚民谊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
汪精卫
。
不仅如此，因为频繁出入汪家，褚民谊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的堂妹陈舜贞
（一说为陈璧君家的丫鬟）
还好上了。在陈璧君的主持下，褚民谊和那个叫陈舜贞的女子结为夫妇，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北议和，在各方面比拼中均落下风的孙中山，最终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袁世凯。和当时很多同盟会会员一样，褚民谊选择退出政坛。他去了欧洲，在比利时的自由大学继续深造。
27岁的褚民谊的人生之路行进至此，其实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应该说，褚民谊算得上“多才多艺”。
他首先算得上是一个教育家。
1920年，褚民谊和吴敬恒、李石曾一起创建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后来还历任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前身）
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李石曾，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
然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医学家。1924年，褚民谊获得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不过他后来也被一些人讥称为“兔阴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兔子的性欲、月经等各种兔子性方面的问题。
褚民谊还可以算半个武术家。他曾担任过全国武术协会的会长。他在1925年师从吴鉴泉，应该也算是“吴氏太极拳”的传人。他曾将师父吴鉴泉的太极拳图谱印刷成书，成为业内研究“吴氏太极”的重要资料。
褚民谊在演示通过器械打太极拳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大力推广“国术”，发明创造了太极操和太极球。他曾提出“科学化之国术在于合于力学与心理学，讲究生理与卫生”。应该说，这个理念在当时还是十分先进的。
此外，褚民谊在戏曲方面也有一定研究和造诣，尤其研究昆曲。褚民谊编纂过《昆曲集净》，撰写“自序”“绪论”“例言”等章节，影印出版。
褚民谊的颜体字当时也颇为有名
总而言之，不管褚民谊自己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整个调调，是有点向“魏晋风度”靠拢的。这样一个人，做一个时代的“名士”，倒也未尝不可。
可惜的是，他却最终从了政。
1926年1月，褚民谊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
一开始，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褚民谊出任了行政院秘书长。
秘书长汇报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行政院长汪精卫。
一个文化人出任一个相当于国家国务院秘书长的职位，结果是怎样呢？
首先，自然是业务能力堪忧。据说褚民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公文”与“公函”的格式也没搞清，被汪精卫痛斥“滚出去”。不过老褚心态还是不错的，主动对人说，汪精卫之所以会痛骂他，是把他当自己人。
其次，一个行政院秘书长不是不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如果不注意分寸，就会有点问题了。
褚民谊做秘书长的时候，提倡“弘扬国术”，鼓励大家踢毽子，放风筝，练武术。这并非是个坏主意，但这个可能由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的长官来提倡就可以了，但褚民谊一直热衷于在公众场合表演踢毽子和放风筝，还总是客串一些昆曲的角色。果然有人称他是“三子秘书长”
（踢毽子、放鹞子、做戏子）
，还有人如此评价他：“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褚民谊当时体格倒也是颇为健壮
1930年，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运动会期间，许多女性跑步运动员在出赛之前，都要在大腿上擦上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而褚民谊以当时中央委员的身份，热衷于亲自为女运动员擦油，被新闻记者争相拍照登报。
为了弘扬“国术”，褚民谊并不支持足球、游泳这些从西洋传过来的运动，称之为“为礼教不能容”。但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褚民谊却对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女将杨秀琼青睐有加。有一天，褚民谊亲自驾驭一辆马车，载着杨秀琼游览南京中山陵。一时间，南京全城轰动，最后褚民谊被检察院以“有辱官声”而弹劾。
杨秀琼
做风流名士可以，当糊涂官员已经走错一步，而褚民谊接着又走错了一大步。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褚民谊并未像很多人那样西撤。
当时的他，担任了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在上海逗留了两年，褚民谊逍遥自在，没等来国军的光复，却等来了秘密前来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1939年找到了褚民谊，就一件事：跟着自己一起干！当时对外宣布“绝对不从政”的褚民谊，并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而那个时候，汪精卫已经发表了“艳电”，公开主张对日妥协。
在组建汪伪政府的过程中，汪精卫一开始想让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但遭到一致反对。汪精卫胆子倒也不小，居然准备任命一介文人的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海军部长。为此，褚民谊还一本正经先自己找裁缝做了一套海军大将领的制服，穿上后常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结果，汪精卫手下的另两大干将陈公博和周佛海极力反对。周佛海反对的理由写在了他自己的日记里：“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陈公博，中共一大参会代表，后加入国民党。抗战爆发后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抗战结束后被处决
