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的gay已经被逼婚了

GS乐点 · 公众号 · · 2019-03-04 11:41

正文

文 | 王大湿

L跟我抱怨他被家里人催婚了。

他是个典型的80后，赶上扩招进了大学，父母皆是退休工人，家里有个姐姐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这次看似例行回老家，L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大型催婚现场。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催婚，因为工作岗位的分配，L在郊县工作了五年多，他早年在市里买了房子。今年年初一纸突如其来的调令，L的工作岗位也随即调动至市区。家庭聚会上，亲戚们首先对他发起催婚攻势，父母既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帮L打圆场。最后L猛灌自己数杯白酒，结束了尴尬的场面。

2019年的春节热搜里，“95后被催婚”的标题清楚地表明，95后，最大的也就刚24岁，最小的可能20岁都不到。被催婚的对象也已经不限于大龄单身青年了，无论性取向与否，都逃不过饭桌上亲戚们的密集轰炸。一边是父母、亲戚对你早日成家的希望，一边是你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于夹在中间的你来说，春节真可谓热闹。

珍爱网曾经对催婚现象做过调查，26-30岁为催婚高峰期，有84.78%的受访对象有被催婚的经历。

对于婚姻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家庭社会学学者Andrew Cherlin以美国社会为蓝本，深入地分析了婚姻在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将婚姻分为三个不同阶段，这篇名为《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的文章2004年发表在《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上。

20世纪50年代以前，

第一阶段：制度化婚姻 (an institution)；
20世纪50年代以后，

第二阶段：陪伴式婚姻（a companionship）；
20世纪60年代开始，

第三阶段：个人化婚姻（individualized marriage）。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婚姻主要是制度化婚姻，类似于中国婚姻里两个家族的结合，在美国的制度化婚姻里，婚姻双方形成的家庭提供X交和繁衍的合理场所，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婚姻是安身立命的必然法则，只有通过结成共同生存的单位，家庭成员才具有抵御一系列如疾病、失业在内的生存风险的能力。

到了陪伴式婚姻上，婚姻的双方更看重对方是否能够履行作为伴侣的责任与义务，所谓陪伴即最好的告白，因为个体感觉到孤单，需要有人在身边互相照应，以改变自己的孤独感。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主流婚姻观则是个人化婚姻，婚姻的双方考虑的是，能否从这段关系当中找到做自己的力量去自我实现。

尽管中、美两国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但从研究中不难看出，婚姻观念的转变与物质生活的繁荣度是分不开的。对于父母来说，他们经历过那段物质极为匮乏的时期，家庭单位作为抵御生存风险的基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个人的职业发展、乃至住房、养老、社会福利都与婚姻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浸淫在那个时代的一辈人看来，结婚理所应当是人生所要经历的过程。

改变他们并不容易，那我们呢？

我又想到Y，他是个标准的90后，大学毕业后考取了老家的事业单位，平日里朝九晚五，到了周末才有时间和朋友出来“好嗨哟”，因为住在家里不需要担心房租，他舍得也愿意给自己花钱，出国旅游，还在健身房请了私教。这一切光鲜亮丽的生活之下，他也逃不过被催婚的套路。

Y在面对亲戚时总是推脱自己还小，时间一长自觉不是个办法，他问我怎么办，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搬出来住？他顿了顿说：没有。

Y能得到工作少不了家里人的运作，多亏了某个县长亲戚，他才得到面试第二的成绩，但是不这么做又不行，在老家的考试如果没有人脉，必然会被其它竞争者刷下去。然而Y有更深层的困惑，如果自己一个人生活，势必会牺牲掉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质量。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还不能自己迈出独立生活的一步，生活便只有推着你前进了。

很显然，我们父母那一辈人就是被生活推着前进的，到了适婚年龄，便踉踉跄跄地结了婚。人民日报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离婚数量，从1987年的58.1万对，上升到105.5万对只用了8年时间。那个时代的人已经逐步意识到了问题所在，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婚姻的范式也发生了变化，时至今日生存风险依然存在，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不需要制度化婚姻形成的家庭单位来抵御生存风险。

一如很多中国人对于体制存在不同程度的迷恋一样，不是所有父母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婚姻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子女在父母面前，往往是低姿态的、受保护的角色，父母催婚，更多的担忧依然是养老问题。

这一点B就很清楚，作为30+的大龄男青年，B并没有结婚的打算。独自在北京打拼6年，目前自己住的公寓一个月要5200元的租金。他觉得这笔钱花得值，相比在东南山区老家的生活，北京的一切好了太多太多。B的父母都是失地农民，谋了份跑长途运输的工作，B每年会把父母接到北京住一个月。除了一些不明事理的亲戚，B的父母从未催过他结婚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因为B没精力。从住的公寓到上班的单位，B要换乘三条地铁线，一去一回一个小时就没了。B经常吐槽，早高峰的地铁里，不需要扶手人就可以“直”立。他很清楚，自己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职业发展，这关系到他能不能在北京继续生活下去。他的父母也认识到，一家人对于改变现有生活的渴望如此深切的持续着，而B担负了这一责任。在生活欲望面前，结婚，反而成了不那么重要的事情。

催婚的本质仍然是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掌控了家庭的话语权。同样面对催婚问题，对于Y来说就是困扰，对于B却不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舒适区”的概念，像Y一样长时间呆在其中，甚至理所应当地接受父母所带来地好处，又何谈“能力”和“话语权”？反过来，B所坚持的，无非也是过上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持续地努力让他不惧于面对催婚的压力。