无奈之下，汪精卫决定让褚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结果周佛海依旧反对，褚民谊只能辞去副院长之职，最终担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
一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能有多少外交事务可做？所以褚民谊的职责，主要是与日本打交道，签订一些汪精卫都不好意思出面签的对日和约
（他曾获得日本颁发给他的“一级旭日大勋章”）
，另外就是帮汪精卫跑腿。
当时人们的说法是：“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褚民谊堪称汪伪政府的第四号人物。
不过，出来混，总归是要还的。
一眨眼，就到了1945年。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
汪伪政权顿时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几大干将吵作一团。陈公博和褚民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褚民谊在1945年7月，被派到广东省担任“省长”兼“保安司令”。
一个月后，陈公博告诉褚民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在这个时候，褚民谊才如梦初醒，开始给蒋介石发电，称“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异党乘机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但他不知道，早在很久以前，他的同事周佛海等人，早就和重庆的国民党接上了联系，踏上了第二条船，表示要“潜伏敌后”，效忠党国了。
周佛海，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之后加入国民党，再之后成为著名汉奸。抗战结束后，因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由死刑改无期徒刑，1948年因心脏病死于监狱中。
没多久，褚民谊就接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一封回电，称“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
褚民谊看到电文后大喜过望，立刻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表示“荷蒙矜全”。
1945年9月12日，褚民谊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带了一个随员，搭乘飞机奔赴重庆“商量善后事宜”。在去广州机场的途中，被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派人按计划逮捕，成为汪伪政权第一个被捕的高官。
褚民谊被人押到看守所，迎面碰到了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当初徐是伪行政院的科长，是褚民谊的下属。褚民谊以为徐也是被抓进来的，非常诧异，问道：“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
他感到诧异的原因是，按照行政级别，科长怎么可能比自己这个“外交部长”和“省长”先进来呢？
毫无疑问，等待着褚民谊的，是一场审判。
在法庭上，褚民谊确实也是泰然自若，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汪精卫，说一切都是汪精卫的意思，自己只是一个跑腿办事的。而且，他还表示自己“外交部长”的职位在汪伪政府里只能排到第12位，绝非法庭称的“高官”。
褚民谊在江苏法庭上接受审讯，他以当年协助医治孙中山的资历为自己辩护，希望功过相抵，不过并没有被法庭接受
褚民谊的儿子褚幼义，曾回忆在1963年，他在家中发现了一张当时褚民谊委托妻子陈舜贞代转蒋介石，但陈最终未转的纸条，大意是请委员长不要为难，不要为自己减刑。
但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褚民谊的表现与纸条上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太相符合。一方面，他在法庭上进行各种自辩，另一方面，他委托妻子多方奔走，找人为自己求情。
在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褚民谊抛出了他最后一个“法宝”：我有一个珍藏多年的宝藏，愿意献出来，将功赎罪。
军统特务沈醉奉命前往褚民谊交代的亲戚家中，去取回“宝藏”。在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他回忆了“取宝”的过程：
“带着万分好奇心急忙赶回，下车后什么也不干，便先去取这件宝物。”当沈醉拿出所谓的“宝物”一看，原来是一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肝脏。
谁的肝脏？孙中山先生的肝脏
（孙中山去世后尸体被解剖）
。
为什么会在褚民谊的手里？原来，褚民谊并不是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后路做过准备，而且还独辟蹊径：
就在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前，当时兼任汪伪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褚民谊，利用职权，趁乱将存放于灵前的孙中山的肝脏偷了出来，存放在南京的一个亲戚家。他觉得，这副国父的肝脏，可能会成为他的“保命符”。
因为交出了国父的肝脏，江苏高等法院居然真的还同意将褚民谊的案子复审。但此时舆论大哗，许多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更是对这种盗窃国父“灵脏”的行为相当愤慨。
结果，迫于外界的压力，法院维持原判，褚民谊最终被执行枪决。
至于他声称要捐献的遗体，他的家属最后并没有捐出，而是埋在了上海虹桥公墓。
抗日时期的汉奸，一般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